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15年，中国独立编舞在创作、传播、推广、教研，甚至公益活动方面，呈现新的面貌和一定的规模，逐渐有了自己的脉络。在过去，他们曾经借助于国内外的比赛和各地方的大型舞剧创作，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民营团体发表作品。今天，中国年轻舞者和编导“想”创作一部作品，不再等待局限的“机会” ，而是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从学院和院团走出去，失去了从前的安全感和依赖感，跳进不确定之中，跳到自己所不熟知的领域，摸爬滚打，再次以人民为师，以自然为师，深入内心。这一次不是再现“人民” ，而是从“人民”中再次了解自己，看到世界。

　　在和舞者、编舞们的谈论中，提及最多的就是“不再等” ，然后是“坚持” ，流露出新一代编舞者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经过了艺术的自觉和自省，当代舞蹈的发展应该成为独立精神的书写。

　　独立编舞，于今天的中国舞蹈界和当代舞人看来，广义上的理解是以艺术创作项目为主体的、探索独立风格的个体编舞。围绕着独立编舞形成的独立舞团也相对借鉴了国外的方式，是小型的、没有固定的人员编制的、以个人名义命名的独立舞团，其创作经费来源不稳定，在创作项目开始的时候临时招募演员，作品完成后演员则完成合约，继续寻找各自生存的空间。舞团人员是流动的，而风格是相对固定的。

　　国家院团和一些相对稳定的独立舞团都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不错的演出机会。对于建立新的风格、表达新的声音，对于价值观，对于社会，这一代人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勇气，或者说他们需要完成对自己心灵和生命的完整探索。而这一群人，正在默默改变着中国舞蹈的创作生态。

　　独立编舞的年龄层其实都超过了通常我们所认为舞者的黄金年华，而是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年龄，但观众的审美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在逐渐认同、接受，甚至热爱有故事、有阅历的身体和舞蹈。

　　在这些艺术家之中，有旅美归来的侯莹、戴剑，旅法归来的姜洋;有舞蹈行者、沉吟游转、从中国传统和民族精神中反思的赵梁和万玛尖措;有曾在主流比赛中获奖颇丰的编导赵小刚，再次启程重新寻找古典舞蹈的审美;有优秀舞者的转型，在影视和舞蹈之间跨界的舞者王亚彬，以自己的坚持，不断走向国际化的舞台，以古典舞背景走向当代舞蹈创作，探索出优秀舞者的创新转型之路;也有在舞蹈教研中开发新方式的史晶歆，以身体研究带动个体创作。

　　近年来，“陶身体”无疑是众多年轻艺术家中最值得关注的，随着舞团海外演出的成功，反过来形成了国内的影响力，目前已颇具规模。朝克的“九当代舞团”也从项目制转换成了固定成员的舞团。

　　北京奥运会前，一些艺术工作者曾以民间方式发起了青年编舞培养计划，到2014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开启了青年舞蹈人才培育计划(简称“培青计划” ) ，独立编舞在主流平台上亮相，把新一代编舞推到了台前。培青计划一时间成为舞界重要的话题，无论是“培养”还是选择性“亮相” ，培青计划成为了主流舞蹈中独立编舞逐次发声的重要平台。

　　本文中提及和采访的独立编舞多是以工作室的方式存在，没有常驻的舞者和稳定的保障。这些编舞中，涉及了新生力量，也有历经沉浮的成熟舞者，走上独立编创的道路，各有心得。

　　本文希望通过和几位在创作风格、成长背景、文化取向上不同的编舞之间的对话和提问，以及对于相关编舞作品的观察，尝试触及独立编舞的发展现状和创作态度。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经历和见解，虽然微观，但有力量，我也相信在这些谈论和思考中，在这些独立的创造中，我们能够看到自强的舞蹈新生。

　　“身”生不息

　　旅美舞蹈家侯莹重返国内，建立侯莹舞蹈剧场，以独有的身体训练和创作观念引起中国艺术界的关注。复排作品《涂图》在2015年的舞坛更是引发热议。侯莹曾拥有纽约年度最卓越舞者的声誉头衔，独立编舞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她对独立编舞的回顾和观点对新一代编舞都有着激励的意味。

　　1994年至2001年，侯莹在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工作; 2001年至2009年是沈伟舞蹈艺术团的主要舞者。侯莹经历了中国现代舞发展的20年，独立创作之前，已经是光环无数。真正独立创作的节点应该从2006年开始，侯莹在美国发表作品，成立自己的实验舞蹈剧场。

　　侯莹认为，在纽约和中国独立舞蹈创作的创作过程有所不同，在美国可以申请到艺术基金，或是通过委约作品来进行创作。侯莹从林肯艺术中心、纽约大学以及纽约OHO获得很多委约创作作品的机会。

　　因为有资金的保证，舞蹈作品能够顺利完成，而且从创作开始到最后的呈现和推广，美国都有相对完善的系统。对于独立编舞的创作，侯莹更加追求极致和完美。当年在林肯艺术中心的户外艺术节作品，为了完美的效果，她临时调整服装，演出前两小时跑遍了林肯中心所有可能调整服装的地点，最终完美呈现…… “这个时刻也让我铭记，创作永远都不要放弃，在最后一刻都不要放弃。 ”侯莹通过与艺术机构、商业品牌的合作以及跨界演出来维持舞团的运作。除了艺术基金和委约资金，侯莹坦言经常需要自掏腰包去完善创作的每一个环节，以达到最佳呈现。

　　侯莹认为独立编舞需要具备独立的思想，个性独立的创造力、人生观，要坚持自己艺术的方向，要有独立的生活状态。

　　谈起培青计划，侯莹提出可以在覆盖面上更广泛些， “机会给更多的人是否会更好” 。这个计划应该是长远的，不能急于求成，编舞的创作需要相对长的时间，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对于侯莹来说，她的沉淀、身体经验都化为了不断创新的动力，而不是负担，作为一名曾经优秀的舞者、一名风格显著的独立编舞，她对年轻编舞的建议是“想做就做，不要等，遇到困难时再去想办法” ，“创作就是辛苦的事情，不要急于一下子成为什么，只要坚持就会有结果” 。

　　寻找血脉

　　赵梁、万玛尖措都曾是中国主流舞台上的风云舞者，在民族和现代之间游走，却从体制内决然“出走” ，而今走向内心的道路，各自显露着细腻而又悲悯的情怀。

　　赵梁的东方灵欲系列，是自觉的探索。他游历欧洲，行走西藏、印度，作品从惊艳诡谲逐渐走向淡雅恬静，在文学戏曲中取得灵感，通过意识心灵和身体的方式化解其中的繁琐脉络，呈现出中国人内心的风景。

　　万玛尖措的作品是混合的、内藏着民族精神内核、神秘原始的语言方式。舞剧《香巴里拉》 《风之谷》一路走来，通过众筹的方式，身体力行地打造舞蹈理想国，在全国各大院校和艺术节之间受到邀请、认可，从扶持资金中建立自己的艺术空间。直至2015年《香巴里拉》接受了阿维尼翁艺术节的邀请，万玛尖措的独立创作之路越走越宽广。

　　赵梁开始独立编舞的转折，是在于自己的反思。“在这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都不该沦为工作，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便抱着自我放逐的态度在大自然里随性游走。本可以保送大学、留校任教，也可以进国家院团拥有房子和户口，但都放弃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在中国的第一个现代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工作，五年的开放单纯的舞者生活对我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之后就开始长达十几年的漂泊生活……”

　　赵梁讲，维持运营自己的项目和舞团时是有些被动的，自称要去学习。“一个人自由惯了，对团队的把握和运营并不是很到位，多亏了身边的舞者和朋友的理解帮助。目前对我来说，要珍惜每一次演出机会。我认为想把事情做好首要就是真诚地面对自己和观众，先把自己交出去。 ”

　　对于独立的称谓，赵梁已经跳过了这层思考，他认为“没有绝对的独立，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群体社会去做事情。独立就是善存” 。作为风格极为鲜明的编舞，赵梁在努力地摒弃标签，“我自己没有设定，一个创作者不需要给自己树立什么所谓的风格，你的思考和表达够成熟，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共鸣，就会有更多的答案涌向你。艺术家其实是没有创作力的，这是我一直的观点。人很卑微，自然很伟大……” 。

　　自省是赵梁多次提及的词语，虽然近些年作品颇丰，如《警艳觉》 《怪谈》 《幻茶谜经》《人之初》 《双下山》 ，但其主体风格系列作品的出现仍是以年计算。“艺术是需要用时间来沉淀的，要耐得住寂寞。先别急着自我表达和被认可。自我修正反省和坚持非常重要。其实这个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

　　身体重识

　　史晶歆是在学院范畴内却又在社会上极为活跃的独立编舞。在完成北京舞蹈学院教育工作的同时，史晶歆曾走上TED (编者注：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演讲平台，讲师是各行业的领军人物)的讲台，以《阿O一家》 《霞谐帛瓦：觉、白、梵三部曲》 《Hi,朱莉小姐》等作品展开自己“身体叙事、身体建筑师”的舞蹈观念。与其他独立编舞相比，她更注重其自身舞蹈体系的完善和舞蹈美学特征的追寻，以及更接近大众的教育和观念的传输。

　　2007年草场地对独立舞者“青年编导计划” ，曾经是她独立创作的一个起点和平台。2009年4月，在北京现代舞周中她创作《圆明园》让“歆舞界”第一次亮相，之后在南锣鼓巷的蓬蒿剧场陆续发表作品。早在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二年级时，史晶歆就被法国编舞家Susan Buirge选中，获得奖学金，赴法学习。史晶歆中国舞的学习背景，本来成为身体记忆的重要部分，又被新的视野和观念所唤醒。2010年至2011年，史晶歆把这一阶段称为“质变纽约” 。当代艺术家理查·谢科娜(人类表演学的创始人)和环境戏剧对她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也成为她独立创作的理论依据。2014年，她与歌华中华世纪坛剧场密切合作，有了发布作品的重要阵地。

　　史晶歆对于歆舞界的定位，就是打破界限，对于其身份定位不止是编舞，更愿意被称作身体建筑师，着重于身体表达、建构系统。她完全没有想过去创作什么系列，而是在作品积累过程中，根据他们的相似性，去发现规律、方法，比如城市、身体、记忆和面具等。歆舞界第六年，开始逐渐提出一些训练方法—— “身体建筑师” ，以此来训练和开发身体。在教学工作和独立创作之间，史晶歆找到了相对平衡的支点， 2012年在校内开始推广自己的舞蹈观念，开设公选课。史晶歆笃信这些影响是从微观到整体的。2015年，通过学院的支持，出版了教学的影像资料。这些教学成果的推广，旨在让更多舞者深化对身体的认识，让普通大众也关注对身体认识，是一种很“接地气”的方式。

　　史晶歆和她的歆舞界不仅是一个表演创作的团体，更像是一个学术、教研的机构，而歆舞界的座右铭“艺术于我们是信仰” ，正在激励更多年轻舞者继续跳舞，坚定信仰。

　　从古典走向当代

　　王亚彬的“朋友”系列让她逐渐脱离了纷繁的舞蹈比赛和宏大的舞蹈题材，在多元的创作中完成自我思考和转型。

　　如果说2014年王亚彬的《生长》是对于创作全球化语境的需求和努力，那么2015年《青衣》是在完成自我的蜕变，是舞者向更完善的编舞转化的作品。舞剧摒弃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对于人物心理和命运的处理，都在逐渐远离学院的创作模式。 《青衣》体现出的当代性是经过自己7年的持续创作，舞者个体生命历程所显示出的时间意义。

　　王亚彬把“独立”看作是“一个永恒的词汇” 。“朋友”系列开始至今，王亚彬不断地转换角色。25岁，创作并演出亚彬和她的朋友们第一季，第一次做制作人。26岁，只身赴美国舞蹈节学习并参加全新作品世界首演。29岁，委约世界著名编舞家Sidi Larbi Cherkaoui创作《生长》 。31岁，改编作家毕飞宇同名小说《青衣》 ，创作舞剧，第一次做舞剧编舞、导演，并得到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生长》登陆伦敦Sadler，s Wells剧院演出，得到英国《卫报》 《泰晤士报》等重要媒体的赞誉。同年，得到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委约， 2016年赴伦敦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创作，主题为“She Said” 。

　　似乎所有独立舞者都经历过捉襟见肘的经济困境，面对过未知的不安。王亚彬说：“我们从2009年坚持到现在，前6年都是我们自己攒钱、投入、化缘，有眼光的好朋友们帮着赞助，十分不易。个人团体7年7台完整作品，我想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并不是每一个创作者都可以不断往前走。不断前进，才会发现天空越来越广阔，可以学习和了解的内容有很多，接着新的创作又有新的吸收，那种感觉特别充实和美好。 ”

　　2015年，王亚彬的《青衣》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得到国家艺术基金，感觉像上辈子积的福，申请就是抱着一线希望，因为要真的没有得到支持，估计今年就累死掉了，毕竟艺术是件耗神耗财的事。我们自己撑了6年，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于体制内外、独立与否，这种界限对于王亚彬来说已经不是创作的障碍。“我其实还在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供职，学院重要演出、排练，我还是会参加。但这几年下来，尤其今年，我忽然变得松弛了很多，觉得世界一下子更大了。‘心无杂念，舞以赤诚’ ，仿佛让我越来越单纯、直接。同时，感谢学院能容纳下我，散养我这个不太一样的孩子，给我一个创作的空间，看着我成长。 ”

　　自律与担当

　　生存，曾是最困扰舞者独立的问题。而当他们有勇气走出来，发挥能量的时候，才“发现饿不死” —— “九当代舞团”艺术总监、团长朝克这样描述着身边独立编舞们的状态。他认为，“独立编舞必须集体地、不停地发出声音。只有好作品出现，形成趋势，才能引起关注” 。

　　无论带领舞团前行的朝克、柳宁，还是在创作领域活跃上升的谢欣、尹昉等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创作来影响新一代的观众和舞者。

　　2015年德国汉诺威和意大利罗马国际编舞大赛中分别获银奖和金奖的编舞谢欣备受瞩目。自2004年始，谢欣历经广东现代舞团、上海金星舞团、陶身体剧场、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的磨练。独立之后，在国内外的舞蹈赛事中崭露头角，获得了奖学金游学纽约、柏林、巴黎、以色列。游学中，她发现“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如此的不同” 。从他们身上，谢欣领悟着独立思考的价值和意义，从独立思考中获取力量与灵感，进而发展出严密的逻辑去支撑。她的舞蹈充满了原始的能量，这源于对于动作质感的苛求，在年青一代的独立编舞中动作风格由内而发、刚柔相济，像一座随时可以喷发的火山。教学、合作、创新，谢欣通过不停歇地训练和学习，寻找内在的力量，寻找自己的语言系统。正如谢欣所言“独立舞者最需要自律、自治和自我承担” 。自媒体的发展，让我们有机会越来越接近这些游走世界的独立编舞。每个编舞迥异的风格，在不同领域中的多元化创作，丰富着和搭建着新的舞蹈环境。在这样一片年轻的天空下，中国的舞步才能真正出彩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