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由批评家主动发起的一种精神会话，它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又不免要涉及一个时代文学整体以及相关社会文化问题。批评不能只是批评家自说自话，也不能撇开作家作品和批评家自身而仅仅冲着读者说话，更不能单就作家作品说三道四而浑然不计批评家本人、批评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存在。批评要同时唤醒谈话的三方(作家作品、读者与批评家)，这样才算是完整的精神会话。

　　当然批评的主要对象还是作家创作，对此批评有许多工作可做，但批评工作的核心非常稳定且不容回避，这就是鲁迅所谓“坏处说坏，好处说好”。

　　有人说批评只是对作品展开精细的专业分析，无关价值判断。这或许是厌弃了简单粗暴的论断，转过来特别强调客观具体分析的必要，但如果因此一味回避价值判断，所谓客观精细的专业分析也会陷于盲目和无聊。任你说下大天来，也不能取消对眼前作品成败得失、高下诚伪、美丑妍媸的判断，否则古往今来一切作品就处在同一水平，还要批评干什么，还要批评家精细的专业分析干什么?

　　很不幸，这种自以为可以在价值判断面前做鸵鸟的批评家的意见还颇有市场，因此琐碎玄虚麻木无力的批评充斥着各种批评的版面。批评没有生气，面目模糊，缺乏真诚坦荡的气魄，引不起作家和读者的兴趣，与这种貌似超然公正的批评观不无关系。

　　其实鸵鸟批评家也并非完全回避判断，他们回避的只是对他们和他们的作家好友不利的意见，他们自己的意见其实早就设定好了，或者以为天机不可泄露而三缄其口，或者流露在分析过程中，甚至在他们选择什么作品展开分析时就已经暗示出来，因为谈什么不谈什么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但他们的价值判断很简单，就是认为有幸被他们分析的作品写得很好，他们围着转的几个“一线作家”很高明，不容任何怀疑和批评。也许正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过于简单，这才拼命掩盖，硬要为之穿上重重盔甲(精细的专业分析)不可。

　　批评当然首先要有专业准备，要针对具体作品，从文学史、文学和文化理论等各种角度出来，展开客观精细的专业分析，但这和价值判断本来并不处于水火不容的对立位置。恰恰相反，分析和判断紧密相联，成功的分析必然引出正确的判断，草率胡乱的分析必然会得出与之相应的错误判断。发人猛省促人深思的精彩判断必然要以同样精彩的引入入胜的分析为前提，而离谱的判断依据的分析过程也会令人不敢恭维，除非批评家作怪，明明分析得很好，却故意得出相反的结论，就像足球赛中故意踢假球。看似认真细致的专业分析也会成为自我分裂的虚伪批评的一件外衣。

　　正确的价值判断从何而来?从对作品客观冷静认真细致的专业分析而来。但这样重要的分析过程又以什么为出发点?要害就在这里。你可以从某一种批评理论出发，或者从某一种相关文学史现象出发，更可以从当下切迫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态出发，角度越多，越能“博观圆照”，但你不能因此而无视你自己的阅读经验，不能因为要借助上述种种分析的角度和方法来达到或故意掩盖某个价值判断，而故意回避真实的阅读体验。这就不是负责的批评，因为你在负责任地建立种种分析的角度和方法时，偏偏对自己的阅读经验不负责任，殊不知你自己的阅读经验恰恰是你和作家、读者进行精神会话时最重要的凭借。

　　所以批评不仅要对作家和读者负责，还要对自己负责。所谓“负责”，并非要誓死保卫自己喜爱的作家，或负有特殊使命，一定要去负责统一读者的意见，而是说批评家要像真诚地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作家和读者。你可以戴着面具与作家和读者周旋，但不能面对自己也时时刻刻戴着面具，那没有必要，也很难奏效，因为你自己最知道自己。

　　批评最终还是贵在真诚。希望今后无论在纸面媒体，专业文学书刊，还是网络空间，看到更多真诚的批评。文学要求于批评的，除了对作家作品、读者和批评家自己负责之外，并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