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ise and Prospect of New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Ar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e Rise and Prospect of New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Ar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打工文学”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大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新大众写作现象。从新大众文艺的视野来理解与评介“打工文学”，具有引发问题深入探讨的可能性。“打工文学”的去精英化、去贵族化，打工一族作为新创作主体的出现，表明文学艺术不再是职业作家和知识精英的专利。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网络新媒体的出现，为文化权益均等化创造了契机，“打工作家”与其他作家一样，具备了同等的艺术表达能力。“打工文学”书写前所未有的世界巨变、时代巨变、生活巨变和内在精神之变，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
随着数字视听技术的普及，普通民众越来越多地通过视频拍摄与分享的方式参与到文艺创作中。短视频成为新大众文艺中的代表性文本类型，同时也引发了三个重要议题的思考，即现实主义议题、当代价值议题，以及普及与提高议题。在现实主义的底色下，素人短视频强化了对个体生活体验的自觉表达与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推动形成了更加活泼生动的视听形态，从而实现了媒体功能、创作观念和人文精神的变革。素人短视频展现出的上述特质虽然还不能够完全代表新大众文艺的主导趋势，但为我们理解和评价不同群体、不同形态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提供了重要标准与参照。
“俯仰”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常用词汇，《周易》中提出了“仰观俯察”这一词汇，由于《周易》的经典性质，使“俯仰”浸润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包括人生与审美，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俯仰”从个体人类来，又指瞬息之间与应对出处的意思，在音乐舞蹈中获得广泛运用，“俯仰”一词从形体动作拓展到精神自由与人格的超越，具备了审美的内涵。在三国时期魏国阮籍、嵇康的诗文中，这一词汇被重新书写，创造了新的气象；晋宋诗人陶渊明则在他的田园诗中，将其与审美人生相融合，从而激活了这一词汇的美学价值，融入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中。“俯仰”一词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范畴，但是它具备了文化意义上的内涵，彰显出中国话语的原生与外衍的活力，对今天的文艺书写与话语建设仍然富有启示。
中国音乐艺术以其似有还无、空灵意远的特质，呈现出典型的写意特征。中国音乐写意精神贯穿于音乐创作、表演与接受的全过程，呈现出“意义”“意象”“意境”三重意蕴。音乐写意精神之“意义”体现了音乐作品的本源性存在，具有先验性、现实性与潜在性特征；音乐写意精神之“意象”通过“观物取象”与“直抒胸臆”两种美学路径，实现从抽象精神到具体艺术形式的转化；音乐写意精神之“意境”借助“以音造境”的独特路径，实现从个体情感到哲学智慧的超越。
作为国剧运动戏剧理论的核心，余上沅的“写意”论既植根于中国艺术传统，又与西方现代艺术形成对话，体现了对新旧剧论争和戏剧民族化、现代化的回应与探索。他以西方艺术中“再现”“表现”之争阐释中国的“写实”“写意”话语：一方面将“写意”与“presentational”对译，赋予其“打破第四堵墙”内涵；另一方面借“以画喻戏”推动“表现”思想的本土化生成。在整合西方戏剧资源时，余上沅始终保持中国视角，既以“内工”理解写实剧场的新发展，又通过对莱因哈特的策略性“误读”激活“写意”传统的现代潜能。由此，他在“写实”“写意”的张力间不断调适，以探索兼具民族特色与现代意蕴的国剧。
《洛神赋》作为书法史上复现频次最高的辞赋，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实践之间形成跨文类的美学共鸣。“二王”书法“流丽遒劲”与“超逸神纵”的笔法，与《洛神赋》的文辞风格及对女性形体线条美的描绘相互呼应。赋文所塑造的审美范式，催生了文学与书法的感官互通，并演化为中古书法批评中独特的“以赋释书”现象。从《洛神赋》与书法的互文性阐释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互相选择不是偶然的。《洛神赋》书法与文学的跨媒介互文关系既建构了强大的美学传统与意义磁场，也在无形中编织出难以突破的阐释藩篱。透视中国艺术经典的生成机制中暗含的“创造性转化”与“路径依赖”的深层悖反，对于重审传统艺术史的线性叙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图说中国绘画史》和柯律格的《中国艺术》是20世纪后期英语世界的三部单卷本中国艺术通史类著作，它们均提供了对中国视觉艺术成果的整体界定、粗略印象和价值判断，是面向西方大众读者的、偏通俗的学术著作。这三位汉学家各有学术路数，但总体上都在西方艺术史背景下展开中国艺术通史的编撰，是温克尔曼以来艺术史学、特别是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史学传统在中国艺术史学领域的延续和拓展。这些通史写作难免囿于西方通史观局限而忽略中国通史观传统，出现误读和漏判，但在用西方艺术通史观置换中国艺术通史观后，也得出了有趣的跨文化对比结果，凸显了中国艺术在全球艺术史中的位置和特征。今天应当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对话和汇通中注意“吸收外来”他者，探讨中国自主艺术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和戏剧理论家斯•安•谢罗娃以中国戏曲艺术理论著作《梨园原》为研究文本，以历史诗学理念为指导，通过文化比较分析路径，辨析了中国戏曲艺术以“明心”为要义的审美内核、以“守正”为逻辑的生成机制、以“程式”为方法的实践路径。谢罗娃在异质文明语境下对中国戏曲艺术的独到见解，从方法论层面而言，是俄苏汉学传统的文艺学方法“历史诗学”与戏剧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化学反应。谢罗娃成功将俄苏戏曲学的研究范式由“以文本为中心”转为“以舞台为中心”。
2023年10月，“五星出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展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二十余位艺术史家、美术理论家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专家们回顾了数千年来丝绸之路美术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盛况，分析了其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围绕全球化视野下现当代艺术观念、创作的发展，现当代艺术批评、教育和策展等诸多方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美术从西学启蒙到本土自觉的发展历程；青年学者们从不同的主题、角度分享了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出新一代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方向以及所运用的方法、策略。
为探索美学与艺术的交流机制，促进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首届全国美学与艺术研究峰会近期在深圳召开。专家学者们以“美学与艺术研究”为议题，探讨美学与艺术、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等关系问题。通过回顾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重点强调了美学为感性学以及美与美学的区别；基于此，提出了美与艺术并不天然相结合、美学与艺术学“殊途”“同归”等观点；并从当代艺术引发的美学问题出发，强调美学的当代阐释以及发展当代美学的迫切要求。本次峰会旨在打通美学与艺术研究的关系，对美学、艺术以及艺术学、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当下戏曲创作繁荣的背后存在同质化问题，主要表现为单一叙事模式和扁平化人物形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创作导向偏重政策与评奖、市场风险规避、编剧人才断层、剧种意识弱化以及评论缺位等因素。为突破困局，创作者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强化“问题意识”，挖掘题材的深度与独特性，注重人物塑造与冲突设计；二是回归“剧种意识”，依托不同剧种的美学特色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三是注入“现代意识”，文本与舞台应契合当代审美与价值观。
以“集体取关”现象为切入点，本文探讨了粉丝如何在“饭圈”、数字平台与商业资本共同组成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对现有的文化秩序与平台规则发起抵抗，进而建构主体性的过程。研究发现，不同于被数据劳动驯化或受平台资本剥削的被动个体，参与平台抵抗的饭圈粉丝呈现出对情感量化、数据至上等权威意图的否定，以及对开放式对话、多义性表达的偏向。具体而言，饭圈粉丝的抵抗精神与自我揭露指向了某种暧昧的主体意识，他们通过发出复调、怪诞的声音，反思自我与其所批判的体系之间的共谋关系。粉丝话语的矛盾与模糊并不一定会阻碍主体性的发挥，反而为个体之间创造了新的互动方式，促成群体内部复杂的情感认同。
《中国文艺评论》（刊号CN 10-1342/J）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月刊。本刊竭力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坚持导向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努力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引导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凝聚评论人才的重要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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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燃爆“出圈”，成为现象级作品，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三重经验：一是自觉超克文类界限，弥补原著情节叙述不注重矛盾冲突、结构相对松散的状况，尽最大可能保留了原著的神韵和气质，为散文的影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通过立体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典型形象塑造，谱写了共同体叙事的新篇章；三是影像视听语言风格追寻一种“如画美”，文本叙事达成了崇高美与牧歌美的和谐统一。此外，技术赋能助力李娟散文经典品质“出圈”，打造出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文旅IP，为提升优秀文艺作品服务新时代“文化润疆”工作成效，提供了典型范例。
越剧《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徐克的同名电影。该剧采用环境式剧场，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边塞大漠中的龙门客栈，身临其境地感受剧中的明争暗斗。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创作团队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不仅融入了“二次元”文化以吸引年轻观众，还借助粉丝口碑实现了流量裂变。越剧《新龙门客栈》通过主动破圈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现象级作品。基于戏曲本体和传播学的角度审视，该剧的艺术创新为新媒体时代戏曲艺术的守正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
解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需要与藏地书写的文学大传统参照进行。藏地书写中的信仰特征，经历了政治化—神秘化—欲望化的演变流程，而《雪山大地》中以歌唱和音乐为核心的信仰形式，则是形成于并反哺俗常世界的实在信仰。与藏地书写传统中那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浪漫化叙事模式有别，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开辟出一条以发展为核心诉求且接通城市与藏乡、现代与传统联系的文明之道。《雪山大地》写出了藏地世界的复杂与丰富，充满了多种音调的复合声响。就作品本身来说，它既是一首俗世与信仰的协奏曲，也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杂奏曲。相对于整个藏地书写传统而言，提供了多维度、全新笔调的《雪山大地》，又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变奏曲。在边地关心、思考着时代中心命题的《雪山大地》，挺立着一群大写的“人”的形象，矫正了“叙述精彩，精神低下”的衰颓现状，有力护持了文学的高贵尊严。
鄂温克族音乐所蕴含的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等理念，能够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鸣。将鄂温克族音乐推向世界舞台，不仅能够增强鄂温克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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