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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论认为模仿不只是对自然外表的形态模仿，还包括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活动以及人的行为、性格和情感等活生生的现象进行模仿；此外，模仿应该赋予模仿对象以新的意蕴，包括被模仿对象内在的逻辑关系和深层的意义。音乐的模仿可以分为对声音形态、声音属性以及声音的进行过程的模仿，对人的情感状态和情感内容的模仿，以及对模仿对象的意蕴和逻辑关系的寓意的模仿。从形态层面上看，音乐通过声音属性的模拟，来达到模仿的目的；从情感层面上看，音乐通过音结构的变化模仿各种不同的有关情感的心理形态；从逻辑层面上来看，音乐可以直接通过音与音之间的关系模仿各种逻辑样式并展示出音乐美的本质。

作为传统舞台艺术代表的戏曲深受意象理论的影响。戏曲舞台意象丰富而繁杂，但以身体拟象、以身体立象来表情达意的表演是戏曲艺术的审美要义。戏曲以身体为基础的技巧表演不是简单的炫技和无意义的展示，它通过虚拟、象征、高度凝练的程式性动作来呈现美。在戏曲表演中，剧情故事、人物性格情感，甚至舞台环境等都通过身体的立象表意来完成。戏曲以身体表演为中心，身体表演又以立象表意为极高境界。京剧表演艺术家们都是以身造象、以象表意的集大成者，其表演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对身体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曹雪芹在《红楼梦》创作中，融入佛家色空观与道家逍遥境，别开生面地创造了“情僧”真言、正邪二赋“合气说”，形成了亦幻亦真、亦奇亦正的艺术风格，表达了抱朴守真、心灵自由的美学追求，塑造了梦醒时分、石归大荒的悲剧结局，开拓了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意蕴。

“电影工业美学”争鸣是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中的重要内容，凝聚了中国电影学人的集体智慧。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在方法上，从宏大理论转向更为实证的“中间层面”；在范式上，呼应了西方学界从理论到“后理论”的转向；在知识生产上，实现了从电影研究向跨学科研究的衍进。“电影工业美学”争鸣是中国电影学界一次认真的学理性讨论，是学界与业界之间的一次难得的有效沟通。这种真诚的反思、批评与回应凸显了当代中国电影学人务实的学术品格，展示了学术共同体良好的学风以及较为开阔的“知识再生产”意向，也为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例证。

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结构形态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大致呈现出由简单到繁杂、平面到立体、平行到交错、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趋势。本文采用宏观归纳与微观分析的方法，以社会文化学及文体学视角考察结构类型的发展及变化流脉，为长篇小说的文体研究及当代作家的写作提供一定的参照。

我国网络文学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颇具规模的文化产业，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峡两岸网络文学日益增多的交流活动则为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本文从城市第三空间的审美特性、他者化倾向、扩散性特征等角度，重点考察了中国城市文学对都市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的独特审美观照。城市书写不仅描绘着空间沿革的进程，而且其中绵密的生活叙事与城市第三空间保持着密切的同构关系，承载着重构城市立体空间的文化意义。城市文学中书写的“第三化”空间，也被作者赋予了自行解码和编码的能力，具备阅知时空、历史、社会、生活、精神、观念的潜力。辩证的审视第三空间理论，可以进一步充实城市文学的空间内涵，重构一个扩散型的都市审美空间。

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战“疫”文艺作品创作，体现了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但有的作品也暴露出创作者在文艺观方面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战“疫”文艺应以人民为中心，树立抗击疫情是非常时期文艺创作主题的观念，实现创作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精准运用艺术表达方式，为抗击疫情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

本文以历史发展的线性视角，针对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学理论及学科发展中的交叉、融合路径展开探讨。尤其是针对2011年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后，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所面临的诸多焦点问题，通过对其学术思想和学科建设的多重梳理，揭示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不断交叉与融合而形成的聚合力，拓展出艺术学理论及学科认知的新界域，并在史、论、评的基础理论之上，酝酿出艺术人类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管理学，乃至文化产业及文化遗产保护等新的学科研究方向，丰富艺术学理论及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凸显建构具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体系及学科体系的重要价值。

玛克辛•格林的审美教育思想以育人为核心，鼓励学生参与和感知真实的世界与社会，培养学生的移情和感受力，打破理所应当的态度；引导学生通过主动参与和反思艺术构建与世界的联系，从全人发展的角度帮助学生拓展其自身的经验，成为更加完整的人。她的思想对新时代我国美育建设与发展的启示在于：在美育的定位上切实由“育技”转向“育人”；在美育实施方法上重视在人与艺术的主动相遇中实现价值意义的生成；强调在实践中通过美育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构建富有活力的社会。

当代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生成，与艺术图像研究迅速形成有机契合。将图像研究引入艺术学理论领域，是该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体现。艺术图像呈现出多样性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纪实性与审美性的并行，瞬间性与恒久性的统一，虚拟性与真实性的重合，韵律美与造型美的互化，情感性与义理性的相融，地域性与世界性的交响。当下，人们对艺术图像研究的探索呈现为多维路径，包括历史图像与现代图像的相互参照，文学图像与视觉图像的有机融合，艺术图像与社会生活图像的跨界对比，科技制作的图像与现实艺术图像的相融相长等，共同促进了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发展。

芬兰学者埃罗•塔拉斯蒂在符号学、音乐学、哲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本文将塔拉斯蒂在符号学视域下对音乐本体的独特认识和解读进行梳理，并围绕音乐话语、音乐叙事性、音乐真实性三个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塔拉斯蒂不仅阐释了音乐符号所涉及的音乐话语、叙事、意义生成等问题，还分析了更深层次的符号形体背后所蕴涵的意图，从而用符号学理论重新看待音乐的整体活动和行为，为我们认识音乐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逻辑。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家找寻新的创作媒介和拓宽创作观念提供了可能。新媒体艺术也正因其与时俱进的艺术手段和艺术观念，在当代艺术中日渐占据重要的地位。本文以英国“特纳奖”为考察起点，探索新媒体艺术在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在分析新媒体艺术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的特征的基础上，对其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合理性进行阐述，从而分析说明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趋势。

艺术与科技往往被认为是具有较大差异的“两种文化”，但像塞缪尔•摩斯这样的案例则打开了另一种看待两种文化的视角：从个体层面来看待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可能，并由此反思我们在创造、教育与研究中如何促进两者的融合，从而实现新型“全才”的可能。尤其是数字技术与生成艺术的出现为思考艺术与科技的未来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音乐表演是建立在对演奏技巧的附带觉知和对音响呈现的焦点觉知两者动态关系之上的认知呈现。当演奏技巧熟练到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下意识地自动化，技巧便从注意的中心走向边缘成为附带觉知的对象。成为附带觉知的演奏技巧，在通往音响焦点觉知的过程中具有不可确切指认的性质，因而带有意会的色彩。当技巧成为附带觉知，演奏者的注意焦点便转向了音响呈现，在内心听觉的引导与现实听觉的反馈中，演奏者把对技巧动觉的附带觉知和对音乐本体的焦点觉知整合起来，使音乐表演成为两种觉知的统一。

新时代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和传播力建设问题，应该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整体任务来认识。中国文学研究作为人文科学里的一个基础学科，无论在学科基础，还是在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方面，都有很多值得反思的深层次问题，直接关系着话语体系建设的质量。具体而言，理论性文学艺术的学科体系仍需理据性论证，具有相对稳定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学术体系未见成形，话语体系的建设在融通各种理论资源、挖掘民族性标识性概念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理论文学的学术研究和面向文艺创作的批评实践应该结合起来，共同促进话语体系和传播力的建设。

文章将陶身体剧场放置在更广阔的文化史背景下，通过比较中西方当代舞蹈艺术发展轨迹上的共通与差异，解析陶身体剧场凭借怎样的特性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关注，进而通过分析陶身体剧场作品，将探讨扩展至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如何与国际艺术界进行真正的对话与交流。文章认为陶身体剧场的作品创作，打破了之前只有艺术家才可以对作品做出意义表达和解读的垄断地位，将解读和感受作品的权力分享给观众，颠覆了以往艺术家和观众的等级秩序，使观众回归自身的主体性。这正是当代艺术作品的核心价值所在，即通过作品使艺术家和观众平等地共同享有个人主体性权利。

明代中期书论家将儒家心性论作为书法意象本源的创构思想，为当下建立科学的书法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考。在意象本源论中，主张书法意象是主体心性的自然呈现，重树以人格境界的意向性关联自然物象、生命体验和审美感知，回归了书法艺术的基本审美属性。在意象创作中，主张将书法看成一个生命体，从书迹之象体悟书法精神，从而将晋代笔法与主体心性相融合，创作出自成一家的书法意象。在意象孕育中，强调主体跳脱理智、欲望的束缚，以虚静、萧散的审美心境在自然无碍的生命状态中构思意象。由此，明代中期以儒家心性论引导书法实践，扭正了明代初期以临仿为尚的创作观，实现了书坛的中兴，也为明代晚期书坛重性情的书风提供了理论动力。

生活美学是世界哲学的重要转向之一。中国对生活美学的研究有两种常见范式：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消费美学，在电影中可以“新都市电影”为代表，主张对城市生活的物质繁荣进行极端夸耀，显现出人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向往；二是“为艺术而生活”的艺术化生活美学，它表现为对生活的一味美化，在城市电影中以“治愈系”为代表。这两种生活美学范式都存在着理论与审美感受上的缺失。而以第六代导演为起点的第三种生活美学范式在表现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基础上，可以引导人们更为深入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不妨称之为“回到生活本真态”的存在论生活美学。这种生活美学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美学为基础，以对生活本真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思考，揭示了“美好生活”的内在意蕴：以真为美，以善为好，强调情感兴发之后的沟

“舞蹈要有舞蹈”“舞蹈的文学性论争”“舞蹈本体大讨论”，作为从“文革”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在《舞蹈》《舞蹈论丛》等期刊上的三次重要争鸣，在时间、指向上形成了一股内在的逻辑，伴随着中国舞蹈创作现代意识的复苏，以及舞蹈研究现代化范式的逐步确立，共同构成了舞蹈艺术自律思潮的演进轨迹。这股舞蹈艺术自律思潮见证了舞蹈艺术从工具论、反映论到本体论的转变，完成了中国舞蹈理论范式的转变，带动了舞蹈创作、舞蹈观念的转变，是舞蹈学学科走向自觉的开始，同时也对中国舞蹈理论体系的建构产生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