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作家金庸近日将一部青春小说《此间的少年》作者、畅销作家江南告上法庭，原因是这部小说大量使用金庸武侠小说中乔峰、郭靖、令狐冲、黄蓉、穆念慈等人名。诉称江南及有关出版单位涉嫌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要求立即停止复制、发行小说《此间的少年》 ，封存并销毁库存图书、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一纸诉状，令“同人小说”这一原本属于青少年亚文化范畴的创作概念浮出水面，引发创作者及法律人士对“同人小说”是否侵犯著作权及如何界定等问题的讨论。

　　《此间的少年》是江南2000年在网络上创作后来出版并再版三次的作品，作家在微博回应中承认“仿照”金庸书中人名，称出版前曾进行法律咨询，被告知并不违反相关法规，且表示“没有套用故事，就是个校园小说” 。作品述写了“乔峰”“郭靖”“令狐冲”“黄蓉”“穆念慈”等在“汴京大学”的校园生活，稍微了解这部小说不难发现，故事沿用金庸小说人物，而“图书馆”“篮球赛”“舞会”等章节名则显示，其内容和金庸原著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委实说也不是致敬，小透明时代写的，就是为好玩。 ”江南微博中对《此间的少年》的定位，大致可以概括“同人小说”“衍生作品”这类创作，笔者称之为“反馈式创作” ，即以一部知名作品的人物为主人公自创故事，表达作者个人诉求，主要在粉丝群体内部交流，涉及公开出版并再版的例子并不多见。据笔者了解，近十年来为青少年所喜爱的畅销书作家中，许多人的成名作品都是这类小说，比如曾与江南合作的作家今何在，其代表作《悟空传》部分人物及关系来自电影《大话西游》 ，郭敬明第一部中长篇小说《幻城》部分内容雷同于日本漫画《圣传》 。

　　在21世纪初，这些青少年亚文化创作，经网络空间或青春杂志连载声名鹊起，而其原作，即金庸小说、 《大话西游》等，则占据图书出版、影视发行等主流文化传播渠道，假如“江南们”始终是“小透明” ，以粉丝身份从事反馈式创作，其无论在传播渠道还是利益获取上都很难与原作发生冲突。所以金庸与江南之争，表面上是一起著作权纠纷，实质上是由于近些年来，网络成为重要文化传播渠道，资本力量、粉丝因素在图书出版、影视发行等领域成为重要因素，一些原本“小众”的亚文化产物抢滩大众文化视野，与从前的大众文化缔造者形成同台竞技、“平等”角逐的局面。

　　这种“平等”是值得深究的。一方面，亚文化创作使用了金庸等大众文化产品中的资源，比如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它们解构了原作的主题。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等作品抒写江湖情怀、家国大义，而《此间的少年》讲述大侠的校园恋爱。 《大话西游》呈现人与命运的双向拷问，而《悟空传》经由金蝉子之口道出“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的反叛。从大众文化接受群体的反馈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一代人的文化心理图像，在“江南们”对“金庸们”构建的大众文化谱系“弑父”式的重构中，极少看到作品之间的对话和文化层面的传承，更多的是这一代人以自我为中心，封闭、疏离，欲望的张扬和野心的实现。

　　这类作品还包括如今陆续登上荧屏、银幕的玄幻小说，以致意“80后”“90后”集体记忆为名划分“小时代”的所谓“青春”小说和影视，它们虽然占据图书出版、影视发行等主流文化传播渠道的某些显要位置，但依然持有自说自话的姿态，实质上并没有摆脱亚文化属性，悬浮于社会现实之上，出离于历史时间之外，缺乏主流平台的大众文化产品应有的公共传播价值。金庸提示了我们，在利益层面，亚文化正在分享乃至占领大众文化空间，而文化层面的分享和占领，则更值得关注。

　　戴锦华在评价近几年兴起的青春片热潮时表示，“它们的自身定位、营销市场、观众接受方式都与文化表达、社会意义无关……它们只是现象，不是文本，无法走到文化研究领域” 。笔者以为，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亚文化产品。从前，相比于报纸、电视等公共媒体，网络确实是个人化创作甚至私密化写作的平台，创作者仿佛不必体现文化担当、社会责任，似乎也无需涉及公共话题。但是，网络平台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其公共性也应进一步显现。网络的公共化，将暴露一批为青少年所拥护的亚文化产品生产者，也许从未准备好、尚未有能力在创作中探索人、社会、文化、历史等公共话题，假如他们不具备与其所获拥趸相匹配的担当与责任，个人化写作大量占用荧屏、银幕、网络等有限公共资源，则是值得商榷的。法律意义上的正当竞争，等待法律的规范，而“江南们”能否担起大众文化产品生产的重任，是否有资格与曾经的优秀大众文化产品生产者同台竞技，实现文化意义上的“正当竞争” ，或许需要更长时间、更多努力来理顺。

　　（文/楚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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