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对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特别精到的阐述,在季先生编定的《谈国学》一书中，《“天人合一”新解》和《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两篇学术随笔，即是最好的证明。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华哲学的精髓所在，而且也是我国音乐艺术的一种审美理想。在中西音乐文化融合的今天，“天人合一”的审美特质值得每一个热爱中华文艺之人的重视。我以为，天人合一的音乐美感，存在于中华传统的古典乐曲中，也存在于历代先贤对此类乐曲的诗文评价之中，也有不少外国艺术家对此深有体悟。这种独一无二的音乐审美观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充分显示了中华音乐艺术的至高境界。

　　中华传统音乐中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当属文人音乐。宫商角徵羽为中华传统五声音阶，由它建构起来的五声调式，其音响效果明亮洁净。如乐曲《春江花月夜》主题江楼钟鼓，其旋律呈波浪型走向，流畅舒展。旋律的构成比较复杂，不同于西方古典音乐的“单旋律”(丰子恺语)特性。文人音乐反映了文人思想感情和隐逸生活等。古琴曲《高山流水》音色低沉、浑厚，演奏此曲的先贤，似乎隐于浑沉的乐声中，惟剩高山、流水的悠远意境，这是一种将自我融入大自然的妙境，主体与客体在乐音流动中达到统一，蕴含着人与天同体，生生不息，彼此灵犀相通，此谓“天人合一”的境界，表现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享受。

　　中国文人音乐的特征是将个性融入于共性之中。共性表现为讲究修身养性，而个性则表现为不同的音乐韵味和音乐风貌。如《春江花月夜》与《渔舟唱晚》，虽同为表现“天人合一”的主题，其表意方式与所使用的音乐材料却不尽相同。王国维把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前一首曲子中人融于天，可谓“无我之境”;后一首曲子以船夫吹笛为媒而与天融，船夫成为天人合一的感悟者，可谓“有我之境”;但都彰显了“天人合一”的美学特质。中国古典文人音乐的精妙之处也正在于共性涵盖下的个性，个性融汇于共性之中，这是西方音乐没有的特色。西方音乐往往突出作曲家的独特个性与风格，无法囊括所有作曲家的整体音乐风格，中西音乐文化的最大区别也在于此。

　　《论语》载孔子论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美指向作品本身，音乐很完美，也很美妙，连上天都以为是美的。而“善”则指向人，《韶乐》合乎人的道德规范，而《武乐》不合乎人的道德规范。孔子提及的“尽善尽美”为“天人合一”作了更为具体化的描述。杜甫在《赠花卿》一诗中写道：“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欣赏了锦城丝管后，便认为该曲由天宫下凡至人间。天与人间因为丝管乐的存在而浑然一体，杜甫将“天人合一”音乐美感用诗歌艺术表达了出来。享誉世界的匈牙利美术家、哲学家奥班恩在《西方与东方艺术》一文中指出：“在东方艺术中，人还尽可能保持无足轻重的地位，东方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并同宇宙浑然一体的观念，把人缩小到与宏大的宇宙恰成对照的尺度。”此番话的深层含义正是“天人合一”的审美理念。

　　古典音乐是我国音乐艺术殿堂里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天人合一”的音乐审美理念具备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审美特征，必将世代相传。

（文/唐翔，浙江省湖州市练市一中音乐教师，湖州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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