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ise and Prospect of New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Ar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Special Topics •Metamorphosis and Reconstruction: Fostering Originality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Art (II)
以网络文学、网剧、微电影、XR电影、动画电影、短视频、网络微短剧、电子游戏，以及线下新文艺群体的实践、新民俗艺术、素人写作等为主要形态的新大众文艺，是伴随着数字媒介的日益智能化而兴起的全民性文艺浪潮，是新大众、新文艺、新媒介在新时代的聚合，具有融合性、交互性和雅俗归一等文化属性。新大众文艺的潮起有着深厚的媒介本体化、人的媒介化和媒介的人化等人本意义上的媒介哲学根基，以及由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国力增强与民族复兴、“大众”内涵的异变构成的必然的历史文化逻辑。新大众文艺以“狂欢美学”和以“爽”为标志的快感原则呈现出新的审美范式，并呼唤着“跨界批评”范式和新的批评话语的生成。新大众文艺是依循艺术本性的“恒量”与吸纳时代的“变量”的辩证统一，必将以其多方面的贡献对文艺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新大众文艺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文化权利的重新分配，更意味着文化权利的共享，大众在技术平台上参与就能享受到个人的创作权、传播权、反馈权。从文化权利的角度去解释新大众文艺的产生，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个人或群体参与、创造、享受和发展文化的自由与保障，更能体现社会主义人权的保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新大众文艺的产生与发展至少与社会给它的三种“红利”，即教育红利、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技术流量红利相关。三大红利产生的叠加效应，增强了全民参与文化的主体性，形成了“人人皆可创作”的新文化生态，文化权利的共享重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人民性。新大众文艺和写作门槛的降低不会影响文艺精品战略的实施，全民参与和专业提升、普及与提高完全可以做到“双向奔赴”。新大众文艺与精品战略同时发展，携手并行，代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中国音乐艺术以其似有还无、空灵意远的特质，呈现出典型的写意特征。中国音乐写意精神贯穿于音乐创作、表演与接受的全过程，呈现出“意义”“意象”“意境”三重意蕴。音乐写意精神之“意义”体现了音乐作品的本源性存在，具有先验性、现实性与潜在性特征；音乐写意精神之“意象”通过“观物取象”与“直抒胸臆”两种美学路径，实现从抽象精神到具体艺术形式的转化；音乐写意精神之“意境”借助“以音造境”的独特路径，实现从个体情感到哲学智慧的超越。
曲艺美是以反馈为宗旨的语言信息智慧性传达所创造的，集中展现为引人入胜的“机趣”与化大道于无形的“理趣”相融合的“智趣美”。语言是曲艺美生成的核心材料，音乐与表演是辅助材料。曲艺文本组织是曲艺美舞台呈现的基础，其以中华传统哲学的“超越思维”为底层逻辑，运用“虚实相生、观演共情、妙趣横生”的叙事智慧，对日常生活进行创造。曲艺表演是曲艺美集中呈现的核心阶段，通过以表演者为主导的语言信息具象化与形体表演“点得醒”观众的艺术传达来建构。从而，形成了“以语造境，因智生趣”的曲艺美生成机制。
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灾异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其中包括人类文明内部的灾难，以及由太阳、行星活动或其他高等文明入侵而遭致的末日灾难。灾异的降临往往会导致生存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继而引发人类内部的生存与道德之争。刘慈欣小说中的生存与道德之争，其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在于“要不要吃人”，其核心问题则在于能否为了集体的幸存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尊严乃至人性。刘慈欣认为末日社会的道德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面对伦理学意义上的“电车难题”，他更倾向于舍弃局部来换取集体的延续。不过，尽管刘慈欣的诸多小说都以可怖的灾异书写作为叙事起点，但他仍将文明幸存的希望寄寓于光明的未来之中，这种乐观的底色以及对于未来的坚毅信念均构成了刘慈欣小说中极具辨识度的面向。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艺术创作领域的应用为传统艺术表达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本文以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中的实践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其如何以算法逻辑与数据驱动介入艺术创作过程，并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通过梳理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特征，以及分析早期计算机技术与艺术创作结合的典型案例，本文揭示了人工智能在艺术生成中的技术演进逻辑。通过构建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理论框架，结合笔者在中国风花鸟珠宝设计中的探索，进一步论证了人工智能介入艺术实践的具体路径，并探讨其与中国传统艺术美学融合的可行性。本研究不仅为人工智能赋能艺术创作提供了实践参考，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提供了新的技术视角与方法论支撑。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和戏剧理论家斯•安•谢罗娃以中国戏曲艺术理论著作《梨园原》为研究文本，以历史诗学理念为指导，通过文化比较分析路径，辨析了中国戏曲艺术以“明心”为要义的审美内核、以“守正”为逻辑的生成机制、以“程式”为方法的实践路径。谢罗娃在异质文明语境下对中国戏曲艺术的独到见解，从方法论层面而言，是俄苏汉学传统的文艺学方法“历史诗学”与戏剧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化学反应。谢罗娃成功将俄苏戏曲学的研究范式由“以文本为中心”转为“以舞台为中心”。
文明互鉴是人类艺术创造的不竭动力。中西文明虽分居亚欧大陆两端，但中国艺术深刻影响了西方艺术史的进程。从东方风格和中国风等风格范畴入手，围绕“蒙古和平”下的东方风格，大航海时代物质文化和消费时尚层面的“中国风”，以及启蒙时代“英华园林”所叩启的西方美学现代转型，维特科尔勾勒出中国艺术西渐的历史谱系与文化逻辑。与此同时，维特科尔的跨文化艺术史研究也表明空间在艺术史知识生产中的理论潜能，折射出在“开”与“合”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启示。
2023年10月，“五星出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展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二十余位艺术史家、美术理论家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专家们回顾了数千年来丝绸之路美术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盛况，分析了其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围绕全球化视野下现当代艺术观念、创作的发展，现当代艺术批评、教育和策展等诸多方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美术从西学启蒙到本土自觉的发展历程；青年学者们从不同的主题、角度分享了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出新一代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方向以及所运用的方法、策略。
为探索美学与艺术的交流机制，促进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首届全国美学与艺术研究峰会近期在深圳召开。专家学者们以“美学与艺术研究”为议题，探讨美学与艺术、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等关系问题。通过回顾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重点强调了美学为感性学以及美与美学的区别；基于此，提出了美与艺术并不天然相结合、美学与艺术学“殊途”“同归”等观点；并从当代艺术引发的美学问题出发，强调美学的当代阐释以及发展当代美学的迫切要求。本次峰会旨在打通美学与艺术研究的关系，对美学、艺术以及艺术学、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以“集体取关”现象为切入点，本文探讨了粉丝如何在“饭圈”、数字平台与商业资本共同组成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对现有的文化秩序与平台规则发起抵抗，进而建构主体性的过程。研究发现，不同于被数据劳动驯化或受平台资本剥削的被动个体，参与平台抵抗的饭圈粉丝呈现出对情感量化、数据至上等权威意图的否定，以及对开放式对话、多义性表达的偏向。具体而言，饭圈粉丝的抵抗精神与自我揭露指向了某种暧昧的主体意识，他们通过发出复调、怪诞的声音，反思自我与其所批判的体系之间的共谋关系。粉丝话语的矛盾与模糊并不一定会阻碍主体性的发挥，反而为个体之间创造了新的互动方式，促成群体内部复杂的情感认同。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中国电影创作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在大后方和解放区不断下沉并向基层延伸，建构起广泛且有力量的民族话语共同体。通过话语表达类型的不断调适，中国电影创作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越发紧密，抗战叙事的人民主体性意识不断深化。抗战时期中国电影民族话语共同体的建构，为中国文艺创作与民族国家、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缔结紧密的交流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话语经验，彰显出中国电影在民族存亡关键时刻所迸发出的韧性与力量。
《中国文艺评论》（刊号CN 10-1342/J）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月刊。本刊竭力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坚持导向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努力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引导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凝聚评论人才的重要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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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燃爆“出圈”，成为现象级作品，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三重经验：一是自觉超克文类界限，弥补原著情节叙述不注重矛盾冲突、结构相对松散的状况，尽最大可能保留了原著的神韵和气质，为散文的影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通过立体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典型形象塑造，谱写了共同体叙事的新篇章；三是影像视听语言风格追寻一种“如画美”，文本叙事达成了崇高美与牧歌美的和谐统一。此外，技术赋能助力李娟散文经典品质“出圈”，打造出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文旅IP，为提升优秀文艺作品服务新时代“文化润疆”工作成效，提供了典型范例。
越剧《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徐克的同名电影。该剧采用环境式剧场，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边塞大漠中的龙门客栈，身临其境地感受剧中的明争暗斗。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创作团队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不仅融入了“二次元”文化以吸引年轻观众，还借助粉丝口碑实现了流量裂变。越剧《新龙门客栈》通过主动破圈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现象级作品。基于戏曲本体和传播学的角度审视，该剧的艺术创新为新媒体时代戏曲艺术的守正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
解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需要与藏地书写的文学大传统参照进行。藏地书写中的信仰特征，经历了政治化—神秘化—欲望化的演变流程，而《雪山大地》中以歌唱和音乐为核心的信仰形式，则是形成于并反哺俗常世界的实在信仰。与藏地书写传统中那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浪漫化叙事模式有别，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开辟出一条以发展为核心诉求且接通城市与藏乡、现代与传统联系的文明之道。《雪山大地》写出了藏地世界的复杂与丰富，充满了多种音调的复合声响。就作品本身来说，它既是一首俗世与信仰的协奏曲，也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杂奏曲。相对于整个藏地书写传统而言，提供了多维度、全新笔调的《雪山大地》，又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变奏曲。在边地关心、思考着时代中心命题的《雪山大地》，挺立着一群大写的“人”的形象，矫正了“叙述精彩，精神低下”的衰颓现状，有力护持了文学的高贵尊严。
鄂温克族音乐所蕴含的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等理念，能够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鸣。将鄂温克族音乐推向世界舞台，不仅能够增强鄂温克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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