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ise and Prospect of New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Ar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本文旨在探讨短视频如何凭借其独特的传播特性激活文艺评论的流量，同时在多重合力下提升质量。首先，短视频作为技术赋能的多模态叙事载体，它重构了创作者与受众间的传播关系，并催生出以情感共鸣为核心的日常审美新范式。其次，电视剧、诗词、舞蹈等文艺形态在短视频平台的二次创作与“破圈”传播，充分说明短视频在知识普及与大众审美引导方面具有巨大潜能。再次，短视频评论作为一种新兴批评范式，其内容、叙事策略、批评主体等方面，逐渐呈现出深度思辨的新突破。但与此同时，短视频文艺评论也面临着碎片化、媚俗化等挑战。在流量与质量的博弈之间，短视频正孕育着一个更具活力、更多元包容、更贴近大众的新时代文艺评论生态。
2025年初《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再度引发大众对“电影票房”的热议。但票房仅仅是影片观众数量的体现和其受欢迎程度的反映，它往往与影片的艺术质量正相关，却并非必然如此。决定电影票房的因素众多，其中生产端的核心在于选题策划要精准把握市场热点，影片拍摄质量达标过硬；发行端主要是选择调性匹配的档期、避开强劲竞争对手，同时挖掘恰当的宣发卖点，并通过有效方式传递给目标观众；能否为观众提供社交货币、引爆社会热点话题、宣泄人们的普遍情绪，已成为近年来影响电影票房的新要素。电影是兼具艺术性、工具性和产业性的媒介，不同特性对应不同评价维度，票房仅是从产业视角出发的评价尺度之一，既不可忽视，也不宜过分夸大。
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于绘画、木刻版画和民间艺术深深的喜爱，感受到他为人的真诚、豁达，感受到一位在多个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艺术家在“土”“洋”之间游刃有余的魅力。
电影互文性是一项成熟的艺术理论，具有突出的美育价值。电影互文性的理论根基源于文学研究中的互文性，又依据电影自身独特的艺术形态，发展出有别于文学互文的表现形式。电影互文性可概括为五种主要范式：狭义互文、副文本互文、超文本互文、元文本互文与类文本互文。这五种范式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影片与其他文本之间可能的关联方式，为观众理解和观看电影提供了更丰富的路径与更立体的视角。与此同时，这五种互文范式所体现的整合性、关联性与“非透明性”特征，有助于全面提升审美素养中的核心能力群。由此观之，在审美教育中引入基于电影互文性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拓展美育课堂的教学维度，而且能够深化学生的审美经验，因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艺术乡建实践呈现出空前热潮，也暴露出“外来介入—短期热度—结构瓦解”的周期性困境。本文立足乡村文化振兴视域，结合大量田野调查与实践观察，构建艺术乡建分析框架：首先从工作主体、资源转化、造血机制、乡土教育四个视角出发，对当前实践进行系统审视，进而提炼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艺术生产与乡村建设、资本逻辑与公共性、多主体关系、全球化与本土化、短期绩效与长期文化自觉这六种关系困局；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外生型介入模式、互生型消费逻辑模式、内生型赋能模式三类既有参与模式，并剖析其在脱离村民认知、资本消费化倾向与可持续性不足等方面的结构性局限；最后，以“共生型参与模式”的类型特征与路径建构为核心议题，从可持续性、传播力、收益性、公权性、公益性、自发性六个要素及多主体协作、长期文化反思与内循环造血三条路径入手，论证该模式如何在回应上述困局与既有模式局限的基础上，为乡村文化振兴培育内生力量与长久动力，形成多主体可持续参与机制。
作为国剧运动戏剧理论的核心，余上沅的“写意”论既植根于中国艺术传统，又与西方现代艺术形成对话，体现了对新旧剧论争和戏剧民族化、现代化的回应与探索。他以西方艺术中“再现”“表现”之争阐释中国的“写实”“写意”话语：一方面将“写意”与“presentational”对译，赋予其“打破第四堵墙”内涵；另一方面借“以画喻戏”推动“表现”思想的本土化生成。在整合西方戏剧资源时，余上沅始终保持中国视角，既以“内工”理解写实剧场的新发展，又通过对莱因哈特的策略性“误读”激活“写意”传统的现代潜能。由此，他在“写实”“写意”的张力间不断调适，以探索兼具民族特色与现代意蕴的国剧。
《洛神赋》作为书法史上复现频次最高的辞赋，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实践之间形成跨文类的美学共鸣。“二王”书法“流丽遒劲”与“超逸神纵”的笔法，与《洛神赋》的文辞风格及对女性形体线条美的描绘相互呼应。赋文所塑造的审美范式，催生了文学与书法的感官互通，并演化为中古书法批评中独特的“以赋释书”现象。从《洛神赋》与书法的互文性阐释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互相选择不是偶然的。《洛神赋》书法与文学的跨媒介互文关系既建构了强大的美学传统与意义磁场，也在无形中编织出难以突破的阐释藩篱。透视中国艺术经典的生成机制中暗含的“创造性转化”与“路径依赖”的深层悖反，对于重审传统艺术史的线性叙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图说中国绘画史》和柯律格的《中国艺术》是20世纪后期英语世界的三部单卷本中国艺术通史类著作，它们均提供了对中国视觉艺术成果的整体界定、粗略印象和价值判断，是面向西方大众读者的、偏通俗的学术著作。这三位汉学家各有学术路数，但总体上都在西方艺术史背景下展开中国艺术通史的编撰，是温克尔曼以来艺术史学、特别是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史学传统在中国艺术史学领域的延续和拓展。这些通史写作难免囿于西方通史观局限而忽略中国通史观传统，出现误读和漏判，但在用西方艺术通史观置换中国艺术通史观后，也得出了有趣的跨文化对比结果，凸显了中国艺术在全球艺术史中的位置和特征。今天应当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对话和汇通中注意“吸收外来”他者，探讨中国自主艺术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和戏剧理论家斯•安•谢罗娃以中国戏曲艺术理论著作《梨园原》为研究文本，以历史诗学理念为指导，通过文化比较分析路径，辨析了中国戏曲艺术以“明心”为要义的审美内核、以“守正”为逻辑的生成机制、以“程式”为方法的实践路径。谢罗娃在异质文明语境下对中国戏曲艺术的独到见解，从方法论层面而言，是俄苏汉学传统的文艺学方法“历史诗学”与戏剧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化学反应。谢罗娃成功将俄苏戏曲学的研究范式由“以文本为中心”转为“以舞台为中心”。
2023年10月，“五星出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展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二十余位艺术史家、美术理论家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专家们回顾了数千年来丝绸之路美术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盛况，分析了其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围绕全球化视野下现当代艺术观念、创作的发展，现当代艺术批评、教育和策展等诸多方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美术从西学启蒙到本土自觉的发展历程；青年学者们从不同的主题、角度分享了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出新一代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方向以及所运用的方法、策略。
为探索美学与艺术的交流机制，促进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首届全国美学与艺术研究峰会近期在深圳召开。专家学者们以“美学与艺术研究”为议题，探讨美学与艺术、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等关系问题。通过回顾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重点强调了美学为感性学以及美与美学的区别；基于此，提出了美与艺术并不天然相结合、美学与艺术学“殊途”“同归”等观点；并从当代艺术引发的美学问题出发，强调美学的当代阐释以及发展当代美学的迫切要求。本次峰会旨在打通美学与艺术研究的关系，对美学、艺术以及艺术学、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跨文化视阈下自觉探索中国文艺理论的自主建构路径，是王一川先生的新著《心性现实主义论稿》的重要指向。作者创造性地将源自外来文化的“现实主义”与具有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心性论”传统进行理论融合，进而重构出具有当代中国文艺特色的新范式——“心性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该论著本身即是充满探索精神与开拓意识的理论旅行范本：一方面，它并未满足于理论旅行中的被动接受，而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建构了一个从哲学本体到文艺实践的理论系统，成为当前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典范；另一方面，它成功打通了宏大叙事与微观心象之间的壁垒，为当代中国文艺的创作、阐释和评价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话语工具，展现了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和阐释力。但是，该论著在成功实现理论的“再生产”与“再创造”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如对现实主义批判锋芒的钝化与温情稀释，对“心性现实主义”诸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与实操性之困难等。总之，“心性现实主义”文艺范式的提出，对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其在未来文艺实践中也将释放更多的可能性。
作为一部改编自影视IP的当代禁毒题材舞剧，《破冰》并未复刻《永不消逝的电波》所确立的革命谍战舞剧范式，而是立足题材的现实属性，探索出差异化的创作路径。本文从情感立意重构、舞蹈语言适配、角色塑造探索三个层面，分析《破冰》在精神内核、动作美学和人物刻画上的多重突破，同时指出其在叙事逻辑、群像功能以及部分角色深度等方面仍存在可提升空间。本文旨在通过对个案的辩证分析，为谍战元素的跨题材运用乃至现实题材舞剧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提供参照。
《中国文艺评论》（刊号CN 10-1342/J）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月刊。本刊竭力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坚持导向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努力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引导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凝聚评论人才的重要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本刊紧紧依托全国文联系统所联合和团结的各方面、各领域文艺理论评论工作者的力量，致力于追踪和研究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评论发展前沿问题，突出学术性、当下性和针对性，努力开拓文艺理论新天地，开创文艺评论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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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燃爆“出圈”，成为现象级作品，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三重经验：一是自觉超克文类界限，弥补原著情节叙述不注重矛盾冲突、结构相对松散的状况，尽最大可能保留了原著的神韵和气质，为散文的影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通过立体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典型形象塑造，谱写了共同体叙事的新篇章；三是影像视听语言风格追寻一种“如画美”，文本叙事达成了崇高美与牧歌美的和谐统一。此外，技术赋能助力李娟散文经典品质“出圈”，打造出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文旅IP，为提升优秀文艺作品服务新时代“文化润疆”工作成效，提供了典型范例。
越剧《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徐克的同名电影。该剧采用环境式剧场，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边塞大漠中的龙门客栈，身临其境地感受剧中的明争暗斗。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创作团队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不仅融入了“二次元”文化以吸引年轻观众，还借助粉丝口碑实现了流量裂变。越剧《新龙门客栈》通过主动破圈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现象级作品。基于戏曲本体和传播学的角度审视，该剧的艺术创新为新媒体时代戏曲艺术的守正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
解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需要与藏地书写的文学大传统参照进行。藏地书写中的信仰特征，经历了政治化—神秘化—欲望化的演变流程，而《雪山大地》中以歌唱和音乐为核心的信仰形式，则是形成于并反哺俗常世界的实在信仰。与藏地书写传统中那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浪漫化叙事模式有别，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开辟出一条以发展为核心诉求且接通城市与藏乡、现代与传统联系的文明之道。《雪山大地》写出了藏地世界的复杂与丰富，充满了多种音调的复合声响。就作品本身来说，它既是一首俗世与信仰的协奏曲，也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杂奏曲。相对于整个藏地书写传统而言，提供了多维度、全新笔调的《雪山大地》，又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变奏曲。在边地关心、思考着时代中心命题的《雪山大地》，挺立着一群大写的“人”的形象，矫正了“叙述精彩，精神低下”的衰颓现状，有力护持了文学的高贵尊严。
鄂温克族音乐所蕴含的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等理念，能够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鸣。将鄂温克族音乐推向世界舞台，不仅能够增强鄂温克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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