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农牧民作家创作现象分析

（图片选自《航拍中国》）

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如何有效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答案或有万千，但有这样一群来自内蒙古田间地头、牧野草场的农牧民作家，多年以质朴坚实的文笔刻画万物和生活的悲喜，用创作实践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发掘乡村牧野坚韧向上、刚健沉着的内在力量，以坚实遒劲、深沉厚重的作品汇入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写作大潮，他们的写作以文立心，自觉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的伟业中，更以文铸魂，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嘱托“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近日召开的内蒙古农牧民作家研评会，对这批农牧民作家的创作成就展开了深入研讨。

生活和写作都在乡村牧野，使农牧民作家更易达至“物我合一”之境。诚如农民诗人王玉玲意识到的，“放牧羊群的人/也放牧野草和岁月的风/在村庄外种植牧草的人/也种植荒芜和想象”（《文字的铠甲》）。在四十多年间以固沙治沙为业的诗人谢鹤仁笔下，沙子成为他衡量万物的标尺、执着使用的意象，即便是黄河改道，在他看来也是“先是一粒/而后一群/这些沙子不管不顾跳进黄河/围追堵截”（《纳林湖》）。葵花是赵水表种植的主要作物，也是他写作的中心，在散文《葵花》中，他称赞葵花“带给我们每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永无止境的探寻与追求”。当农牧民作家们回到大地草木中，他们不屈不挠的意志、对土地深沉的爱让他们的文字更有分量。

一些农牧民作家从大地万物中提炼出刚健勇毅的生命力量，令人感奋昂扬。曾在荒原上放羊、农田里种地，写出《一把镰刀看守大地》的诗人燕南飞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他100首关于蒙古马的诗歌中，蒙古马成为承载刚健勇毅生命范型的重要意象，他惊叹蒙古马是大地上的行者，也知道对于蒙古马来说，“没有什么比奔腾/更痴狂”（《蒙古马》）。敖·那日格勒的长篇小说《蒲公英》以随风飘逝却生生不息的蒲公英写出了脆弱也坚强、易逝也自由的生命本质。乌仁图雅的散文《枯井里的三棵红柳树》和努恩达古拉的散文《阴影下的小草》着力刻画绝境之下，生命无畏困境、执着生长的状态。这是农牧民作家作品极具感染力的重要原因：他们着意让万物在自己的文字中坚毅甚至剽悍地活着。

农牧民作家们不会躲在小楼里自怨自艾，而是体验和书写着劳动和创造的甜蜜与甘美。曾烟的诗《山楂生活》，写制作冰糖葫芦是因为“我们都喜欢把日子过得滚烫，火红/暖意融融”，“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把甜蜜的日子/分给每一个前来认领的人”。诗歌创作能别开生面、格局开阔，正在于作者能够把生活的酸涩转化为甘甜。王玉玲的诗《以草木之心来书写热爱》认为艾草、蒲公英和车前子是“在各自的善意里生长”，而红柳怪柳和锦鸡儿“都抛弃了身体的杂念”，也出于这种向上向善的审美选择。

乡村牧野从不缺乏风雨霜雪，田园游牧生活也必然包含着泥泞和苦难，农牧民作家们日日用耐心安静和沉默负重应对这一切，耐心安静和沉默负重的特点也渗透到他们创作的方方面面。比如在地头等待可能到来的让万物蓬勃的春雨，又或者在四季轮回中等待经历苦夏才能抵达的秋收，诗人西阔迅速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诗思，在《入山记》中写道“独自山里，我们都有形而上的悲欢，随人间起伏”，而在《午后书》里发现“爱就是山，水，万物和你”。西阔让乡野生活给予的耐心安静与诗歌不疾不徐的内在节奏构成内在对应，悲欢与爱被具象化，诗歌的质感由此产生，醇厚的诗意被缓慢释放。

田间劳作的父亲母亲们体现的是田园躬耕沉默负重的一面。诗人于学涛在《父亲节里的父亲》中写道，“父亲节这天/父亲在田地里度过/我七岁的时候这样/二十七岁的时候还是这样”，几十年的耕耘让这沉默负重的生命状态被清晰感知，也概括出农民的命运。曾烟以诗歌《清晨》重新照亮在鸡舍和玉米间辗转的母亲，发现农事“让她从一只轻盈的蝴蝶变成一只沉重的陀螺”“不停旋转成为她的命运”，而当母亲蹒跚着开鸡舍的门时，“宽大的围裙将她绊倒/仿佛光阴的长鞭又抽打了她一次”。不停旋转的陀螺和蹒跚的母亲这两个意象，体现了个体承重的形态，其并置交错给诗歌带来了内在的张力。对日常生活进行艺术处理时，农牧民作家肯定的是与这田园生活周旋日久后农牧民不变的吃苦耐劳、沉着安详的精神。勾勒命运的运行轨迹、展开人生的意义追问、揭示生存的密码所在，让他们的创作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来处即归宿。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农牧民作家们往往以自己的故乡为理想之地、精神之乡，建构起拥有爱、善意、仁厚等内部意义结构的文学之乡。赵水表爱着自己“茫茫的葵海”（《七月，唱给田园的歌》），他的创作中最重要的景观就是葵花，因为它收藏青春、汗水也带来丰收，永远生机勃勃。王玉玲的诗歌经常出现义和沙拉村，这是一个善意、纯粹、能安顿身心的世界。十几岁放羊时就已经面对过风雨和泥泞的文润写过短篇小说《野狼》《青草》，也写过中篇小说《竞选村长》《男人四十》，又写了27万字的长篇小说《神树街》，她白描农民的婚丧嫁娶、嬉笑怒骂，也慨叹村庄河流的消逝与重现，是非善恶与雅俗歌哭都在她的故事中聚散起落，老村在文润的文字中成为她的精神原乡。

纵有艰难与失意，在让生活成为诗歌、散文和小说时，农牧民作家们从不会在自己的创作中怨尤哀叹或是尖刻讽刺，而是让泥土和牧野中蕴藏的力和美冲出生活的地表灿烂绽放。感恩生活，感念万物，化解消弭苦难，更笃信吃苦耐劳、坚韧奋斗的意义，因为这种文学精神的烛照，农牧民作家们书写大地的丰饶和人民的奋斗时显得格外真实且极具力量。这种文学精神能医治“躺平”、消弭戾气，更彰显着自强不息、质朴刚健的新时代气质。迈向未来的新征程上，农牧民创作受到更多关注，更应在构建共有精神家园、促进文化建设等方面得到价值认定。而促成这一现象的，正是以农牧民身上蕴藏着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诉求与参与时代精神构建的济世情怀。

（作者：崔荣，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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