The Era Scenario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New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Ar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Hot Spots Observ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Phenomenon of "Blockbusters in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微短剧是数智媒介催生的新型文艺样态，它凭借全新的视听体验制造即时满足的情绪价值，因此高频产出爆款作品，屡屡刷新播放纪录。在有关方面大力扶持之下，微短剧从早期野蛮生长走上精品化发展之路，主题逐渐多元、制作日益精良、产业不断成熟、市场持续拓展，成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典型样态之一。然而，爆款微短剧中仍存在着审美平滑化、价值封建化、情绪资本化等突出问题。为追逐利润，某些作品用平滑的审美制造沉迷，以封建的价值观扭曲认知，将极端的情绪视作爆款密码，其已经或可能带来的感官异化、观念误导等问题和市场逆向淘汰的风险应当引起警惕。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推动更多微短剧作品摆脱流量裹挟，回归文艺本质，找准艺术品位、文化涵养与经济效益的平衡点，真正实现反映时代风貌、传递主流价值、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高质量发展。
与同时代以导演艺术见长的章泯、陈鲤庭、贺孟斧等演剧家不同，石挥是兼具表演家与理论家身份的艺术探索者。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作为优秀演员的独特创造与重要影响，更体现于其富有实践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演剧思想。他重视话剧创作中“人”的精神内核，深入探讨演剧中演员与观众、演员与导演等关系，以及角色塑造中的“型”与“性”问题；提出“向心表演”说、“齿轮演剧”说，阐述“迎头抢”“由根起”等表演现象，并主张话剧借鉴戏曲艺术精髓等，这些观点从不同维度回应并推进了当时话剧界创建“民族形式”的探索。
中国古代多类书籍中记述了一种被称为“杂艺术类”的活动，其所包含的类型多样，且有一部分具有审美阐释的潜质。这些活动以“虚用”为特征、以“自得”和“乐”为效果，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生活艺术化、审美化话语生成的思想基础。在近现代，对杂艺术类活动的阐发受到了“美的艺术”（fine arts）概念的影响，近代早期学者将部分杂艺术类活动阐释为与科学和工艺相区别的、非功利的审美活动，这与其后重视情感对于塑造人格之作用的审美功利主义观念构成了交响，共同定义了杂艺术类活动的“艺术性”。此后，对于杂艺术类审美活动的研究继续沿着“生活之美学”这一路径发展，学者们将其阐释为中国古代美学精神的典例，这对当下学界研究中国古代艺术话语体系及其现代嬗变有启发意义。
在当代技术哲学和媒介生态剧烈变革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需要怎样的纪录片真实观”这一根本性问题。纪录片的产业技术革命，改变了记录世界的方式，也重塑了纪录片真实观的内涵与实践。从后现代主义对真实的解构，到后人类语境对主体性的重新定义，再到心理认知机制的深度揭示等，理论层面的突破为理解纪录片的真实提供了更丰富多元的视角。感知真实是人类的本能需求，随着虚拟影像技术的革新、沉浸式技术的普及、多感官协同的深入，我们对真实的理解正从外部参照转向内在体验，进而形成纪录片新的美学范式。理论突破、技术变革、产业实践共同推动当代纪录片的真实观走向多元、动态和辩证。
近年来中国戏剧创作取得显著成绩，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创作态度急功近利，导致题材风格同质化；观念技法偏狭保守，导致艺术开掘浅表化；忽视戏剧艺术本体，导致舞台呈现过度景观化。要解决这些问题，戏剧创作者应坚守“十年磨一戏”的工匠精神，充分彰显艺术个性；戏剧行业组织者应坚持科学的政策导向，并发挥审美引领作用；整个戏剧界应形成合力，助力青年人才成长，让戏剧艺术绽放青春风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对此作出精准研判，并提出极具针对性和实操性的举措，为构建健康戏剧生态提供了实践遵循。
在德国汉学界，雷德侯是研究、阐释中国书法的知名学者，为中国书法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作出了卓越贡献。纵观其学术生涯，雷德侯对中国书法既有宏观的历史观照，又不乏精微的实证分析，体现出全新的书法史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体系。本文重点剖析雷德侯介入中国书法的独特视角与路径，提炼出“滤镜”“媒介”“模件”三个关键词，系统论述他如何以“异域之眼”审视中国书法古典传统的脉络发展与创新机制，客观揭示其在推进中国书法海外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海外汉学家方法论的批判性借鉴，既能够拓展本土学术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维度，更能有效激活中国书法史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促进跨文化视域下中西方研究范式的互补与创新。
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图说中国绘画史》和柯律格的《中国艺术》是20世纪后期英语世界的三部单卷本中国艺术通史类著作，它们均提供了对中国视觉艺术成果的整体界定、粗略印象和价值判断，是面向西方大众读者的、偏通俗的学术著作。这三位汉学家各有学术路数，但总体上都在西方艺术史背景下展开中国艺术通史的编撰，是温克尔曼以来艺术史学、特别是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史学传统在中国艺术史学领域的延续和拓展。这些通史写作难免囿于西方通史观局限而忽略中国通史观传统，出现误读和漏判，但在用西方艺术通史观置换中国艺术通史观后，也得出了有趣的跨文化对比结果，凸显了中国艺术在全球艺术史中的位置和特征。今天应当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对话和汇通中注意“吸收外来”他者，探讨中国自主艺术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2023年10月，“五星出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展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二十余位艺术史家、美术理论家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专家们回顾了数千年来丝绸之路美术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盛况，分析了其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围绕全球化视野下现当代艺术观念、创作的发展，现当代艺术批评、教育和策展等诸多方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美术从西学启蒙到本土自觉的发展历程；青年学者们从不同的主题、角度分享了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出新一代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方向以及所运用的方法、策略。
为探索美学与艺术的交流机制，促进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首届全国美学与艺术研究峰会近期在深圳召开。专家学者们以“美学与艺术研究”为议题，探讨美学与艺术、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等关系问题。通过回顾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重点强调了美学为感性学以及美与美学的区别；基于此，提出了美与艺术并不天然相结合、美学与艺术学“殊途”“同归”等观点；并从当代艺术引发的美学问题出发，强调美学的当代阐释以及发展当代美学的迫切要求。本次峰会旨在打通美学与艺术研究的关系，对美学、艺术以及艺术学、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陈涌泉的戏剧创作中，“鲁迅题材”作品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之所以选择鲁迅及其小说作为“编创”的“底本”，一方面是因为鲁迅作为一个“超级能指”，拥有巨大的“所指”空间；另一方面也源于二者在人格、心性、思想逻辑与审美追求上具有相通性。基于此，陈涌泉在思想启蒙、小说与戏剧文体转换、审美形态建构等层面，与鲁迅形成了一系列深度的隔空对话。“对话性”既是其“鲁迅题材”戏剧编创的一条主脉，也是读者阅读、理解这一组作品的内在逻辑与思想理路。
数智技术正在重塑音乐表演的形态与审美逻辑。本文关注技术赋能下音乐表演的审美同质化危机，分析其在不同音乐表演类型及创作、呈现、传播等过程中，由技术逻辑、资本驱动、受众心理与主体缺位导致的多重成因，探讨“本真性”在当代的核心意涵与复归路径。研究指出，技术异化导致内容趋同、情感扁平与价值单一，本真性作为艺术差异化的根源，核心在于维护表演者的主体性、情感真实与艺术独创性。本真性复归需在技术工具理性与艺术价值理性间寻求平衡，强化人文主导、构建技术伦理并培育健康审美生态。技术并非本真性的对立面，应以人文精神引导工具理性，使其成为拓展艺术深度的媒介。
《中国文艺评论》（刊号CN 10-1342/J）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月刊。本刊竭力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坚持导向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努力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引导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凝聚评论人才的重要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本刊紧紧依托全国文联系统所联合和团结的各方面、各领域文艺理论评论工作者的力量，致力于追踪和研究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评论发展前沿问题，突出学术性、当下性和针对性，努力开拓文艺理论新天地，开创文艺评论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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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燃爆“出圈”，成为现象级作品，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三重经验：一是自觉超克文类界限，弥补原著情节叙述不注重矛盾冲突、结构相对松散的状况，尽最大可能保留了原著的神韵和气质，为散文的影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通过立体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典型形象塑造，谱写了共同体叙事的新篇章；三是影像视听语言风格追寻一种“如画美”，文本叙事达成了崇高美与牧歌美的和谐统一。此外，技术赋能助力李娟散文经典品质“出圈”，打造出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文旅IP，为提升优秀文艺作品服务新时代“文化润疆”工作成效，提供了典型范例。
越剧《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徐克的同名电影。该剧采用环境式剧场，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边塞大漠中的龙门客栈，身临其境地感受剧中的明争暗斗。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创作团队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不仅融入了“二次元”文化以吸引年轻观众，还借助粉丝口碑实现了流量裂变。越剧《新龙门客栈》通过主动破圈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现象级作品。基于戏曲本体和传播学的角度审视，该剧的艺术创新为新媒体时代戏曲艺术的守正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
解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需要与藏地书写的文学大传统参照进行。藏地书写中的信仰特征，经历了政治化—神秘化—欲望化的演变流程，而《雪山大地》中以歌唱和音乐为核心的信仰形式，则是形成于并反哺俗常世界的实在信仰。与藏地书写传统中那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浪漫化叙事模式有别，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开辟出一条以发展为核心诉求且接通城市与藏乡、现代与传统联系的文明之道。《雪山大地》写出了藏地世界的复杂与丰富，充满了多种音调的复合声响。就作品本身来说，它既是一首俗世与信仰的协奏曲，也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杂奏曲。相对于整个藏地书写传统而言，提供了多维度、全新笔调的《雪山大地》，又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变奏曲。在边地关心、思考着时代中心命题的《雪山大地》，挺立着一群大写的“人”的形象，矫正了“叙述精彩，精神低下”的衰颓现状，有力护持了文学的高贵尊严。
鄂温克族音乐所蕴含的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等理念，能够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鸣。将鄂温克族音乐推向世界舞台，不仅能够增强鄂温克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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