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延绵与保留下来的功能性构件，无不依托构件的文化性、艺术性、哲学性的因素才得以传世。一个项目的生命力量在其功能满足的前提下，文化性是极其重要的课题，是项目生命历史的内在保证。

　　说到朱仁民，你能想到舟山莲花岛上的那500座罗汉，他被来参观的老太太戏称是“501”座罗汉。他用30年的光阴，转战海岛、沙漠、滩涂、公路等地貌迥异之处，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灵感和精力似乎永不枯竭的圣斗士，筑造一个个梦想中的理想之地。他学景观设计，却毕生致力于个人体悟到的人类生态修复学，有系统地、孤独地从事心灵生态、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修复工作。

　　张杰，他的关注点更侧重于人居之地，用“织补城市”的理念完成一个又一个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如福州的三坊七巷、济南大明湖东扩等，让文脉得以延续而又不失现代性。如果说朱仁民更像一位诗人，张杰则显得更为严谨，他用数据说话，告诉人们他所坚持的事业：无论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多么浩大，关涉面有多么宽广，只要坚持，就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

　　人类生态修复学创始人、艺术家朱仁民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一直在从事着用艺术拯救人类生态的事业。他们在多个场合与听众分享了多年苦心经营的案例，这些案例已然成为世界生态艺术经济领域的具有深远启发意义的范例。

　　人类生态修复三系统：心灵生态、自然生态、文化生态

　　在西方的文化、科技一如既往地袭来的同时，朱仁民骄傲地走出去了。

　　意大利维罗纳有朱仁民艺术馆，联合国粮农组织为他办个人作品展，他到世界各地去讲授人类生态修复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来邀请他去改造沙漠……

　　朱仁民近几年一次又一次成为重要媒体的焦点人物，而且逐年升温;朱仁民艺术馆也在国内相继出现;追随他的人在数量上没有呈显著的增长趋势——这可能因为成功难以复制，但是理解他、认同他、赞扬他的人却越来越多。他还谦虚地说： “没有人知道我，我就是个农民工。 ”他的生活，不是在工地，就是在工厂，各方关注从来没有影响他推进心中计划的速度。他把人生交给了大自然，而不是舞台。

　　现在，朱仁民的人类生态修复理念，已然广为传播，它包括心灵生态、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三个系统。但在30年前，他刚创立人类生态修复学的时候，被人看做疯子，一切工作都是孤独地进行，绝望中找希望，希望中去圆梦，靠一己之力完成了在常人眼里简直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普陀莲花岛上发生的一切，成为朱仁民向世界宣告的开始，也成为他心灵的归宿。

　　“这个时代不缺智慧不缺金钱，缺的是思想，是精神，一种大国文化精神，一种奉献精神，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我会做什么?我该怎么做?我做不了脊梁，做根鱼刺也罢。 ”当瘫痪5年的朱仁民奇迹般地站起来以后，盘旋在他脑海中的就是这样的思考。这根“鱼刺”深深地扎进自然生态的改造保护中，不能自拔。

　　朱仁民将建筑、景观、雕塑、园艺、文学、哲学、禅宗等揉捏一起，以世上最宽口径的艺术表现形式创造心与物、形与神、人与自然、东方与西方等的合一性，将架上艺术搬至象牙塔，又将其搬下来,搬到民众面前。

　　他认为，世界上任何延绵与保留下来的功能性构件，无不依托构件的文化性、艺术性、哲学性的因素才得以传世。一个项目的生命力量在其功能满足的前提下，文化性是极其重要的课题，是项目生命历史的内在保证。希腊神庙、泰姬陵、朗香教堂、故宫、苏州园林都一样。

　　他的一个早期项目是从浙江舟山的一个没有名字的荒岛开始，那是舟山1793个小岛之一。朱仁民回想起来，觉得很幸运，花9万多元买下了这个小岛的40年经营权，他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岛主。

　　朱仁民在这个荒岛上能经营什么?这个世界不会有真的如好莱坞大片中的侏罗纪公园。15年的光阴，他在小岛上个人投资三千余万元，做了一件事情——把无人荒岛打造成为一个生态和文脉结合的实体范本。一方面，保护小岛的原生态，让岛上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保持礁岸间土生土长的原始形态;另一方面，用当地最普通的山石材料建造符合当地水文气象、地质地貌、民俗风情、哲学美学等兼顾的建筑。

　　为了小岛不被填海工程毁灭，他不断找开发商，找地方政府，甚至一路告到省里。如果不了解朱仁民，会对他感到惊讶：艺术家怎么言辞如此激动!但他就是这样很疯狂，甚至很彪悍地、一根筋地、如同风火轮般地在用艺术拯救生态这条路上走着。

　　朱仁民的作品中最令人震撼的算是那个让沙漠变湿地的奇迹。2000年大年三十开始，朱仁民应鸣翠湖湿地公园建设总指挥部银川国有资产控股公司黄欣林之邀，历时六年设计营造这个困难难以想象的项目。

　　“5月1日设计， 10月1日开工!对我而言简直就是‘恐吓’ 。 ”当时，朱仁民手里还有1 . 6亿元投入的黄河文化旅游度假区工程设计未结束，这黄河对岸1 . 3万余亩的湿地生态工程负责人就找上门了。朱仁民带着踌躇，咬咬牙去看看，这一迈步就是6年的征程，十余万里的航程。

　　在朱仁民的记忆里，银川的隆冬仍然艳阳高照，仅有的一颗老柳树孤寂地站在将要消失的地平线上，好像一幅淡金色的印象派油画。怎么会有树?他没有被一望无尽的荒芜遮蔽住双眼，而是敏锐地感受到这片干涸的黄土下面有水的涌动。 “我要将它变成塞上江南! ”当朱仁民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时，没有人能相信，而且因为与预先方案不一样，他只能一个人投资找水。

　　开挖，地下水渗出了，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江南景色在西部的沙地上出现了。万亩芦荡摇曳，芦苇庞大发达的根系，将西部的黄沙紧紧地揉捏在一起，形成复杂而庞大的生态系统。昆虫、鱼类、鸟儿和人类都在此找到了美好的生养处所。如今，银川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享有“中国最美的六大湿地公园之一”的美誉，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游客如云。

　　当朱仁民的成功传播出国门，世界各地开始向他发出改造荒漠的邀请，潘基文是其中之一。朱仁民坦言：“人生有几个六年，我已经做了一个荒漠，不想再做第二个。我的艺术实践都是在为我的《人类生态修复学》积累案例，我需要更多不同的案例。 ”迄今，他如愿完成了十大地貌的生态修复工作，而且通过课堂、广播、网络、图书等多途径，让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广泛传播，以期带动更多的力量，能够将他的事业传承下去。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朱仁民把自己的赤诚之心比作“阿Q的可爱”“堂吉诃德的勇气” 。当他结束病瘫后的爬行阶段，就迫不及待拄杖下山，怀揣300块人民币浪迹天涯。他把国外的景观设计理念和实践经验带到国内，将自我连同生命深深地埋入“乌托邦”式的空想主义泥潭——用艺术的手段拯救生态，检验着自己作为艺术家“当其爆发出所有的主观能动性时所能产生的精神能量和实践效果” 。

　　2004年，在对舟山盐碱滩涂地的改造项目中，朱仁民的目标是市民公园。他的设计手法是充分挖掘项目所在地与周边的历史文化内涵，并通过建筑、雕塑、艺术构件，在园区功能性建筑上体现文化元素的关联。如公园的主入口是舟山渔船船头的造型，沿海廊架是海鸟展翅的形态渐变，晨练广场的绿坡地形是普陀几个主要岛屿的形态翻制，座椅、休闲亭是海贝造型的放大，儿童画、渔民画绘制在墙体、艺术墙上，就地取材的青砖、青瓦、卵石、滩石堆垒在园区内的通道、驳坎、山墙之中。整个园区充满了当地历史的记忆、回味。

　　朱仁民把银川荒漠改造为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左图) ，让无数鸟儿栖息;把普陀山码头裸崖改造为“海上布达拉宫”石屋奇景(右上图) ;还让杭州胜利河重换新颜(右下图)朱仁民把银川荒漠改造为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左图) ，让无数鸟儿栖息;把普陀山码头裸崖改造为“海上布达拉宫”石屋奇景(右上图) ;还让杭州胜利河重换新颜(右下图)

　　2008年，他看到记忆中的大运河，也就是杭州城的胜利河河道淤塞，两岸垃圾成堆，蚊蝇滋生，感到痛心疾首，希望能够重现江南运河的繁华，以及原始而生态的板屋、吊楼、船民、茶馆、石桥、古樟，还有鱼市、米市、菜市、夜市。他先把构思画成水墨长卷，再变成施工图，这也成为他特有的艺术思考方式。他在胜利河、运河、红建河三条河的交汇处上修筑了一座环楼，在方寸之间，“一条嘈嘈戚戚古水街，百年错错综综河上事” ，将中华大运河的一段历史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是在这一年，在由中科院院士沈允纲主持的鉴定会上，朱仁民带领他的团队所完成的杭州千岛湖高速绿化护坡工程设计被认为是“世界领先，国内第一” 。朱仁民让旅行者感受到“车在景中走，人在景中游”的惬意，人性化地建立起一条自然生态空间走廊。在硬路基之外，他遵循每个地段文脉和小气候生态环境兼顾的效益原则和生物多样性原则，充分利用原山水景观，要求绿化植被整洁秀丽、稳定统一，而且以避免行车视觉疲劳为宗旨。

　　朱仁民认为，现代的交通已非过去的涵义。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不仅要注重提高交通基础设施本身的建设质量，而且更要注重其使用质量，注重交通本身属性的可持续性和交通社会属性的可持续性。这就注定在满足交通的本身舒适、节能、环保功能之外赋予其新的理念和功能。可以说，现代高速公路的定位是生态高速，其景观设计是一项综合性设计。他带领团队解决了当时此类景观设计的世界性难题：如何不造成大量原生态的隔断以及断崖裸岩的复绿。

　　朱仁民对人类生态的修复不止于此，他的自然生态修复案例还有菱湖国际艺术家村、普陀山码头集散中心、宁夏金水园黄河旅游度假区、海南海洋博物馆概念设计、舟山跨海大桥总体景观概念规划等等。他把紧张的生命给大自然留下一个个近乎完美的印记，也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艺术设计培训中。他的培训对象有海岛的渔民、孩子，也有贫困大学生和景观设计师。以他的名义建立的艺术馆也成为免费的创作场地。——这就是他心目中宏大的人类生态修复图景。

　　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一路“苦”来，让他把名利看做浮云，能够和儿子十几年一直住在100多元一晚上的旅店里，能够一个人顽强地做着应该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去做的工程项目?在“城视·理想空间艺术”论坛上，朱仁民作了一个很长的自白——

　　我没有什么思想、什么主义，草民一介，跳蚤顶不起被窝，泥鳅掀不了大浪，但是我分明感到来自五千年血脉中、基因里与生俱来的豪情和孤高，它可以独立寒秋，它可以横刀立马，它可以用人生和生命作代价为心灵中的理想死而后已。

　　我没有豪宅名车，没有亿万富翁们赚钱的本事，更没有“大师”们营造一座座个人城堡宫殿的气度，我却有着血液中本来就流淌着的坚韧、孤傲、向上、嫉恶如仇和对英雄的崇仰、对人文的关爱，也伴随着我的自恋、偏激和我的心理、生理种种肮脏。我在儒释道中寻求净化，为孔孟、老庄、屈原、玄奘而激动得泪花纷飞;也在本本中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文、圣西门、托尔斯泰、卢梭这些大师贵族们娓娓对话;我更几十年混迹于农民、工人、学生、小商贩中体验这社会中最大群体的生存，汲取他们原始的力量、希望和温暖。

　　织补城市：城市肌理的修复与文脉延续

　　1971年，舒玛什在《文脉主义：都市的理想和解体》一文中提出文脉主义(Context)的概念。他讲道，把城市中已经存在的内容，无论什么样的内容，不要破坏，而尽量设法使之能够融入城市整体中去，使之成为这个城市的有机内涵之一。

　　留学归国的张杰，将文脉主义发展为“织补城市” (weaving the city)的概念和方法。从2000年开始，多次著文探讨城市片断化、肌理与文脉破坏的问题。这一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常规的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大尺度规划粗放模式，强调对历史、生活方式、居住区域和文化形态进行具有微观意义的肌理联系和整合，在不同阶段使城市生态更具自生性和自我完善能力。

　　朱仁民在海岛免费辅导渔民绘画

　　张杰的理念，曾经被误会为“织补建筑”“织补景观” ，而实际上，他要强调的是“织补生活”“织补生活方式” 。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城市改造高峰时期，一片片现代化的城市街区兴起的同时，原有街区中存在的传统生活方式也被撕裂了，让更多的人醒悟到个体的、小规模的、灵活的、更自由的经济模式自有其存在的道理。“织补城市首先织补的是生活方式，其次才是文化、建筑、景观。 ”张杰说。

　　老街区里，在新兴产业中找不到位置的人有个窗口就可以开个小店，胡同拐角就能摆个修车摊。让他搬到五楼上去，他还怎么谋生?张杰认为，老街区的生活网络十分实在、方便。人群之间，或是亲戚，或是多年邻里，寄托着历久的情感。对这种不整齐、难管理的街区，政府管理部门一度很反感，没有看到其中的价值。

　　2005年8月，福州市成立了“三坊七巷保护开发利用领导小组” 。在这个项目里，张杰的理念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和发展。根据他牵头编制的《福州市三坊七巷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保护规划方案从三坊七巷扩大到安泰河、澳门路、乌山。其改造目标是让三坊七巷重新成为福州市民公共生活的中心。

　　福州三坊七巷有很多技术难题，因为很多传统手艺都已失传。比如，民国时烧砖传统已经没有了，街面上的灰砖从哪里来?保护工作繁琐细致，不仅需要修复文物，还要深入研究传统风貌建筑，归纳街区的历史文化记忆，甚至具体到每个门头应该怎么做。在张杰的方案草稿中，就三坊七巷民俗文化这部分，就密布着红笔写下的字迹。其严谨程度，会让人有点迷惑：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案还是城市规划方案?

　　在改造过程中，一些不合适的街区内工厂、一些造成交通压力的单位，或迁出，或改造，调整为更加适应城市公共活动的功能以及更为风貌协调的建筑形式。南后街的商业业态，也没有过于向地方化的旅游商业发展，其商业保持一定的、合理的量。就这样一砖一瓦、一房一梁地修复国家级、省级保护单位1万平方米，修复128处文物点面积为7 . 7万平方米。

　　除了物质意义上的修复，居住人口密度的减少，也是重要的让空间能够保持更好的功能状态的重要举措。以南后街176 - 177号典型院落为例，在建筑面积2480平方米的空间，原本有20户人家共80人居住，张杰团队将之细分成以大写英文字母为编序的各个小的院落。每个院落的建议户数少则两户，多则6户，建议居住人数的上限从8人到18人不等，这样总户数控制在15到18户，大院落的人口上限控制在64人。

　　为了实现更加现代化的居住状态，全面的工程设计工作也必不可少：市政管网工程设计、景观工程设计、照明工程设计、安防工程设计等，都把三坊七巷的居民纳入到现代城市居住空间，彻底告别杂乱、落后。而作为半部中国近现代史记忆中很重要的物质遗存，如沈葆桢故居、严复故居、林觉民故居、新四军办事处旧址等等，都成为建筑公共化利用的节点。

　　今天三坊七巷重生，成为国内第一座社区博物馆。因唐宋遗留下来的坊巷格局和大量明清时期古建筑得以保留，被誉为“里坊制度活化石”和“明清建筑博物馆” 。景区游人如织，甚至超出最大承载量。各种文化活动、创意活动、节庆活动，让三坊七巷焕发出青春的生机。当代人流连于此，感受到的却是钢筋混凝土的城市空间中所没有的历史风味，心似乎可以安静地放下，自由地在时空中穿越。

　　2007年，济南市启动大明湖景区东扩项目，找到张杰，希望能将东南片区的41公顷纳入大明湖景区,进行景观规划与设计。大明湖位于济南市区中心，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大明湖东南水面曾经是大明湖的组成部分，后由于城市扩张与大明湖主要水体分隔，片区内有一些残破的传统街巷与散落的历史建筑，设施和环境较差。

　　这个项目要解决大明湖及周边的环境改善、文脉延续以及与城市密切联系等几个问题。张杰认为，大明湖是我国特别有名的城中湖，不光是济南的水好，也不仅是明朝清朝有很多修葺的过程，北面的湖、南边的城，她的现有景观都是在历史中长时间磨合而成的，应被当做一个历史文化遗产来对待，历史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我考虑更多的是绿地和景观环境，淡化商业设施建设，改变了原来商业运作带动的思路，更多地挖掘大明湖的历史文化。 ”在济南老城里面如何来对待大明湖，从宋朝成为城市景观的遗产和现代城市生活如何衔接，是他的团队最重要的一个思考点。

　　济南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没有一个城市像济南那样，在那么多历史文化建筑、富有特色的民居和街道里，涌动着一股股清澈的甘泉，最后汇聚成大明湖这一片富含历史文化的湖水。泉和水、老房子的结合，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唯一的世界人居和谐环境的范例。

　　正因为泉与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是济南最有特色的地方，张杰认为政府需要重视大明湖的开发改建，做好“水文章” 。既要恢复原来大明湖的历史遗迹，也要吸收现代的观念，把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为了让百姓在面积有限的水面中获得更多的亲水空间，他的团队重新设计大明湖的全水生态环境，结合中国传统的造园手法，把大明湖水岸尽可能拉长，如把圆形尽量设计成椭圆和不规则的多边形。在面积有限的情况下，让城市更多地接触到水。

　　在设计过程中，他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大明湖扩建区域的老建筑，加以改造利用，继续让它们在新的景区阐释济南的水、城、湖文化，在水堤、湖岸等细部的景观设计上也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大明湖的历史，很多地方是“恢复性”的建设。力求兼顾两者，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现代的开拓，照顾到现代人的游憩需求。由于老大明湖景观属于北方园林重要的代表，但大明湖与北京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及承德避暑山庄不同，与江南的更不一样。在景观特色、组景方式方面，大明湖景观独树一帜。张杰坚信，只有把原有的历史园林景观、岸线关系、水体关系、景点关系、历史传统特色保护住保护好，再去拓展新的景观风貌效果才好。

　　“大明湖这个例子实施之后，我们感觉到传统的大型园林如何来满足现代都市生活是有潜力的，而不是一座绿地等国际时尚的东西切入我们传统。应秉承大设计的理念，来规划和保护大明湖这样的重要景观，设计的范围不能仅限于一片湖，更多要考虑整个城市的协调、历史传承保护和规划新风景带建设。 ”张杰有感而发，历史的变化是叠加的，不是推倒重来的。有一位西方社会学的学者说过，都市是一种生活状态，“我想我们通过文化传承，能够使这种状态更科学” 。

　　在张杰所进行的项目中，还有一个相当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项目，就是景德镇陶冶遗产保护。做一个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首先需要弄清楚的就是该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层次，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中的层累积淀，以及它与现代城市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不同组织之间的关联。

　　景德镇的历史断面是很清晰的：有原料、运输、生产、销售的生产链条，也有一个贸易、消费链条，甚至包含着世界贸易链条。张杰团队的景德镇保护研究，希望景德镇时空的纵剖面和横剖面都是一个网络。何为网络?具体为：不同朝代，比如窑口是怎么变的?原材料运输的体系是怎么演变的?窑炉是怎么演变的?……一定要努力找到全谱系的信息。不仅如此，还要思考景德镇老城的物理空间分布与制陶、贸易，以及与制陶的人、做陶瓷生意的人的关系。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对重要文物的保护一直是比较有序，但对于一些普通民窑比较忽视，我们在当地将周边的民窑进行了修复。我们还把老工匠请回来，按记忆和有关记载使窑和坯房实现了完整的变迁。修复的原则是不过多干预它，赋予文化遗存新的功能。 ”张杰讲到。

　　他发现，景德镇看上去格局非常自由，甚至有点乱。但仔细研究后，才理解了它从功能布局到文化追求上的很强的逻辑性。比如，龙窑都建在山坡上，达到干燥、避水的目的，有利于烘干。“从事陶瓷生产的人在什么地方住，怎么生产、运输、交易，在空间上有着非常清晰的关系。这种模式可能不是从图纸来的，背后可能有系统的传承。以今天的眼光看景德镇的布局，它是一种理性思考的产物;但从它当年的语境来解读，可能是风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文化。 ”

　　张杰总结道：“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要看到一种网络思维。遗产不仅仅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或者某些重点，它应该是立体的，展现生活各个方面，这也是城市经济点。 ”

　　其实，不管是朱仁民还是张杰，他们都站在世界生态艺术经济的前沿，他们参与每一个项目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商业经济，考虑的只是自然与人、建筑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但实际上和谐美好的生态宜居之地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他们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和生态宜居、文化传承并不是相矛盾的。这些用时间、血汗和智慧实现的案例，也为全世界的自然生态改造和人文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对曾经忽视甚至打算抛弃的环境与建筑产生新的憧憬，而且增添了追寻美好宜居之地的信心。

　　张杰用“织补城市”的理念，完成了福州三坊七巷(上图)和景德镇陶冶遗产(下图)的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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