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耶执导的电影《坠落的审判》以犯罪悬疑的外衣包裹了一则家庭悲剧：身为大学老师的萨穆埃尔在修缮房屋时意外坠楼身亡，患有视障的儿子丹尼尔恰巧外出，唯一在场的妻子桑德拉被列为嫌疑人。影片全程围绕桑德拉接受庭审的过程，在寻绎坠楼真相的同时深入剖析婚姻关系。

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桂冠加上性别议题，让影片自带高关注度。而近期在北大举办的中国首映礼上，两位男性嘉宾的言论引发网友热议，更为影片增添了有趣的现实互文。在笔者看来，首映礼事件恰恰揭示了一种困境：一部真正探讨两性情感并试图超越性别对立的女性主义电影，在现实中还是无奈地陷落在男性的凝视与审判中。

翻转叙事与富有主体性的女性

《坠落的审判》对调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妻子桑德拉的作家事业有声有色，更多地扮演着在公共领域抛头露面的角色；丈夫萨穆埃尔的职业道路并不顺遂，又沉陷在无意导致儿子残疾的愧疚中难以释怀，因而将时间与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家庭事务中。显然，影片试图用这种对调来展开追问：当一段有别于常规的婚姻关系分崩离析时，人们对于两位不符合传统性别期待的当事人会分别做出怎样的评判？

影片的女主角桑德拉被有意塑造为一位不完美的女性形象：她独立而清醒，但有过出轨经历，也会以谎言应对调查。面对丈夫的需求与指责时，她有一种近乎冷漠的理智。与许多女性主义作品要通过波折的成长叙事才能展现女性觉醒不同，她没有性格的变化，一直拥有自洽且稳定的内核。这是《坠落的审判》的有趣之处：它塑造了一位天然地富有主体性的女性形象。

当桑德拉在众目睽睽下被盘问，影片的意图昭然若揭：它要探讨的正是一位富有主体性的女性如何被既有的社会伦理规范与性别观念所审视与评判。庭审现场的看客与影片之外的观众构成了一种视觉同构关系：他们既是对犯罪故事加以抽丝剥茧的侦探家，又是夫妻秘事的兴趣盎然的窥视者，也是将自身经历投射其中的局中人。

影片对于丈夫萨穆埃尔的塑造也颇为有趣：除了死亡时刻，他的形象都是通过记忆、录音、 X光片、照片等方式间接建构起来的。妻子、医生等人的评述虽然都有主观成分，但却让萨穆埃尔呈现出一种性格的丰富性与真实性：其人生悲剧主要源自“男主外”等传统性别观念形塑的男性自我期望，与他在社会领域与婚姻生活中的挫败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父权制的牺牲品，他的坠落构成了影片对于前者精准的拆解与反思。

超越对立：亲密关系的普遍困境

女主角桑德拉到底有没有杀夫？影片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真相原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索解真相的过程，影片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对话空间。桑德拉虽然被无罪释放，但银幕内外对她的情感解剖与道德审判远未结束。

难得的是，《坠落的审判》在讨论女性处境的时候，并未展露出强烈的性别对立的姿态，也没有简单地作出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丈夫萨穆埃尔虽然有将个人困境归咎于他人的自利性偏差，但其家庭付出并未获得足够认同的处境不免令人同情；桑德拉虽然自信而强大，但也有情感背叛的道德瑕疵。这种处理方式，让人物形象多了许多含混与复杂。其他人物的塑造同样避免了片面化倾向，例如女法官并未表露出对于女主角的有意偏袒，男检察官的咄咄逼人都出自办案动机，并没有居高临下的男权立场。

如此一来，银幕内外的观众可以从自身立场出发给出多元化的评判，这种多样与暧昧正是影片本身所追求的。同时，超越了二元对立视角，使得影片对于亲密关系的探讨具有了一种普遍性。即便是没有经历婚姻，也能够在夫妻二人身心俱疲的争吵中感受到亲密关系无法打破的牢笼。

在这场点睛意义的吵架戏中，男女主角争辩的核心在于：到底谁才是生活与情感的主宰者？在妻子强烈的主体性的压抑下，丈夫感受到自我的丧失与认同的匮乏。这是男性自尊在独立女性前的羸弱，更是亲密关系中对于主体性的争夺。从接送孩子的次数，到交流时使用的语言，争吵话题一步步升级，直至彻底破裂，爱走向毁灭。

影片对于亲密关系的讨论，颇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意味。按照存在主义对于人生在世的理解，个体生来自由，但每个人的自由与主体性的实现，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自由与主体性进行损害或争夺的基础之上。《坠落的审判》以一种冷峻的姿态为我们揭示出，自由本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爱与恨总是亲密关系的一体两面。

虚构即真实：情感的不可知本质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坠落的审判》没有停留在探讨亲密关系的层次上，它以虚构与现实的关系为切口，从更为形而上的角度探讨情感与生活的本质。

桑德拉的无罪释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儿子丹尼尔最后的出庭作证。影片有意以声画分离的方式展现他回忆父亲生前的段落：画面上是父亲的身影，声音却出自儿子之口。显然，创作者有意用这种方式引导观众思考：这一段记忆到底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儿子为了帮助母亲脱罪而有意杜撰的？

实际上，整部影片都在试图通过虚构来抵达真实。从回忆、录音、验尸报告、血迹分析、犯罪现场的搬演到文学作品的征用，影片动用了各种媒介去寻找证据、窥探人心、靠近事实。但这种尝试最终只是徒劳，许多看似牢不可破的证据都经不起细密推敲。即便是貌似铁证如山的吵架录音，从正热衷于以录音方式进行自传体创作的丈夫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他有意事先预谋并步步引导的可能性。

最根本的问题或许在于，在表面的犯罪事实之下，爱的谜题与人心的幽微根本无法勘破。每个人都是出于不同的立场与动机，做出自己的情感抉择。儿子丹尼尔选择相信母亲无罪，很难说不是出于他对于独自占有母爱的渴望和自己未来人生的考量。他的视觉障碍是理解影片的一把钥匙：它既是夫妻关系走向失衡的转折点，也是一种疾病的隐喻——无人看清真相，只能听从内心。作为老友的律师之所以竭尽全力地帮助女主角，并不意味他全然相信她的无辜。除了职业的要求，更多是出于一种爱慕者的浪漫爱与同情心。片尾的庆功宴上，酒瓶横亘二人之间，爱欲升腾又冷却，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早已不复当初。女主角感叹着全无胜利的喜悦，这恰恰呼应了她在小说里写下的文句：“虚构能够毁灭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坠落的审判》正是尼采那句视角主义的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阐释”的影像化阐释。换言之，情感的真相正在于虚构，选择即真实。就此而言，影片由书写女性处境出发，但最终没有局限在单一的女性视角，而是提供了看待情感与生活的多元化视角。或许才是一种真正的女性主义：既关注女性的处境，也尊重个体的平等与差异。

（作者：李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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