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9年，一张榜，一个人，与丝绸之路的缘起

　　公元前139年，西汉王朝受到匈奴在边境上的骚扰与进犯，另一个部落大月氏(今中亚地区阿姆河流域、土库曼斯坦)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大月氏王被割头，匈奴用大月氏王的头颅做成饮酒器，大月氏虽愤怨，但无法与匈奴抗衡，被迫西迁而去。汉武帝得知此情报后，决定通使西域“事征四夷，广威德” ( 《汉书·西域传》 ) ，同时展开与西域国家的友好交往。而后，朝廷招募的榜文遍布长安，在张贴的榜文下人们驻足而观，只见簇拥的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揭下了榜文，朝着应征的官府走去……这个人名叫张骞，他当时只是朝廷的一个低级官员，名“郎” (郎：帝王侍从官) 。

　　公元前138年，张骞持汉节，带领一百多人的团队通使西域。正是这个原本为了抗击匈奴、加强国防的初衷与行动，凿空了古代西域丝绸之路，使东、西方文明碰撞。沿着西域丝绸之路上驼队的足迹，异域音乐歌舞不断传入中原地区，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乐舞……

　　胡乐西来，华乐嬗变

　　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朝盛行角抵百戏表演，西域大宛国(帕米尔西北，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使者来汉朝觐见汉武帝时，进献了东罗马杂技艺人。汉朝使者出使安息国(今伊朗) ，安息国王令二万骑兵在边境上迎接汉朝使者;而后安息国使者来汉朝，又带来了西域杂技艺人。汉武帝刘彻曾在海边举行盛大的演出，那些曲折肢体、吞刀吐火的表演场面让汉武帝心情大悦，也使得角抵奇戏表演在汉朝不断地增变。东汉时西域传入的“胡箜篌”“胡笛”“胡舞”等颇受汉灵帝刘宏的青睐，一时间爱好“胡乐”成为时尚，被贵族们所追捧。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中国民族交流、文化多样性最突出的时期。因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五胡”政权的存在，给中原传统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时从西域丝绸之路传入的“胡乐”已经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比如，三国曹魏皇室贵族曹植就喜欢穿“胡服” ，还能自跳“胡舞” 。公元382年，十六国前秦皇帝符坚为了得到当时的龟兹佛教高僧鸠摩罗什，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俘获了佛教高僧鸠摩罗什，还得到了西域龟兹乐舞。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聘娶西域突厥公主为皇后，随着突厥公主而来的陪嫁队伍浩浩荡荡，其中有西域龟兹国(新疆拜城库车一带) 、康国(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等国的乐工舞伎，他们带了西域的乐器、歌舞、乐律音调等。北魏、西魏时期，西域《疏勒乐》 (今新疆喀什疏勒县一带)《高昌乐》 (今新疆吐鲁番一带)传入中原。1999年在山西省太原市王郭村虞弘墓出土的北朝墓葬石椁浮雕乐舞图，不仅具有浓厚的中亚和波斯风格，还展现了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外来文化背景。山西大同市曹夫楼村出土的北魏杂技俑，人物皆为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它见证了这一时期中、西方乐舞的交流。盛行的西域“胡乐”在当时战乱频繁的时局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

　　隋唐时期是古代中国最为繁荣强大的时期。根据隋朝裴炬《西域图记序》记载，当时西域丝绸之路有南、北、中三条道路，皆可直通印度、罗马和波斯。当时外国使者云集长安，中、西方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前期传入的各国各民族乐舞，在隋唐燕乐中得到了集中整理和保存。比如，隋唐宫廷燕乐七部伎、九部伎、十部伎，它属于国家乐舞，其中吸纳包容了多部西域外国乐舞，如有《天竺伎》 《安国伎》 《龟兹伎》 《疏勒伎》 《高昌伎》 《康国伎》 《扶南伎》 《高丽伎》等。隋唐燕乐以“有容乃大”的气度，把不同国家民族的乐舞容纳为一体，在风格、名称、服饰、乐器、道具上“原生态”地保持了各国各民族风貌。虽然在数量上外来“胡乐”占多数，但在出场的顺序安排上却都是以中原乐舞，如《燕乐》 《清商》为开篇，这种顺序安排反映了古代“华”正“夷”偏的传统观念。经过长期的中、西乐舞交流，至隋唐时乐舞的观念形式等嬗变突出。

　　在古代传统观念下，宫廷舞蹈是以“文”与“武”来分类命名。文，即文德。武，即武功。即文舞与武舞。这种分类标准影响并制约了技艺表现，因为所有动作的表达与含义，都要明确指归在“文”与“武”的事件及其思想内涵上。有时舞蹈用“大”与“小”来分类命名。大舞，指宗庙祭祖之舞。小舞，指祭祀自然山川神灵之舞。大舞、小舞的分类，又是依据祭祀神系等级来区别和命名的。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中，舞蹈不仅形式内容与既定思想紧紧捆绑，而且在身体语言表现，以及动作形式的运用上，也被“画地为牢”地限定了。除了用文与武、大与小，来分类命名舞蹈之外，很多时候舞蹈又是以它的歌名、曲名来作为舞名。有时又是以舞者所持道具来命名舞蹈。可见所有这些传统舞蹈分类法，都没有从艺术风格和身体动作本体来考虑。但是，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受西域外来音乐歌舞的持续影响，在宫廷中开始出现“软舞”“健舞”的分类。“软”与“健”二字，直指身体动作的柔软度、力度与风格特征，完全不同于以往。很显然，这时古人开始关注身体动作本体以及舞蹈艺术风格的体现，而不只是注重伦理思想观念的传达。

　　伴随丝绸之路而来的“胡服”在引领中原传统服饰改易的同时，也促使传统舞蹈在身体语言表达上发生了改变。比如，自西周以来，古代服饰是“上衣下裳”或“深衣” ，长袖长裙、宽大阔绰。我们古人常说“长袖善舞” ，就是指长袖服饰与舞蹈的紧密关系。传统服饰具有封闭性特点，舞者仅有面部或头部外露，一旦舞将起来，舞者的身姿就会呈现出像书法墨迹流线一般的抑扬顿挫。但是到了隋唐时期，受“胡服”的影响和服饰改易，女子服饰出现了“胡衫”细袖、半臂袖、翻领、无领、宽大领口等样式，这样的服饰使得女子可以袒露脖颈以至上胸，完全突破了传统服饰的封闭性。于是，身体本然的质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受到人们的欣赏，舞者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谦恭、低俯，曲蹲、含蓄，而是抬头挺胸，展示其美丽的身姿。再加上这时舞者时兴盛装打扮，脚踏胡靴，肩披长帔，舞蹈完全超越了传统“长袖善舞”单一性表现，有了更丰富多彩的视觉刺激与审美表达。

　　隋唐时西域各国的乐器、乐曲和音调等传入，也不断刺激改变着传统乐舞的形态。隋唐乐队多采用西域的鼓、笛子、琵琶等乐器来伴奏，如此动感跳跃、节奏鲜明的音乐，一改传统乐器编钟、编磬、笙、竽、琴、瑟的器乐形态和音乐风格，也不断挑战人们的审美经验。可以说，正是来自丝绸之路的乐舞交流、碰撞与融合，推进了古代乐舞的创新与发展。

　　丝路新声，叩响未来

　　两千多年前，张骞先后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虽然两次都没能达到汉武帝的原本目的：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 。但是由此却带来了“和亲”通婚，以及政治、经贸、文化、艺术、科技等多方位的交流，这不仅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乐舞的发展，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原文化，以及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应该说，这是古人始料未及、没有想到的结果。那么，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历史选择与历史规律，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权力和人类意志难以掌控的，但其中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威胁——此乃丝绸之路各国各民族交流发展的政治生态之共求共需，亦是一把标尺。为了和平友好、互信互利，为了人类快乐幸福的生活，这是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推动力。如果说，古人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其缘起仍然囿于一时一事的战略考虑的话，那么，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复兴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与宏伟蓝图，其善缘而起、世界胸怀、全球着眼点、造福人类与战略高度上，都已经远远超越了古人的思想与心胸。“一带一路”“复兴丝绸之路”具有新的历史高度，它带给中国与世界的福祉将不可估量!而在“一带一路”“复兴丝绸之路”伟大构想与实现过程中，音乐舞蹈艺术仍然会以她生动、感人、和谐、快乐的优胜性，去感染人心，去化解压力，去传递快乐幸福的讯息，发挥着其它形式门类所不能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