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作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达•芬奇身上的“西方性”固然毋庸置疑；然而长期以来，这一“西方化”形象的流行，却有意无意地导致他身上同样重要的“东方性”和“世界性”因素遭到遮蔽，致使达•芬奇之所以伟大的真实原因，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彰显。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4年西葡两国制定瓜分全球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是影响早期现代世界史、重塑东西方历史命运至深至巨的三个重大时刻。与这一时代同框的达•芬奇，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会对于他的时代作出怎样的回应？作为地图圣手的达•芬奇，他是否意识到他所在世界的整体性？又是如何认识这样的整体性的？他画过这样的世界地图吗？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位于怎样的空间位置？对于构筑这个世界的整体性，他又有过哪些匪夷所思的规划、想象和贡献？本文是笔者关于“达•芬奇与东方”系列研究的第一篇。

【关 键 词】 东方 西方 桥梁 达•芬奇 世界地图 中国

一、从达•芬奇为土耳其苏丹设计的大桥说起

1952年，德国学者Franz Babinger收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寄来的一件文书。这是一封用飞扬的土耳其文所写的信，来自“一名叫列奥纳多的异教徒从热那亚寄来的一封信的副本”(原件已佚，见下页图1)，原收信者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的长子苏丹巴耶济德二世(Bayezid II，1447—1512)。Babinger很快发表了鉴定的文章，确认了这位“列奥纳多”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艺术家达•芬奇。这一看法很快也得到了包括著名达•芬奇研究专家Carlo Pedretti和P.C.Marani在内的众多学者的认可。

图1达•芬奇致奥斯曼帝国巴耶济德苏丹之信的土耳其文复件，约1503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图书馆藏

信中的达•芬奇自称“苏丹的奴仆”，信的措辞和行文采取了1482年达•芬奇离开佛罗伦萨时写给米兰统治者卢多维克的那封著名自荐信相同的方式，在列举了自己的诸般能力(如夸耀自己能够制造各种火炮和攻城机械——这里是制造“风磨”和“清空船底积水的水泵”)之后，才透露了信中的真正目的，旨在为苏丹建造一座将“伊斯坦布尔”和“加拉塔”连接在一起的大桥(前信是为斯福尔扎家族制造巨型青铜骑马雕像)：这是一座“单跨桥”(un arco)，它的高度惊人，“足以让一艘扬起船帆的船只全身通过”。

尽管信的末尾只有“7月3日”的时间而没有署具体年款，但学者们基本上达成了其写于1502—1503年之间的共识。实际上1503年更有可能，因为1502年年底威尼斯与巴耶济德苏丹之间签署了停战协议，第二年双方互派使节，起草最终于1503年8月颁布的和平协议。苏丹正是借这一时机，向西方的科学家、机械专家和艺术家发出了邀约他们前往土耳其兴建大型工程的建议。接受了这一邀约的著名意大利艺术家中，最终成行的有威尼斯画派的真蒂莱•贝利尼等人；而更多的人则未能如愿。他们中除了达•芬奇之外，甚至还包括了文艺复兴三杰中的另一位——米开朗琪罗。

信中所言“从伊斯坦布尔到加拉塔”的方位，其实是指从伊斯坦布尔旧城跨越金角湾而到达北部的加拉塔地区。也就是说，达•芬奇所构想的桥梁，致力于将伊斯坦布尔隔绝的两部分(都位于城市的欧洲部分)第一次联通起来。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这一位置的金角湾上矗立着三座跨海大桥，其中最外侧的一座就叫“加拉塔大桥”(图2)；我们大概可以借助于这座桥，来想象一下达•芬奇当年设计的意味。

图2 谷歌地图截图：伊斯坦布尔金角湾现状，上面的“加拉塔大桥”建于1994年

然而，这座桥梁并没有停留于设想。达•芬奇在他同一时期的笔记中，实际上已经为这座桥设计了详细的方案。这一方案出现在《巴黎手稿L》的一个双页(第65-66页，图3)上。它的左页画出了共享同一海湾的这座大桥的平面俯视图和侧面透视图：其平面俯视形状是以一个两端分叉的对称燕尾式展开；其侧面透视形状则呈现为一个漂亮的流线形单跨大桥——它不仅与致苏丹信中所说的那座“单跨桥”一致，而且其桥拱正中也正好画出了一艘鼓帆而过的船，与致苏丹信中的细节若合符契。

图3 达•芬奇 《一座横跨伊斯坦布尔金角湾的大桥设计图》，《巴黎手稿L》(Paris MS L)，fols.66r-65v，10×14.8cm，约1502年

它的右页上则具体写出了设计这座桥的工程细节：

连接佩拉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桥，宽40肘尺(braccio)，高度位于水面之上70肘尺，长度600肘尺，也就是说，其中400肘尺位于海面之上，200肘尺位于地面，使之形成了自我支撑的方式(facendo di sè spalle a se medesimo)。

根据尺度换算，桥的总长度(600肘尺)约当348米(每肘尺约0.58米)，横跨海面的桥体(400肘尺)约当232米；而金角湾的宽度是800英尺(约当240米)，故达•芬奇的计算完全符合实际。

然而，在金角湾上建构一座跨度长达240米的桥梁，完全超出了当时技术条件的可能。

从形式同时也是技术的角度而言，这个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达•芬奇用两个燕尾形的桥体结构来分解桥梁整体巨大的压力。作为一个极为超前的设计，西方到了19世纪才拥有了类似的被称作“Y字形双通道”的桥梁建构技术，那么，达•芬奇又是根据什么，获得了这样的设计灵感？

该设计的第二个特点，是一个位于海面上的单跨桥体，和一个位于地面上的自我支撑系统(进一步分解为两边数个依次递减的小拱)，所形成的极为漂亮的流线型组合。但这样的组合此前从未见于西方的任何桥梁系统，这样的造型—技术系统犹如一个奇迹从天而降。

另外，从内容或者桥的具体功能而言，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达•芬奇致苏丹信中设定的“桥”，是将“伊斯坦布尔”与“加拉塔”连接在一起，这样的词序似乎预设了从亚洲出发征服欧洲的苏丹和土耳其，向更远的欧洲进发的立场；邀约欧洲工程师和艺术家在城市建功立业的计划本身，即是这种立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巴黎手稿L》中所设定的是一座“从佩拉到君士坦丁堡的桥”(Ponte da Pera a Constantinopoli)——这里，无论是意为“对岸”的“佩拉”(Pera，“加拉塔”的另一个称谓)抑或“君士坦丁堡”，鉴于这些地名都是欧洲人对于拜占庭帝国首都的旧称，因而，达•芬奇在致力于城市两部分之间的沟通时，即便是为作为亚洲人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服务，其设计的视域仍然更多地要归结为一种欧洲人内部的立场。

然而，在达•芬奇致苏丹的信中，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视域。事实上，他想为苏丹所建的桥梁，除了一座后者意欲的从“伊斯坦布尔”旧城穿越金角湾通向北部“加拉塔”地区的大桥之外，还有另一座宏伟至极到迹近疯狂的“桥梁”：它将要跨越长达660米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佩拉对岸的“安纳托利”(Anatoli)——土耳其位于亚洲部分的广袤土地，也就是历史上的“小亚细亚”。尽管达•芬奇在信中并未给出这座桥梁的设计细节，尽管这样的一座“桥梁”无疑远远地超出了他所在时代之能力，然而，它在观念上的存在本身，已足以反映其设计者达•芬奇内心的一种深刻的欲望和一种“旷世的想象”(l’ idea visiouaria)：用一座桥梁来跨越天堑，将相互隔绝的“东方和西方”(l’ Oriente con l’ Occidente)，连通成一体。

二、达•芬奇时代“东方”的历史语境

尽管每个民族、每种语言中，都必然会有自己理解的、作为自然方位的“东方”存在，然而，今天所流行的“东方”概念却不仅仅是一个方位，而是一种“象征形式”(symbolic form)，深深地烙下了西方文化独特的意识形态、空间逻辑、思想观念、想象和愿望的痕迹。而达•芬奇时代的“东方”，正处于这种“象征形式”被构造的关键转型时期。

西文中的“东方”(Orient)一词来源于拉丁文“oriens”，意为方位中的“东方”；同时，该词的动词形态“orior”意为“升起”即“太阳的升起”。本来，把“东方”看成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的空间观念出自朴素的自然空间意识，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普遍存在。例如希腊人把爱琴海东岸的地区称为“安纳托利”(Anatoli)，也就是“太阳升起的东方”；欧洲人从15世纪开始把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西亚地区称作“黎凡特”(Levant)，借用了法文动词Lever的动名词形式(意为“太阳升起”)。甚至中文也不例外，其表示方位的“東”字，作为一个“会意字”，即来自“太阳从树木中升起”的意义构成。事实上，西方意义上的整个“东方”，意指从地中海(包括爱琴海)东岸开始的整个“亚洲”地区，这个意思其实最具体地表现为欧洲人理解的“亚洲”(Asia即“亚细亚”)一词，它的本义也是“太阳升起的东方”，可能起源于阿卡德语“a-ṣu”；而在希腊神话中，“欧罗巴”其实本来是腓尼基王后“亚细亚”的女儿，她后来被天神宙斯化成公牛诱拐到希腊的克里特岛，意为“亚洲”(广义的“东方”)是“欧洲”的母亲。

或许正是“欧罗巴”的神话孕育了不同于“亚洲”的“欧洲”意识的起源，即尽管“欧洲”发源于“亚洲”，但“她”却成为欧洲人自我认同的另一个大陆的开端。同理，西方思维中的“东方”意象，也是针对另一个主体“西方”(Occident)而言的。这个“西方”从来都是作为“东方”的对偶物而如影随形的。例如，在西方的古典时期，是“希腊”与“波斯”的东西对立；在古典晚期和中世纪，是东、西罗马帝国，拉丁天主教与拜占庭东正教的对立；以及更大意义上地中海西部的“西方”世界，与从地中海东岸肇始的整个“东方”世界的结构性对立。这种结构可以借助地理大发现之前在欧洲广为流行的世界图景“T-O图”(图4)来见出：位居东方的“亚洲”(Asia)如半轮红日高踞于地图上方，这个“东方”不仅是文明的发源地，还是神话中伊甸园的所在地，是世界上一切神异之物诸如丝绸、香料、陶瓷和不可思议的奇迹的来源；位居“西方”的“欧洲”(Europa)和“非洲”(Affrica)，则分据于下方半圆的两隅，在世界终极的尽头，向上方的“东方”投去不胜艳羡的目光。这一时刻，作为“西方”的主体相较于“东方”，丝毫不具备优势地位。

图4 Isidore of Seville 《T-O图》，载《词源学》(Etymologiae)，约绘于1200年

然而，正是在达•芬奇所在的文艺复兴时期，一系列巨大的空间、地理和政治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原先的“东”“西”对比的图景和格局。其中标志性的年代有三个。

第一，1453年。对于西方和基督教世界来说，这一年是拜占庭和君士坦丁堡在长期的围城之后，陷落于东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时刻。这一时刻被英国历史学家吉本视为“罗马帝国的衰亡”和“终结”，这是因为，拜占庭帝国的正式名称其实是“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它的前身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罗马帝国的东方部分(简称“东罗马帝国”，区别于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二者于395年分裂)；公元476年，随着西罗马帝国被西哥特人所灭，西部世界进入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罗马帝国只有其东方帝国(拜占庭帝国)幸存于世，并继续延续千年直至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所灭。从此，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拜占庭帝国的覆灭引起了巨大的震撼。这不仅是因为来自东方的威胁第一次变得迫在眉睫；更是因为拜占庭帝国所在的东地中海和黑海流域，本来是陆上丝绸之路东西方交通的重要干道，君士坦丁堡的易手意味着东西方大交流的通道从此掌握在土耳其异教徒之手，导致来自东方的香料、丝绸和奢侈品价格飞腾、难以为继。这就为日后欧洲人试图从海上开辟通向东方的新航道，也为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边陲国家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而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征服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则意味着这个新兴的帝国获得了来自古代最辉煌帝国的衣钵的合法性，而成为一个新的“罗马帝国”。从此，奥斯曼帝国的称谓中多了一个“Rum”——“罗马”或“罗马人”，亦即明代中国文献中所称的“鲁迷”(语出《明史•西域列传》)；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二世(达•芬奇致信的巴耶济德二世之父)也获得了“凯撒”(Cesar)的称号。伊斯坦布尔成为一座跨文化的世界之都，这为巴耶济德二世日后招致意大利艺术家前来兴建伊斯坦布尔提供了条件。这一年达•芬奇两岁。

第二，1492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个紧密相关的事件：一是该年1月6日，西班牙王国攻陷南部摩尔人(来自北非的阿拉伯人)的王国格拉纳达和王宫阿尔罕布拉宫，把阿拉伯人全部驱离西班牙，标志着伊比利亚半岛时近八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的完成。另一个事件，是西班牙国王乘胜利之势接受了热那亚人哥伦布的建议，派出船队向大西洋西航；同年10月12日，哥伦布率队发现了美洲(西印度群岛)。较之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彪炳史册，前一个事件(西班牙征服南部的格拉纳达王国)似乎微不足道，然而，在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后者其实是前者和一系列相关因素的逻辑后果。

这是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早在公元8世纪起就遭到刚刚崛起的阿拉伯倭马亚帝国的入侵。从那时候开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个半岛上的争斗就未尝一日稍息，两种势力犬牙交错、此起彼伏，一直处在胶着状态。直到1453年，当欧洲东面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同时中断了传统的丝绸之路的交通之际，危机深重之中的欧洲人就开始了突围之举。而夺风气之先的首先是欧洲西南边陲的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他们位于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战略位置，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必定是在海上。

为了寻找到一条重新通向东方的海上道路，葡萄牙率先开始了征服北非的冒险，于1415年攻占了北非的要塞休达；又在亨利王子的带领下，开始了从海上探索西非的道路。与此同时，中世纪欧洲长期流传的东方存在着一位强大的基督教国王长老约翰的神话再次发酵。传说中，这位东方基督教国王居住在印度；在马可•波罗时代，他被混同于统治着强大的世界帝国的蒙古大汗(尤其是忽必烈)。从此西方基督教国家开始形成一个经久不灭的梦想：与东方的基督教国家联盟，进而东西夹击，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到了15世纪，该神话又衍生出了长老约翰居住在非洲大陆的内容(因为当时人们相信非洲的南部与亚洲相连，故非洲也可以属于广义的东方)。于是，寻找东方被葡萄牙确定为一条经海陆两途南向非洲的道路，期间，意大利人弗拉•毛罗(Fra Mauro)于1459年为葡萄牙国王阿封索五世所绘制的《弗拉•毛罗地图》，正如笔者在一项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以图形语言的方式，指出了一条从非洲西部到达印度洋和中国的秘径，诱惑着葡萄牙人进一步南下，并对随之而来的欧洲人主导的地理大发现，作出隐秘的贡献。30年后，正是葡萄牙人迪亚士于1487年穿越了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再11年之后，另一位葡萄牙人达•伽马接踵而至穿越印度洋，于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古特；再过十几年，葡萄牙于1511年占领了控制东西方贸易的黄金水道国家马六甲；1517年出现在中国海域；1557年，葡萄牙人获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

而寻找东方的另一条海路，则由西班牙开辟。并非偶然的是，西班牙道路的开拓者是意大利热那亚人哥伦布；它与葡萄牙路线的指引者意大利威尼斯人弗拉•毛罗一样，暗示着在奥斯曼土耳其势力的压迫下，西方寻求突围的方向和动力，已然从意大利和地中海世界，传递和转移到以葡、西两国为代表的大西洋世界。众所周知，哥伦布西航的目的并不是美洲。美洲的发现仅仅是哥伦布寻找中国和日本(哥伦布怀揣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大汗的国书)途中的一个“美丽的错误”(他把古巴和海地相继看成是中国和日本)。种种迹象表明，哥伦布成功的原因，在于他所依据的一份从佛罗伦萨科学家托斯卡内里那里获得的世界地图(进一步论述详见下文)；依据这份神奇的地图，他在上面标出日本的地方，“瞎猫碰上死老鼠”般地撞上了美洲的古巴。

就此而言，东方和中国在葡、西两国的地理大发现之中，始终是一个隐性的、但从未缺席的角色。从奥斯曼帝国向欧洲西进，到葡萄牙绕过非洲东进和西班牙向世界另一极西航，遵循着东西方互动的某种统一的逻辑。正是上述力量的合力，导致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这一年，哥伦布39岁，达•芬奇40岁。

第三个年代，1494年。这一年的事件要从1493年说起。葡萄牙的持续东进和西班牙的快速西进，导致这两个伊比利亚国家迅速崛起为跨越七洋的世界性大国。仅仅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不到一年，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就达到白热化。葡萄牙认为，根据西葡之间1479年签署的一项条约，哥伦布发现的美洲领土应该属于葡萄牙。为了划分势力范围，在新晋教皇亚历山大六世(Rodrigo Borgia)的仲裁下，同年5月，两个国家就一份世界地图画了一条南北子午线，规定以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或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league，约3海里或5.5公里)为界：子午线以西的非基督徒土地归西班牙所有；子午线以东则归葡萄牙所有。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教皇子午线”(Papal Meridian)，世界被瓜分为东、西两半球从此始(图5中的紫色虚线所示)。鉴于亚历山大六世是西班牙人，这条子午线保证了西班牙发现的美洲土地归属于西班牙，但葡萄牙并不满意，遂导致了西、葡两国1494年6月7日于西班牙小镇托德西利亚斯签订了一份新协议，史称《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西班牙语：Tratado de Tordesillas，葡萄牙语：Tratado de Tordesilhas)。

根据新条约，1493年划分的教皇子午线被向西移动了270里格，导致新版子午线正好位于当时已属葡萄牙的西非佛得角群岛，与哥伦布最早为西班牙发现的美洲土地(古巴岛和伊斯帕尼奥拉岛)之间的中线之上，约西经46°37'附近(图5中的紫色实线所示)。子午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西班牙保留了几乎整个美洲(除了巴西)，葡萄牙则获得了巴西。因为当年西、葡两国的探险尚没有到达地球的另一极，故他们对于地球背面的另一条子午线实际上并无概念，直到数十年之后(1529年4月22日)，因为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1522)的成果，两国才签署了《萨拉格萨条约》(Treaty of Zaragoza)，确定了以东经142°(摩鹿加群岛以东17°)作为补足《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的地球东方的另一条子午线(图5中的绿色实线所示)。

图5《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和《萨拉格萨条约》示意图：紫色虚线为教皇子午线；紫色实线为《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子午线；绿色实线为《萨拉格萨条约》子午线

1494年签署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的世界史意义十分重大。一方面，它意味着西方列强俱乐部(先是西、葡，后有荷、英、法、美等国陆续加入)对世界的空间分割或曰“全球规治”(Der Nomos der Erde)的开始，预示了殖民主义时代和今日世界格局的发端；另一方面，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攫取世界资源和土地的依据而建构起来的一系列宗教或文化理由(诸如“基督徒/非基督徒”“文明/野蛮”“西方/东方”之分)，在世界愈益变成一个整体的同时，进一步在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构筑了强大的边界从而加剧了世界的分裂，愈益遮蔽了东西方文化之间交融互鉴的真相。这一年达•芬奇42岁。

那么，与上述世界历史的重大时刻同框的达•芬奇，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他与这些时刻又发生了什么联系？他会意识到这些时刻的重要性，并在作品中加以回应吗？

三、达•芬奇画过世界地图吗？

尽管“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一词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1790)一书中第一次发明和使用的，原意为人们对世界的感性直观，后来又被德国哲学发展成为人们对于世界系统的看法。但“世界观”的实质，即把世界当作一个有限的整体来观看，其物证早已充分地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视觉文化形态——“世界地图”(Mappa Mundi)之中。

这种“世界地图”的前身是欧洲 8 至 15 世纪流行的一类轮形地图，简称T-O图(T-O Chart，图4)，源自拉丁文Orbis Terrarum(地球)的首字母的组合，其形状亦为字母T和O的套合。其中O代表世界；T代表将欧、亚、非三洲分隔开的水域，分别是：将欧洲与非洲分开的地中海；将欧洲与亚洲分开的顿河；将非洲与亚洲分开的尼罗河。正如前述，亚洲位于上方，表示太阳升起的地方，以及伊甸园之所在；而耶路撒冷位于世界的中心，说明这类图式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它们仅仅是对于世界抽象的、图式化的表达，与真实的世界相去甚远，但却具有强大的观念上的真实。

从14世纪晚期开始，随着古典知识在欧洲的复兴，T-O图逐渐被一类内容更为丰富的《托勒密世界地图》(图6)取代。地图中的地理知识来源于希腊人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于公元150年所著的《地理学指南》(Geografia，又名Cosmografia)，但在图形知识上面，因为人们并不知道原始的《地理学指南》中是否配有图，而从现有形态看，它应该大大得益于中世纪的一类伊斯兰舆图(如《伊德里西地图》)。

图6《托勒密世界地图》，Donnus Nicholas Germanus绘制，Johannes Schnitzer刻版，1482年

《托勒密世界地图》用经纬线描绘了古代世界所知的适宜于人居的地球部分，包括东西从0度经线到东经180度、南北从北纬65度到南纬25度范围内的欧、亚、非大陆和海洋；以投影法画出了西起西班牙、东至中国的广阔地域。其中地中海世界被刻画得比较准确，而世界的其余部分则充满着想象的成分。例如印度洋被显现为一个犹如地中海那样的内海；非洲大陆则与一个“未知的大陆”(Terra Incognita)连接在一起。故从理论上说，从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一直往东可以通往中国；中国则被表述为两个国家：北部的Serica(“丝国”)和南部的Sina(“秦那”)(图6红圈所示)；美洲则根本不存在。

我们的主角达•芬奇在青年时期，即对这类《托勒密世界地图》有很深的了解。《大西洋手稿》中记录了他与Giovanni di Amerigo de Benci(1456—1523)之间的友谊，他们之间经常交换书籍和珍爱之物；有一次，达•芬奇提到他曾经“把我的世界地图留给了Giovanni Benci”(mia mappamodo che à Giovanni Benci)。这位Giovanni Benci，即他早年所画的著名肖像《吉内芙拉》(Ritratto di Ginevra de’ Benci，1475)的原型Ginevra de’ Benci之兄；达•芬奇初次离开佛罗伦萨远赴米兰之前，他自己未完成的作品《三王来拜》，就是托付给了这一位Giovanni。Christopher W.Tyler认为，这里的所有格(“mio”/“我的”)的含义并不清楚：既可以指达•芬奇拥有一张世界地图，也可以指他所画的世界地图。确实，达•芬奇《马德里手稿》(Madrid Codex8936，fol.3r)记录其藏书中即有一册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Cosmografia)——应该是当时刚刚出现不久的印刷体书籍；其他手稿如《巴黎手稿M》(Paris MS M, fol.6r)和《温莎堡手稿》(Windsor RL 19061r and RL1914v)也都有所提及。不过，笔者的判断更应该是达•芬奇所画，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图像证据可以为证。

首先，Christopher W.Tyler文中出示了一张出自达•芬奇《大西洋手稿》(Codex Atlanticus，1106r，1500)的线描图，上面画出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地图”(图7)。仔细观察可知，地图的中心在欧亚交界之处的伊斯坦布尔地区(图7红圈所示)，上面画出了黑海、里海、爱琴海、小亚细亚(安纳托利)和北非，这些地区均可在《托勒密世界地图》上找到对应(图8)。而据Vecce的描述，地图上还标出了“因为战争而被中断的威尼斯的商业生命线”( le rotte commerciali vitali per Venezia, interrotte dalla guerra)]，显系图中东地中海区域上从威尼斯出发所画的几道直线，将克里特岛(笔者据图推测)、罗德岛、黎凡特地区或北非连接起来。

图7 达•芬奇 《大西洋手稿》(Codex Atlanticus)，1106r，局部：东地中海地区地图，1500年

图8《托勒密世界地图》局部：东地中海地区

其次，《大西洋手稿》的另一页(Codex Atlanticus，1006v，约1487—1490)，则仔细画出了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亚平宁半岛的西地中海区域，正好与上图形成了互补(图9)，给出了《托勒密世界地图》所绘制的一幅完整地中海世界图景(图10)。地中海沿线处在最显眼位置的，正是几个对本文论题至关重要的欧洲海洋国家——葡萄牙、西班牙(上下各出现一次)和意大利，再加上看似边缘实际上却连通着东方与西方、黑海与地中海的土耳其和伊斯坦布尔(图9中四个红圈所示)。

图9达•芬奇 《大西洋手稿》(Codex Atlanticus)，1006v，西地中海地区地图，1487—1490年

图10《托勒密世界地图》局部：地中海世界

除此之外，在1502—1503年服务于切萨里•波尔吉亚期间，达•芬奇还为其画过一系列地形图，其中的一件《基亚那河谷地图》(Map of the Valichiana,Windsor RL 12278r)是他继这一时期所画的《伊莫拉地图》之后最宏伟的彩色地图。该图是对于基亚那湖一带山水、地形和市镇的描写。其中水平展开的风景模式，用群青色描摹海水和湖泊，以及山巅城堡群立的表达方式，均与佛罗伦萨制图家Piero del Massaio所绘的《托勒密世界地图》图集中的《新伊特鲁里亚描述》(Descriptio Etrurie Nova，1472，现藏梵蒂冈宗徒图书馆)地图，存在着可圈可点的联系。

前两个证据涉及完整的地中海世界，后一个证据涉及意大利中部的局部细节，它们连成的证据链至少可以证明，达•芬奇不止一次地画过《托勒密世界地图》中的西半部分，并相当熟悉其中的地中海世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达•芬奇画过完整的《托勒密世界地图》吗？他熟悉作为一张世界地图的另一半——它的东半部分吗？他对于上面更远的“东方”，那两个对西方人来说充满传奇色彩的国家Serica和Sina(“丝国”和“秦那”——古代中国的两个异称，图6中红圈所示)，又有什么了解？

另一方面，这些年正值葡萄牙、西班牙两国掀起的地理大发现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新的地理知识不断更新，新的地图大量出版。那么，达•芬奇会知道非洲南端并不与亚洲相连而是可以环行，印度洋并不是一个类似于地中海那样的内海，而是与所有海域都可以相通的吗？更重要的是，地图背面那尚未画出来的另一半世界究竟是何面貌？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向西航行，能够从背面到达世界的另一端，也就是神话般的国度——中国和日本吗？

达•芬奇无疑知道中国。这可以通过他的藏书中有中世纪著名的《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得到证明。但在《游记》中，“中国”并不以《托勒密世界地图》中的“Serica”和“Sina”为国名，而是以中世纪奇幻文学和东方旅行记中更流行的名字“Cathay”(意大利文：Cataio，意为“契丹”)和“Mangi”(意大利文：Manzi，意为“蛮子”)出现。今天学界公认，《游记》的作者约翰•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1372)其实从未到过东方，他书中的故事和见闻主要来自同时代其他作者的著述，但经过了他的生花妙笔、添油加醋，在后人那里，他甚至获得了“英国散文之父”的美誉。而在东方方面，尤其在书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祭司王约翰和中国故事部分，曼德维尔主要借用了《鄂多立克东游录》和《马可•波罗游记》等西方传教士和旅行家著述中的情节。其报道内容抹去传奇小说表层的泡沫，依然会显示极为真实的历史内容。例如，无论在《马可•波罗游记》还是《鄂多立克东游录》中，“Cataio”和“Manzi”的国名，分别是中国北方王朝辽(“契丹国”)和南方王朝南宋(“蛮子国”)在后世的历史投影。在这种意义上，达•芬奇不可能不知道同时代文献中如雷贯耳的世界上最辽阔的国家——大汗统治之下的中国；不可能不知道世界上最华丽的城市“大都”(Caydon，北京)、“行在”(Cassay，杭州)；不可能不知道中国旁边还有一个遍地黄金的岛国“西潘戈”(Cipangu，日本)。而这一切已经在威尼斯人弗拉•毛罗为葡萄牙国王阿封索五世所绘制的《弗拉•毛罗地图》(Fra Mauro World Map，1459)中一一得到了描绘(图11、图12、图13)。

图11 Fra Mauro 《弗拉•毛罗地图》局部：大都(châbalc，汗八里)和大都的三个彩色帐篷，250×250cm，1459年，意大利威尼斯马尔恰那国家图书馆藏

图12 Fra Mauro 《弗拉•毛罗地图》局部：行在(Chansay，杭州)，250×250cm，1459年，意大利威尼斯马尔恰那国家图书馆藏

图13 Fra Mauro 《弗拉•毛罗地图》局部：日本国(Cimpagu)，250×250cm，1459年，意大利威尼斯马尔恰那国家图书馆藏

达•芬奇无疑也知道他的同时代人哥伦布，尽管他从来没有提起过后者彪炳千秋的发现事业。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隐秘的联系，甚至共同的知识来源。首先，他在佛罗伦萨绘制《安吉亚利之战》(1503—1506)期间，在绘画题材方面得到了马基雅维利的秘书阿格斯蒂诺•韦斯普奇(Agostino Vespucci)的指导。而这位韦斯普奇恰恰是协助了哥伦布在1498年第三次西航的著名航海家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4—1512)的堂兄弟；随即，后者在第二年也开始了自己横跨大西洋的的远航，并于1501年发现和证明了美洲(他到达的是巴西)其实不是亚洲的组成部分，而是一块独立的大陆（他称为“新世界”）。这一发现导致德国制图家马丁•瓦尔德泽穆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在其1507年出版的世界地图中，第一次将美洲大陆根据阿美利哥•韦斯普奇的发现命名为“亚美利加”(America，“阿美利哥”的拉丁表达式Americus的阴性化形式)，该地图事实上成为了一份“美洲的出生证”。发生在达•芬奇佛罗伦萨小圈子周围的这种惊世发现，不可能不在达•芬奇心中激起任何涟漪。

其次，正如笔者在另外的研究中所论证的，哥伦布启程西航之前，事实上从佛罗伦萨科学家、人文主义者保罗•托斯卡内尼(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1397—1482)处获得了一份地图(图14)，上面指示了一条从里斯本出发，往西航行6500英里，即可到达天堂之城行在(杭州)的路径。这份地图的原本由托斯卡内尼寄给了葡萄牙国王阿封索五世(也是《弗拉•毛罗地图》的订制者)；哥伦布所获得的这个副本实际上已成为哥伦布“发现印度”的三个主要原因之一。同一封信中还写道，鉴于日本国(Cipangu)距安第斯群岛仅2500英里，故西行4000英里，即可率先到达这一“用黄金为寺庙和皇宫铺顶”的国度。事实上，尽管这张地图早已佚失，但它独特的地理信息却通过数份后世地图保留了下来。例如绘于1513年的土耳其世界地图《皮里•雷斯地图》(图15)，即部分融入了来自哥伦布地图(实质是托斯卡内里地图)的信息，将后者探测过的海地岛和古巴岛，分别描述成亚洲东岸中国(契丹省和蛮子省)和日本(西潘戈)，因为哥伦布相信他所发现的是亚洲。这一点亦可在1492年德国制图家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制作的《贝海姆地球仪》(图17，发布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中获得印证。上面南北略呈长方形的“西潘戈”与三角形的“蛮子省”，拥有与《皮里•雷斯地图》中相应部分极为相似的几何关系，暗示着它们共同的知识来源，极可能是托斯卡内里1474年所画的地图。

图14J. G. Bartholomew《托斯卡内里地图还原图》，1884年

图15《皮里•雷斯地图》(Piri Reis Map)，约90×63cm，1513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皮宫图书馆藏

图16《皮里•雷斯地图》细节：海地岛

图17《贝海姆地球仪》(The Globe of Martin Behaim)平面图：西潘戈与蛮子省

哥伦布获得托斯卡内里地图的时间在1480年。但达•芬奇与托斯卡内里的交往至少可以追溯到1472年。这一年达•芬奇的业师委罗奇奥接受委托，要为佛罗伦萨的鲜花圣母大教堂由布鲁内奈斯基设计的穹顶，安装一颗巨大的铜球。委罗奇奥为此就技术问题专门咨询了托斯卡内里的意见，当时担任委罗奇奥助手的达•芬奇全面参与了这项工作，并在笔记中详细记录了铜球焊接和安装的工艺细节。达•芬奇在以后的笔记中，不仅屡屡提到这位佛罗伦萨大师的名字，据说还为其留下了一幅漫画小像。

那么，一个问题自然提了出来：达•芬奇是否看到过托斯卡内里的地图？他是否画过包括东西方世界在内的完整的世界地图？

四、《达•芬奇世界地图》：东方与中国

以上述讨论为视野，我们可以来重新处理一桩涉及达•芬奇是否是某幅奇特的世界地图作者的公案。这幅世界地图一直以来都保存在英国温莎堡皇家图书馆，与达•芬奇的《温莎手稿》叠放在一起；它在这一堆手稿中的编号是232b和233a(图18)。地图有一系列与众不同的特征：首先，它由两个各分成四瓣的半球图组成；采用了后世称作“勒洛三角”(Reuleaux triangle)的投影法画成，即把一个半球转化为四个等边的圆弧三角形。这种圆弧三角形本来是德国工程师弗兰兹•勒洛在19世纪时发现的，但却在这幅16世纪的地图中已经得到了运用。其次，地图上不仅有亚欧非旧大陆的存在，还出现了南北美洲的图形，而且还在南美部分地图上，特意标出了“America”地名。最后，它还画出了南北极的形状，其中北极是一片汪洋，南极则是一片大陆。

图18达•芬奇及其门徒 《达•芬奇世界地图》(Leonardo da Vinci’ s World Map)，约1514年，英国温莎堡皇家图书馆藏

那么，这幅地图是否也出自达•芬奇之手？奇怪的是，自从这幅地图从19世纪被发现以来，它似乎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绝大部分达•芬奇研究学者都对此报以怀疑的态度，也几乎没有任何达•芬奇作品集收入此作品。尽管从19世纪开始，也有一些学者(包括它的发现者英国学者Richard Henry Major和当代学者Christopher W. Tyler)相信地图是达•芬奇亲手所绘，但他们的身份大多是文史或科技学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艺术史学者的缺席，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艺术史家，曾经表示过对于地图图像的兴趣，留下哪怕是起码的图像分析。

综合起来，怀疑或否定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地图的绘制方式比较幼稚，完全缺乏达•芬奇应有的精准和成熟的风貌；且文字的书写格式从左到右，与达•芬奇从右向左的行文截然不同。肯定的意见主要以 Major为代表；他于1865年出版了《达•芬奇所绘已知最早包括亚美利加之名的世界地图备忘录》(Memoir on a mappemonde by Leonardo da Vinci, being the earliest map hitherto known containing the name of America)一书，对出现于地图中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地名做了详细的考证，将地图的绘制年代确定在1514年达•芬奇于罗马期间。今天看来，最早出现“America”之名的地图是马丁•瓦尔德泽穆勒于1507年所绘的《世界地图》，故 Major标题中的论断并不准确；另外，他建立在亚美利哥与达•芬奇通过佛罗伦萨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而建立密切关系，故而有机会复制亚美利哥的地图原作的基础上的论断，亦显牵强附会。但是，他将地图中北美部分的“Bacalar”厘定为“Terra de Bacalaos”(“鳕鱼岛”)，即“纽芬兰岛”(New Foundland)；将“Isabella”厘定为“Hispaniola”(“西班牙岛”)，即今天的海地岛；并根据地图上出现的“Florida”(“Terra Florida”)和太平洋于1512年和1513年分别被西班牙人Juan Ponce de Leon、葡萄牙人Vasco Nunez de Balboa所发现的时间节点，判定地图1514年的绘制时间，均显示出作者卓越的史才和史识。

最近，学者Christopher W. Tyler发表《达•芬奇的世界地图》(Leonardo da Vinci’ s World Map，2017)一文，为地图出自达•芬奇之手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和论证。在他所出示的证据中，最有力的一项来自于达•芬奇《大西洋手稿》中的一页(图19)；上面达•芬奇令人惊异地画出了九种截然不同的将球体投影为平面的方法，其中不乏数种只有到后世才得以发明的投影法(如Pardies投影法，1693；Raisz投影法，1943)。而在页面右下角，一个标志着《温莎手稿》中那幅世界地图之典型特征的“八分圆”投影法（即将一个球体分成两个四瓣的平面）图案, 赫然在目(图20)。在Tyler看来，笔记中的这一页可谓釜底抽薪，彻底“抽取了怀疑论者质疑达•芬奇是这幅独特的世界地图之作者的基础”。达•芬奇的这种探讨，也可得到他那一时期废寝忘食地热衷于“化圆为方”的几何学实验的支持。

图19 达•芬奇 《九种球体投影法设计》，《大西洋手稿》(Codex Atlanticus)，521r，1478—1519年，米兰安波罗修图书馆藏

图20 达•芬奇 《九种球体投影法设计》局部：八分圆投影法

Tyler的观点基本可信，尽管他关于地图年代的判定在1508年尚属可议(他在文中也没有出示理由)。不过，上述论证基本上是从文献和科学史出发，对于地图的图像性质并无过多涉及。在笔者看来，因为地图毕竟是地图作者的产品，只有补足一种来自艺术史和图像分析的视角，适当联系图像制作的传统和图像作者自身的制图实践，那么，对地图的讨论才可能是充分的。

笔者的补充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简单的比较即可知，该地图的绘制和用笔幼稚粗陋，确乎与达•芬奇的典型 手法相去甚远。但这一点并不能据以判定地图与达•芬奇无关。Major早已指出，地图原稿为铅笔所绘，决定了地图本身为某个原本的复本的性质。但是，与其说如Major般将地图看作是达•芬奇对属于亚美利加的原本的临摹，毋宁更应视之为达•芬奇圈子中某个门徒对于乃师原本的复制；甚至于是在乃师指导下由门徒进行的一次发挥和再创作——手法是徒弟的，但理念和思想无疑仍是师父的。

第二，地图的八分圆手段将地球分成了南北两个各有四瓣的平面化半球。就北半球(图21)而言，如今呈现出来的早已不是如“T-O图”般那样的“三分世界”，而是一个包容“新世界”在内的“四分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若以中央的轴线为界，正好形成了一东一西两个半球：东半球是人们熟悉的欧亚非“旧世界”，西半球则是刚刚发现不久的“新世界”(这条分界线可以贯穿到“南半球”，而整个“南半球”都属于“新世界”)。耐人寻味的是，这条分界线基本上相当于1494年西班牙与葡萄牙之间制定的“托德西利亚斯子午线”，它将全世界划分为二，标志着一个由西方殖民者主导的“全球规治”时代即将开始。

图21 达•芬奇及其门徒 《达•芬奇世界地图》局部：北半球地图

第三，右下方的一瓣画出的基本上是传统的《托勒密地图》中所示的“欧洲”和北部“非洲”，这部分图形虽然有所夸大，事实上与达•芬奇曾经画过的这一部分(图7、图9)十分相像；其中最重要的地方除了位居中央的“ITTALIA”(“意大利”)之外，就是居于意大利上方、实际上将“Grecia”(“希腊”)与“Asia Minor”(“小亚细亚”)连接起来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地区。图像作者将“Asia Minor”分别画在欧洲与亚洲两大板块的两侧(图21右下瓣红圈所示)，表示“东方”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亚细亚”的存在。

第四，右上方一瓣画出的是“亚洲”。这一部分正是前文所提问的在达•芬奇那里付诸阙如的“东方”，于地图上的第一次现身。从实际绘制这一部分的方式看，地图作者心目中对于“亚洲”和“东方”的态度仍然充满着崇拜。这可以通过“亚洲”依然具备如“T-O图”中那样高高在上的位置(北极中心的西班牙文“Cima”意味着“上”)见出。而在这张地图上，“中国”除了位居着“亚洲”板块中轴线上最高的位置、并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中央之国”之外，“中国”的名称也被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四次，即：不仅有两个来自《托勒密地图》的历史称谓“Serica”(“丝国”)和“Sina”(“秦那”)，还有两个来自托斯卡内里传统(源自《曼德维尔游记》和《马可•波罗游记》)的传奇名称“Catay”(“契丹”)和“Mangi”(“蛮子”)，沿中轴线层层堆叠，形成阶梯般上升的态势(图21正上方大红圈所示)。这样的排列虽然并不一定证明图像作者清晰地意识到这四个名称均指中国，但至少反映出作者设计这一部分时的心态，是想让欧亚大陆上这些个最富于神异色彩的名称和国度，伴随着旭日东升，形成复调音乐般金声玉振的辉煌。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位于左上方一瓣中靠近亚洲一侧的岛屿“Zipugna”和靠近美洲一侧但分跨两个瓣区的岛屿“Cwba”；还有左下方靠近美洲一侧的岛屿“Isabella”。关于这三个岛屿，Major分别厘定为“Zipangu”(“日本”)、“Cuba”(“古巴”) 和“Hispaniola”(“海地”)。哥伦布因为事先受到托斯卡内里地图的干扰和影响，至死都相信他所发现的古巴其实是亚洲大陆，而海地即Zipangu(日本)。但这里，“古巴”已经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岛屿，说明地图的年代一定在Sebastian de Ocampo证明其为岛屿的1508年之后。地图中仍然保留了“Zipangu”的位置(图21左上瓣红圈所示)，则说明图像作者心目中希望两套系统并存的意愿；其原因或在于当古巴岛被祛魅之后，图像作者重新恢复了“Zipangu”作为一个有魔力的东方诱惑符号的存在，并将其与旁边的中国并置在一起，再次强化了“东方”在马可•波罗、曼德维尔、托斯卡内里和哥伦布等欧洲人那里作为传统“日出之地”的深层意蕴。

《温莎手稿》中的“八分圆”世界地图，归根结底，是以《托勒密世界地图》为基础，加上马可•波罗、曼德维尔的奇幻“东方”知识，托斯卡内里、哥伦布、亚美利哥的当代地图绘制和地理探险，以及天才个人的科学探索和非凡的艺术想象力，最后是一种意欲超越一切藩篱而将全部世界融为一个整体的强烈意志，这些力量合流的结果。

而同时代能够具备以上条件的人选，除了达•芬奇一人还有谁呢？

这份与《温莎手稿》同置一处的世界地图绝非偶然，因为它本来就是《手稿》有机整体中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地图上，位于地图最远端、同时也是最高处的“东方”和“中国”，对于达•芬奇之所以成为达•芬奇，则具有一系列有待澄清的隐秘的意义。

作者：李军 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8期（总第83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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