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之争是法国批评史上的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论战，也是一次颇具媒体效应的历史事件，因为论战不是在大学专业圈里进行的，而是直接见诸报端。这次论战把法国20世纪文学批评明显分成了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和两大阵营，成为法国批评从传统模式转向各种新模式的分水岭，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1968年五月学潮的前奏。在这次论战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1]是新批评的代表，他的对立面是以索邦大学教授皮卡尔为代表的传统批评，即在法国20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批评，在法国也叫文学史方法。

　　法国的新批评晚于英美新批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或流派，而是对二战后在法国出现的多种文学批评新方法的总称。新批评这个词也不是巴特的发明和自封，而是在新批评之争中，旧批评给新批评家们贴上的一个嘲讽性标签，首次出现在皮卡尔1964年发表的抨击性文章《巴特与新批评》。被归入这一名称下的新批评家，除了巴特，还有让·斯塔洛宾斯基、让-皮埃尔·理查尔、让-保罗·韦博、瑟尔日·杜布罗夫斯基、夏尔·莫隆，他们各自的批评方法其实区别很大，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阐释文学作品时拒绝使用朗松创立的、已经蜕变为朗松主义的文学史方法。在皮卡尔挑起的这次论战中，巴特作为传统批评的攻击目标，积极迎战，主动担当起了新批评的名义，从此成为新批评的领军人物。

　　论战的导火索是巴特1963年出版的论文集《论拉辛》和1964年出版的《批评文集》中的两篇理论文章。《论拉辛》是有关法国17世纪作家拉辛的悲剧作品的研究。巴特使用结构主义加精神分析的方法，对拉辛作品中的人物功能和结构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分析和阐释。他一反文学史批评传统，完全不以作家的生平和时代背景为参照，是一种典型的内在批评。他认为，拉辛的作品是超越历史的，其开放性允许后来的批评家用自己时代的语言来谈论它，而不必拘泥于历史考据。

　　收录在《批评文集》中的两篇文章——《两种批评》和《何谓批评》是对法国文学批评现状的反思和对朗松主义的质疑。在《两种批评》一文中，巴特把法国批评分为“大学的批评”和“阐释的批评”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前者是指从朗松那里继承下来的实证主义批评传统，后者是指当时还不被保守的大学批评所接受的、基于各种人文新思想的“意识形态批评”，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现象学。巴特指出，这两种批评分工不同，前者确认事实，后者阐释意义，它们原本可以相互承认和合作，但这种和平共处的愿望终是空想。为什么?因为两者其实不只是分工不同或方法不同，而是“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他援引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的观点说，“实证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当它运用于文学批评时，就暴露了它的意识形态性质”[2]。巴特主要从作者意图和来源研究这两点来揭露实证主义批评，亦即朗松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

　　首先，朗松主义的信奉者们总是要根据所谓的作者意图来解释作品，认为找到了作者最终想说什么，就等于还原了历史真相，所以他们只知道研究作者，却从不对文学的本质进行思考，仿佛文学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自然现象。而这种“自然”的文学观其实是基于传统的习见，即以为文学“自然”是对作家意图的表达。然而，巴特认为，在人的意图性这个问题上，传统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太过粗浅，是一种完全过时的决定论，而这种把文学等同于作家意图之表达的观念因此也是“一种完全片面的文学观”。事实上，文学的形式、功能、体制、理由、纲领，都是随时间而变化的，都是相对的，“文学史家要研究的应该是这个变化过程和这种相对性”，然而大学的实证主义批评却看不到这种变化，一味地强调客观的历史主义，忘记了批评主体本身的历史性:“这里的矛盾在于，历史批评拒绝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一种无时间性的文学本质”[3]。

　　其次，朗松主义的信奉者们坚持作品和生活之间具有“相似性”的工作假设，强调“来源”研究。他们总是试图用作品外的事实(动机、情感、心理)来论证作品本身的意义，热衷于对作家生平细节的考证，只想弄清作品中的人物相当于作家生活中的哪些真人真事，却不懂得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其意义要在作品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巴特认为，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因果决定论，它尤其把外部原因看得比任何原因都重要，所以大学批评不能接受那些坚持文学批评的内在性原则的各种新方法，如巴什拉尔的现象学批评、理查尔的主题批评，或巴特本人的结构主义加精神分析批评。与这种外部研究相反，巴特一直坚持文学批评的内在性原则，这其中既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也有精神分析的影响。由于精神分析的影响，巴特认为文学作品的本质在于它是对语言之外的生活原型的破坏，文学作品与作者以及外部世界的关系往往是一种扭曲变形的关系，阐释文学作品不需要以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为依据;文学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作品的原型就是作品本身”，其意义来自于读者的多重解读。

　　巴特在《两种批评》一文的结尾处还分析了大学批评为什么如此固执地拒绝内在研究，只允许实证性研究。其中的原因，除了决定论意识形态在作怪之外，也许还因为新旧两种批评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新批评是一种高扬主观性的自由批评，在旧批评看来，它似乎只需要对作品具有好奇心，而不需要客观而科学的事实分析，无法检验和考量，而实证性研究则要求渊博的学识，需要很强的技术性知识。大学教授们不愿意改变知识形态，是为了把实证性研究变成维护大学选拔机制的工具，也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威性。

　　在《何谓批评》一文中，巴特更加严厉地批判了朗松主义意识形态(即大学的实证主义批评)的虚伪性。朗松主义宣称拒绝一切意识形态，只要求严谨和客观的科学研究，但它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以某种“哲学公设”为前提。朗松主义者们不仅对自己的意识形态避而不谈，而且还为这种隐藏的意识形态“裹上了严谨性和客观性的道德外衣：意识形态像走私商品一样被偷偷地装进了科学主义的行囊”[4]。他们把严谨和客观变成了道德标准，来审判阐释性批评的意识形态立场。巴特想说的是，有立场不是罪过，罪过在于掩盖自己的立场，做出一副客观和科学的样子。

　　针对以事实为依据的实证主义批评，巴特还讨论了批评的标准和功能问题。他首先把文学批评看做是一种关于文学话语的二级话语，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如同逻辑学上的“元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关系。他进而认为，既然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这样一个语言形式系统，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那么文学批评的标准就不应该是“真”和“假”，而应该是“有效”和“无效”;批评的任务不是以外部事实为依据去揭示作品的历史真相，不是去发现作者的隐蔽意图，而是建立一种能够阐释作品语言的语言，一种自成一体的、“恰切的”“有效的”元语言，用这种元语言去“适配”和“覆盖”作品的语言;“我们可以说，批评的任务纯粹是形式的(这是它的普适性的唯一保证)：批评不是在那个被考察的作品或作者中‘发现’某个至今未被察觉的‘隐藏的’‘深层的’‘秘密的’东西，而仅仅是用批评者的时代提供给他的语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去适配作者的语言，即作者根据他自己的时代而建立的那套形式系统”;“批评不是要揭开作品，相反是要用批评者自己的语言完全覆盖作品”[5]。

　　正是巴特反朗松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有关拉辛的个案研究惹怒了巴黎索邦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Raymond Picard，1917-1975)。后者不仅是朗松主义的信奉者，而且是拉辛生平研究和作品考据方面的权威，七星文库《拉辛全集》的主编，其学术代表作是出版于1956年的《拉辛的生涯——以当代文献为依据》。皮卡尔不能忍受巴特对学院批评的批评，也不能忍受巴特用一种前卫而晦涩的语言去评论最纯粹、最清晰的法国诗人拉辛。他于1964年3月14日在《世界报》上发表了挑起论战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巴特先生与大学批评》，主要是针对巴特的《批评文集》，又于第二年3月在《人文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挑起论战的第二篇文章，题为《拉辛或新批评》。在两篇文章的基础上，他于同年10月出版了一本更完整的抨击性小册子，名为《新批评或新欺骗》[6]。皮卡尔对巴特在阐释拉辛作品时使用的方法和语言极为不满，认为巴特的研究牵强附会，缺少历史严谨性，不可验证，没有科学价值;巴特把自己的主观看法强加给读者，把拉辛的全部作品简化为一个图式，一个“结构”，比如分为“阳光人物”和“阴影人物”，毫不顾及每部作品的特殊性和具体词语在作家那个时代的准确含义;巴特其人机灵有余，学识不足，他的“新批评”不过是借助意识形态又回到了老掉牙的印象式批评。皮卡尔尤其指责巴特使用混杂着精神分析、哲学和语言学的“伪科学行话”或“病理学行话”，认为巴特在阐释拉辛作品时的许多关键术语，比如“父亲”“血缘”“法则”，含义模糊，不知所云，最终不过是一种“隐喻式的批评”。皮卡尔的这本抨击性小册子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使得论战范围不断扩大，把公众分成了两大阵营，多家报刊都发表了支持皮卡尔的文章，而巴特的支持者则主要来自对新思想新方法感兴趣的大学生群体。

　　面对皮卡尔的严厉“查禁”和“近乎偏执”的“语言恐怖主义”，巴特更加体会到大学批评的专横和保守，感到有必要辩护和反击。他于皮卡尔的小册子出版的当月接受了《费加罗报》文学版记者的访谈，访谈标题为《以“新批评”的名义——罗兰·巴特回应雷蒙·皮卡尔》，这是巴特在这次皮卡尔事件中的首次表态。巴特对记者说：“皮卡尔主要是攻击我，因为我写了拉辛，而这是他的专属，是他的禁猎区，但我要声明，拉辛是所有人的”，“我是用我们时代的语言谈论拉辛，我使用的是结构分析和精神分析的方法”。记者问他，新批评到底想干什么，巴特援引瓦莱里的观点回答道：“新批评是一种价值批评，它特别关注的是过去的作品与现在的读者的关系。瓦莱里宣布：‘作品之延续，在于它能够以完全不同于其作者写出它时的样子出现’。事实上，是我相信人们今天还可以阅读拉辛的作品，我才是民族价值的捍卫者。”涉及批评语言是否可以用晦涩含混的“行话”这一问题时，巴特的态度很坚定：“我明确地说，在行话和平庸之间，我更喜欢行话”，在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彻底刷新了我们对人的认识的时代，“说某个人物有‘语义紊乱’，这太正常了”[7]。一个月后，巴特又在《新观察》周刊上亲自撰文，回应皮卡尔对《论拉辛》的指责，继续捍卫新批评的立场。这篇文章的标题为《不是你，就是……》，即把皮卡尔暗喻为拉封登寓言《狼和小羊》中那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狼。巴特写道：“事实上，皮卡尔的诽谤文章根本不涉及某个批评问题，而是在最低的层次上理解艺术、文学、诗歌、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8]

　　以上两篇报刊文章发表之后，又经过一年的沉淀和准备，巴特于1966年2月出版了《批评与真理》一书，作为反击《新批评与新欺骗》的总结性论著，后来也常被视为新批评的宣言。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旧批评的批判和病理诊断。巴特逐一分析和反驳了旧批评的三条规则——“客观”“品味”“清晰”，最后得出结论：传统的实证主义批评患上了“象征缺失症”，它不懂得文学是一种象征性的、多义的、多解的语言，只知道对文学文本做字面理解和词汇训诂。第二部分是巴特对自己的批评观的正面阐发。他首先把文学批评话语的新变化放在20世纪人文科学话语整体变化(“评论的危机”)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他以萨德、尼采、拉康、列维-斯特劳斯为例，说明现代人文科学的表述方式整体上发生了巨变，思想家与作家、知识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了：“论说之言正在发生变化，它拉近了批评家与作家的距离：我们进入了评论的整体危机，这种危机的重要性不亚于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转变”。而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对语言问题的重新认识：“人们发现了——或者说重新发现了——语言的象征性，或者象征的语言性”。“如果作品是象征性的……那么批评者的语言本身也可以是象征性的吗?”[9]

　　接着，巴特从文学作品本质上的象征性、多义性入手，具体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任务。他认为，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是意义与形式的关系，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赋予作品意义，即通过批评者的话语让原本只是形式的作品产生意义，就是“让一种二级语言(即一些内在一致的符号)漂浮于作品的一级语言之上。总之，它是一种变形”[10]。这一变形过程就是批评的过程。批评作为对原作的变形，要服从三个要求，这也就是巴特阐释方法的三个特点：(1)重视整体结构，根据整体来阐释局部;(2)把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的方法相结合，根据象征逻辑来阐释作品，复现作品的象征性条件，这才叫“尊重作品”;(3)阐释要通向一种新的主体性，即承认主体是一个空无，一个缺席，作家围绕这个缺席的主体来编织他的无限变形的话语，也就是说，作家的主体并不先于其写作活动而存在，主体只存在于语言的象征性机制中。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巴特与皮卡尔之间的这次争论实质上是两种批评观和文学观的对峙。双方对“客观”“历史”“事实”“回归文本”“尊重作品”“真理”(真实)等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简言之，他们都在求真，但皮卡尔追求的是历史之真，或客体之真，巴特捍卫的是写作之真，或主体之真。前者追求的是回归作品源头的历史主义，后者追求的是批评主体此时此处的历史性，亦即批评话语的当下性。对于强调主体之真的巴特而言，永远没有固定的真理，历史性和客观性是随着批评主体的时空坐标而变动的，批评者有权力、有必要用自己时代的语言来言说过去的文学，并以这种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时代。也就是说，虽然批评的对象是过去的作品，但批评的本质则是批评主体的自我建构：“批评本质上是一种活动，是深深介入到批评者历史和批评者主体(这是一回事)的存在之中的一系列知识行为”,“批评是两段历史、两个主体性的对话，即作者的主体性与批评者的主体性之间对话。但这个对话以非常自私的方式完全偏向于现在：批评不是对过去的真理或他人的真理的‘致敬’，而是对我们自己时代的可理解性的建构”[11]。

　　通过这次长达三年的论战，巴特不仅更加明确了他的批评观，也更加深化了他的写作观。当他为自由阅读(主观性批评)辩护的时候，他也在为自由写作辩护，因为批评和写作在他那里是合二为一的语言活动：“新批评是一种充分的写作行为”，是语言的“越界”。这是他对文学批评提出的最具个人特色、也是最具时代特色的理解和诉求，同时也是传统批评对他攻击最猛烈的一点，正如他在《批评与真理》开篇所说，旧批评突然对新批评实施“集体审判”，因为它不能容忍(它害怕)批评也变成写作，变成一种危及语言秩序的创造性的元语言。在该书的结尾，巴特又通过区分普通读者的阅读和批评者的阅读再次确认，批评的真理在于写作，在于对语言创作的渴望：如果说“阅读就是渴望作品”，那么“从阅读转向批评，就是改变愿望，就是不再渴望作品，而是渴望[批评者]自己的语言”。[12]

　　[1] 罗兰·巴特是一位多面向的、多变的、不纯正的批评家，他一生的批评实践可以说涵盖了蒂博代在《批评生理学》中论述过的三种形态——“即时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就思想范式而言，他大致属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范畴。

　　[2] Roland Barthes,“Les deux critiques”, in Essais critiques, Le Seuil, 1964, p.247.

　　[3] Roland Barthes,“Les deux critiques”, in Essais critiques, Le Seuil, 1964, pp.247-248.

　　[4] Roland Barthes,“Qu’est-ce que la critique”, in Essais critiques, Le Seuil, 1964, p.254.

　　[5] Roland Barthes, “Qu’est-ce que la critique”, in Essais critiques, Le Seuil, 1964, pp.255-256.

　　[6] Raymond Picard, 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 Paris, J.-J. Pauvert, 1965.

　　[7] “Au nom de la ‘nouvelle critique’, Roland Barthes répond à Raymond Picard”, in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1, Le Seuil, 1994, pp. 1563-1965.

　　[8] “Si ce n’est toi…”, in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1, Le Seuil, 1994, p.1538.

　　[9] Roland Barthes, Critique et vérité, Le Seuil, 1966, pp.48-49.

　　[10] Roland Barthes, Critique et vérité, Le Seuil, 1966, p.64.

　　[11] Roland Barthes, Qu’est-ce que la critique, in Essais critiques, Le Seuil, 1964, p.254, p.257.

　　[12] Roland Barthes, Critique et vérité, Le Seuil, 1966, p.79.

　　*秦海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

　　*责任编辑：王筱淇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1期 总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