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蕴含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深度认知和阐扬，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继承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新世纪的重要标志，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结构体系及强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座谈会;文艺批评;中国化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习近平通观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站在实现中国梦的时代高度，怀着对我国文艺工作者的高度信赖和殷切期待，深刻阐释了关乎我国文艺文艺发展前进的重大理论与创作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精当概括，即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1]蕴含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深度认知和阐扬，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继承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新世纪的重要标志，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结构体系及强盛的生命力。

　　一

　　在1859年5月18日，恩格斯在《致婓·拉萨尔》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2]在这里，恩格斯对文艺的批评标准做了精辟的论述。自此，“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作为经典话语，构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和影响了当时和后世一国又一国，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创作与批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阐释，而且在评判具体作品时，也践行了这个原则。例如，对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斐·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等作品的批评，还有对巴尔扎克、歌德和易卜生等作品作家的评论，都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批评标准。文艺发展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批评标准是科学的，他启悟引领了千千万万作家和批评家，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当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是历史发展进步自然受益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立场就是人民大众，宗旨是解放全人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忘不了人民。他们的学说包括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也是从人民的处境与命运出发的。马克思说: “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3]他们的文艺评论也充分体现着这一思想，他们全部的关注与爱心，都倾注在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劳苦大众身上。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所描写的是当年伦敦东头缝纫女工耐丽，被有钱人格兰特勾引玩弄后的悲惨境遇。但她却逆来顺受，毫无反抗的意识。然而，这已经不是当时工人的主流。恩格斯怀着深厚的同情与义理，在给作者的信中写到：“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4]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称《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是批判当年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一伙所奉行的唯心主义思辩哲学的。在这部著作《揭露批判的宗教的秘密，或玛丽花》中，站在时代生活和人民性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对主观唯心主义者随意阐释和宰割文学的错误倾向进行了鞭辟入理的批判。在小说《巴黎的秘密》的前部分，作者欧仁·苏对玛丽花形象的描写还是从生活出发的，从人性出发的，而不是按着主观意图设计的。这时的玛丽花虽然处在极端屈辱的妓女境遇中，但仍然保持着人的纯美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她虽然十分纤弱，但精力充沛愉快活泼;虽身处逆境，却十分热爱生活。她无钱买花，却整天留恋花市，为的是看花，为的是闻一闻花的芳香。她常常透过河岸的栏杆凝视着塞纳河，又转过来看着花看着太阳。尽管她为自己可怕的处境感到痛苦和悲伤，但从未对生活绝望过，并且认为这种不幸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更不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有罪。当凶险的操刀鬼暗中欺侮打骂玛丽花时，她奋起反抗，愤怒地用剪刀捅他。总之，在作品的前部分，由于作者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因而超越了他那狭隘世界观的局限，表现了生活和人物的真实性。但是，这样的表现和描写，在欧仁·苏那里，毕竟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他创作主导的方面。他的唯心主义的思辩，即从观念到现实，决定了他的小说在性格描写和人物塑造上不能始终坚持从生活出发，从时代出发，从人的追求向往出发，因而使得玛丽花性格和命运的发展，完全违背了她自身的逻辑。后来玛丽花低下了天使般的头，服服帖帖的皈依了上帝，从此，她不再进行任何抗争了，也不热爱大自然了，她向命运屈服了。因此，《巴黎的秘密》也就成为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范本。

　　综合学习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解读他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积极倡导的文艺精神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正如他们所说的，“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历史—人民，人民—历史，这是一组相悬相照密不可分的概念。习近平同志提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文艺批评的范式，在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作了最新的阐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新的成果。

　　习近平同志这个讲话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成果是一脉相承的。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深入系统的成果。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作家艺术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和文艺要解决好与时代、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认清时代使命，站稳立场，明确态度，改变那些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的斗争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因而，在文艺批评标准上突出了政治标准。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中心工作的转移，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调整了文艺政策，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正确体现。为人民服务，是文艺的方向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质是时代的问题，历史的问题。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目前的形式和任务》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明确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6]1980年7月26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进一步阐释了新时期的文艺方针和政策。

　　另外，从李大钊、瞿秋白和鲁迅直到当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成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陆贵山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念范式时，就曾提出“我们还可以对‘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作出更加全面的阐释”。[7]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蕴藏着极为丰富深刻的人学思想和人民性，“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的有机结合上对文学艺术进行更加完整的研究，才能系统的体现文学艺术的本质、价值、作用和功能”。[8]

　　再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与中国文论和创作实际相结合的，因而是同根同脉互相融合的。而中国文论更贴近文学事实和文学元素，注重艺术构思和审美情韵，这和西方文论的过度哲学化相比较，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通览中外古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审美心理中积淀着民族特有的想象，情感，记忆和理解。任何一个民族，其审美能力的生成和发展都有别于哲学抽象力的深化，也不同于伦理道法体系的规范化。作为人类历史的感性成果，民族审美的鲜明特点是理性与感悟、民族与个体、历史与心理的融合统一”。[9]中国文论中的“载道说”“言志说”“忧患说”“伤感说”“发愤说”“童心说”和“情真说”等等，很难在哲学意义上进行抽象，但却是一直游走在中国文艺创作与评论中的精魂。这种“艺术的”追求文艺创作和“艺术的”进行鉴赏和批评，从古到今已在文化界、学术界和民间约定俗成，奉为大家所习惯的规约。

　　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号召。并且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其间，他还一再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与深厚，强调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创新性的进行深度全面的概括，这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和学理背景的，是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的。

　　二

　　习近平同志在“10·15”的讲话中，也提出深刻的警策：“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10]这段话，具有很强的概括性，针对性，文学性和指导性。

　　通俗文艺，原本的含义是指适合广大群众的趣味和需要，容易被群众接受和理解的读物。例如，民间故事、民歌、鼓词、道情、英雄传奇、公案侠义和讽刺小品等，都可以称为通俗文学。优秀的通俗文艺在内容上，有的写行侠仗义，慷慨对歌;有的写忧国忧民，喋血殉身;有的写“哪里不平哪有我”;还有很多是描写纯洁美好爱情的。因而，通俗文学历来为我国人民大众所喜爱，并且以其特有的魅力撞击大众的心扉，滋润着人民的心田。

　　然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作品，将低俗假乎通俗之名以行。这类作品形象怪诞，价值迷离，内容多是恐怖、色情、贪欲和暴力的展示。这使得某些文艺创作和演出，在相当层面上形成“内容空心化、情趣低俗化、过度娱乐化、价值立场失守、社会责任担当弱化、道德教化功能萎缩、审美涵养稀释”的状况。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由是复杂的，但主要有三点：

　　第一，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的影响。新时期以来的一段时间内，西方文艺思潮洪水般涌入我国，由于鉴别选择能力的缺失，使得它的负面作用一度压过了积极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在80年代方法论的建构性与90年代学界的消解性思想中，已经在思维上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不同。90年代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价值消解性，不再是那种整体的向前发展的神圣性话语，而是解构性话语充斥文坛，如法国的解构思想家福柯、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耶鲁四人帮’，成为了时代的精神主角。他们的‘消解’、‘颠覆’、‘反抗’、‘边缘’等话语，成为现世的流行语的写作策略或叙事圈套”。[11]这股风在我国文坛酿成消解崇高，亵渎神圣，颠覆经典，戏说历史，嘲弄英雄的创作风气。这对社会，特别是对青少年价值信仰、理想品德教育和人格建构的消极影响，已经引起社会公众的担忧和焦虑。

　　第二，过度商业化及拜金主义的冲击。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化市场得到渐次的发展，文化产业也随之快速崛起。我国文化市场的管理和培育的指导思想一直是明确的。那就是不仅承载着经济目标，而且必须承担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保的多重目标，而且始终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具体实施中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当的偏颇。这主要体现在文化市场及文化产业的过度商业化和与此相关的拜金主义思潮的泛滥，冲击了文艺创作的正常状态和健康发展。正是在文艺商家和媒体广告或隐或显的勾联、谋划与操作中拼命追求商业利益，一切向钱看，助长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催生了大批质量低劣的媚俗的产品，使得“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比较匮乏，压抑了社会效益的张扬。在这股风潮中，有的文艺工作者，放弃自己的社会担当和艺术担当，迎合市场需要，按照商家或媒体的意图去写，去编，去跳，去唱。甚至作品的名称，场景的描写，人物的对话，都按着市场需要去安排，使得作品充溢着商业化的痕迹，丧失了对文艺的主体精神和思想艺术的追求。本来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在这样的揉搓中，再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了。“娱乐至死，失语至死，工业至死，票房至死”，有人这样来表示对我国电影前景的担忧，还是不无道理，是值得省思的。

　　第三，文艺批评的失语和弱化。早在1842年，恩格斯就批评过在文艺评论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在评亚·荣克《德国现代文学讲义》时指出：“他谈到现代文学，马上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吹大擂阿谀奉承起来。简直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写过好作品，没有一个人没有杰出的创作。没有一个人没有某种文学成就。这种永无止境的恭维奉承，这种调和主义的妄图，以及扮演文学上的淫媒和掮客的热情，是令人无法容忍的”。[12]类似亚·荣克的这种文学批评的学风，在当下还是存在的。这表现在文学史的写作、教材编写与课堂设计、文学评奖、作品研讨会和撰写评论文章等各个领域，不能实事求是，无原则的恭维捧场，不批评质量差的作品也不善于发现好的作品，这样的确不利于读者的阅读欣赏也无益于作者总结经验，提升写作水平。还有更甚者，有的评论，脱离文本，玩弄名词概念，说一些作者和读者都听不懂的话，这非但不能正确地引导读者阅读欣赏，培育审美修养，反而制造阅读障碍，以致让人感到厌惓。文艺批评，作为车之一轮，鸟之一翼，对于整体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当下文艺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文艺批评工作者应该敢于负起相应的责任。

　　大家都知道，在19世纪，大英帝国是很强大的，同时这个国家的文化意识也很强。在他们眼里，莎士比亚比一些殖民地还宝贵。莎翁也确实扮靓了英国的历史文化，提升了英国的形象，增强了英国的软实力。美国在20世纪称霸，也不是光靠军事和经济的强势。他们通过好莱坞电影，百老汇的娱乐，还有肯德基、麦当劳以及服装玩具等等，把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渗透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以增强美国的影响力。直到不久前，奥巴马还不无自豪的自夸“好莱坞的电影使美国显得与众不同”。看到了这些，我们会更加体会到习近平同志“10·15”讲话的战略高度和深长意义。他说“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化成天下，谁与争锋!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温暖人，振奋人，鼓舞人。他的讲话继承和创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讲话将指引广大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站在我国文艺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上扬帆远航，担当起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唱新歌，谱新曲，把中国的文艺事业推向新的发展和繁荣。

      专家：包明德，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国家一级作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学术委员、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文学评论》杂志社长、《民族文学研究》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文学评论》编委，《民族文学研究》及《文艺争鸣》学术顾问，全国政协委员，“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审委员。出版过文艺评论集《文苑思絮》和《淘沥集》。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版)

　　注 释：

　　[1] 习近平：《对文艺工作者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2] [德] 恩格斯：《致婓·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3] [德]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

　　[4] [德]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页。

　　[5] [德]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9年版，第255—266页。

　　[6]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7] 陆贵山：《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与实践》，《陆贵山论集》(马列文论卷)，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

　　[8] 陆贵山：《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与实践》，《陆贵山论集》(马列文论卷) ，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

　　[9] 梁一儒：《民族审美心理学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10] 习近平：《对文艺工作者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11] 王岳川：《文艺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多元对话时代的文学建设》，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年版，第204页。

　　[12] [德] 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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