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是文化。文化不仅单指人类的精神创造物，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生产包括种族的蕃衍，在其终极意义上也可用文化来表达。可以说，文化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最重要的尺度。由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千差万别，导致不同民族国家走过了迥异的历史演革进程，形成了不同族群特有的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心理结构，因而也就产生了各自不相同的民族/地域文化，造就了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人类存续、朝代更迭、历史变迁，令许多兴盛一时的客观物体灰飞烟灭，成为历史陈迹，惟有文化以其渗入人类心灵深处的特殊的精神传承方式，维系着历史的延续性，成为人类社会“极其长久的现实”和“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

　　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资讯的发达、知识的爆炸、互联网的兴起、信息传递的快捷，让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文化同质化的危险愈益加剧，特别是强势国家利用其强大经济实力和传播优势，肆意加速对外文化倾销的步伐，世界文化的生态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全球一体”成为时髦的此刻，强调文化多样性是否已经过时?文化多样还有无存在的必要与价值?似乎仍然是个亟须深究的问题。

　　一

　　人类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通常，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按照特定的文明构成形态来划分的，它们以自己特殊的文明构成来表述文明的多样性。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决定且制约着精神文明的发展，同时精神文明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仅能为物质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理论依据、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而且还在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交往中催生了世界文明的形成。不同地域和族群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使原有文明获得了新质，不仅让自身文明具有了世界意义，而且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主体的创造过程，文明是文化的即成状态。也就是说，文化偏重于主体有机创造，而文明更偏重于创造结果。因而，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指作为一定有机整体的文明存在的多样形式，而且还指由不同文化传统形成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的多种多样。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历史长此以往的合理存在。早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初始期，族群与国家基本处于极为封闭的状态下独立运行，最初的文化创造受到客观条件的严格制约，毫无例外的带着族群特有的区域性特征，由此造成人类文明史的纷繁复杂，也开创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先河。当文化一体的威胁来临，多样性作为一个概念被人们以巨大热情开始讨论或争辩的时候，其实它早就以多样的形态、多种的方式相伴于人类的生存活动之中。或许最初的文化多样性只是些简单的形式，可以追溯到最原始的星散状态，且在族群发展过程中不自觉的状态下形成，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的多样性被逐渐固定并壮大起来，进而成为族群独具特色的文明符号。如同德国哲学家亚斯贝斯所认定，早在公元前400-500年间，人类就进入了“轴心文明”时期，而那个时期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波斯的索罗亚斯特教，古代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教及其演化出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古代希腊的哲学等，都以各自的特色形成了传之久远的文明，成为文化多样性最显著的标识。

　　有关文化生成与发展的研究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在相关文化多样性研究中，大多数理论研究者都把落脚点放置于文化多样性与社会族群多样的关系之上，研究族群历史与文化的生成，研究社会发展对文化的影响，研究族群文化的整体风貌和特征，研究族群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等。著名的研究成果多是从大的历史空间来区分人类文明的，比如，斯宾格勒把人类文明归结为八种，汤因比将之细划为20种(后扩大为23种)，梅尔科、亨廷顿等人归纳成12种。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按照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又将人类不同的文明划分为发展充分的文明和没落的文明，发展充分的文明又分为独立的文明、从属于其他文明的文明、卫星文明。他把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视为独立的文明;把苏美尔-阿卡德文明、 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视为不从属于其他文明的文明;把叙利亚文明(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文明和赫梯文明)、 希腊文明(从属于爱琴文明)、 印度文明(从属于印度河文明)、非洲文明(起初从属于埃及文明，之后从属于伊斯兰文明，再后从属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从属于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称之为从属于其他文明的文明;把密西西比文明(中美洲文明的卫星文明)，北安第斯文明 、南安第斯文明(安第斯文明的卫星文明)、埃拉米文明、 赫梯文明、乌拉尔图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 伊朗文明(先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后是叙利亚文明的卫星文明)，麦罗埃文明(埃及文明的卫星文明)， 朝鲜文明、日本文明、越南文明(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东南亚文明(先是印度文明的卫星文明，后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出现伊斯兰文明的卫星文明)、 俄罗斯文明(先是东正教文明，后为西方文明的卫星文明)、 邻近欧亚与亚非大草原地带的各土著游牧文明等通称为卫星文明;把为埃及文明所取代的最初的叙利亚文明，为伊斯兰文明所取代的基督教聂斯脱利的景教文明，为伊斯兰文明所取代的基督教一性论文明，为西方文明所取代的远西基督教文明和为西方文明所取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文明通称为失落的文明。[1]亨廷顿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简化，认为人类早期的文明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拜占庭文明、印加文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已不复存在，只有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仍然得以延续着。[2]

　　这些文明分类方式基本上是按照地域或族群来划分的，线条较为粗疏，对于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人们对文化种类的多少以及发展演变的方式存有不同结论，但是大家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看法却大致相同，这为我们探讨文化多样性提供了理论基础。按照这样的思路深入分析下去，不难发现，在地域或族群内部，除了文化整体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外，在文化的若干细部构成上，迥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同样明显存在。各地域或族群文化创造形成的“差异资源”，方才让世界文化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万千气象。当这些集中体现某一地域或族群统一性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的文化最终形成某种文化规范的时候，就会渐次演变成这个地域或族群精神链接的纽带，形成特有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既是古老文化存在的历史根基，又是从事文化新创造不容忽略的现实前提。活跃在这块土地上的新一代文化创造者，往往需要在这特定的传统、特定的文化血脉上建立其个人价值，从而延续并强化着这个传统。正如台湾学者龙应台所鲜明表达的那样：“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3]

　　由于历史的演革与社会的变迁，原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宏观环境和微观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只把视角集中在文化发展的客观条件、生活方式、心理结构、文化认同等方面显然已经不够，因为形成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人的因素须臾不可或缺，尤其是创造主体与接受群体的合谋共频，同样是文化多样生成的极其重要的诱因。

　　二

　　仅从文化与族群的关系，或者具体到文化创造与受众之间广泛而深刻的内在联系而言，就是一个崭新的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特别是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学科在内的交叉研究领域，有许多关键环节需要深入探究。如果我们以阐释和接受的角度介入文化多样性研究，把民族或族群对于地域文化的制约扩展至广大的文化受众群体，探讨受众视野中的文化多样生成的可能与必然，以期在文化的多样发展中直接建立起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有机媾联，无疑是文化多样性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受众研究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主要体现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之中。作为一个新兴学科，通常只在具体的文化现象、形态，特别是具体的文本研究中才被广泛应用。阐释学的起源与人们要求发掘文本的正确意义相关，主张用特殊的技巧揭示出人文主义文学和《圣经》文本的原始意义。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使古老的阐释学发展成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学问，其“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阐释学”的名言在学界广为流传。后经康德、黑格尔和狄尔泰的学术介入，阐释学才逐渐兴盛起来，尤其是狄尔泰突破了把阐释学仅作为原文阐释的理论框架，把它上升到哲学认识论，从一般文献学上升到历史哲学。真正使阐释学获得关键性转变的人物是海德格尔，他把阐释学纳入本体存在哲学中进行新的解说，从而建立起本体论阐释学，而加达默尔则是把阐释学推上历史舞台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杰出代表。

　　阐释学注重文化的精神价值，认为文化作为精神产品，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中，前理解(Das Verstandnis )作为阐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确立了阐释者与文本内在联系的中介因素。一旦读者与作品发生交流，对作品的人物、事件、语言描写等就开始同自己的前理解发生联系，或吸引、或抵触，或补充、或拓展，前理解指导、制约、限定阐释者对具体作品的理解。一片空白的头脑是不可能接受乃至阐释文学作品的，没有前理解，读者很难直接与作品发生关系。布尔特曼认为：没有前理解，任何人都不能领会文学中的爱和友谊、生与死……一句话，根本无法领会。[4]唯一的差别在于，要么一个人是天真和非批判地牢牢紧握自己的前理解和自己的特殊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成了纯粹的主观性;要么公开或隐蔽地怀疑自己的前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是出于本能还是出于清晰的认识，人对自己的理解都绝不会封闭，反而会使新的东西不断地展示出来。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才会获得客观性。前理解是阐释者的一种认知结构，潜藏于具体理解文本之前，与精神分析学讲的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一样，它是人自身的一种素质和资源;与人的眼睛和大脑一样，它帮助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和文学艺术，提高人们对自己的历史性认识和把握。它“把人理解为历史社会领域的一个环节，把人纳入历史过程的生成关系和作用关系之中。通过对人的过去的可能性的设身处地的事后体会，人就能够把自己从他当下的狭隘视野中解放出来，并学会在自己的历史性中理解自己”。[5]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进一步强调：“我们之所以将某事解释为某事，其解释基点建立在先有(Vorhabe) 、先见(Vorsicht)与先概念 (Vorgiff)之上，解释决不是一种显现于我们面前事物的、没有先决因素的领悟。”也就是说，“意义是事物可认作事物的投射‘所在’(Woraufhin)的东西，它从一个先有、先见和先概念中获得的结构。”[6]前理解结构包括先有、先见和先行掌握，即阐释者在阐释之前已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比较确立的观点、观念和方法，或者说它们已经事先占有了阐释者。

　　与海德格尔相一致，加达默尔提出“成见”概念，表明阐释者已经形成基本见解。“成见”源于视野，源自从一个特殊的有利角度把一切尽收眼底的视觉范围，一个人的“成见”或先在概念构成了每一诠释条件的基本组成部分。前理解和成见具有历史论和本体论地位，二者都是人的历史性的敞开，都是解除语言对事实存在的隐蔽。一是历史向人的敞开，使人生活在一个历史开放的时空中;二是人向历史的敞开，让历史变成一个开放的时空结构。这两个层次的相互交流、对话便产生阐释学，也就产生了对具体存在的阐释的前理解。理解是阐释学的核心，理解的基础是阐释学的“对话”。对话作为一种主客体的交流，要求双方了解对象，从中得到共同语言，互相介入，并从交流中获得一种新的创造，组成新的阐释世界。理解是人与文本的交流中介。理解是使阐释者和文本进行双向或逆反交流的中介，既让阐释者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也让文本向阐释者提出问题，形成一种“答—问”或者是“问—答”式的理解模式。而理解的关键在于“视界融合”。加达默尔把特殊的历史情景作为视界，认为不同的历史情景具有不同的视界，不同的解释具有不同的视界。视界是开放的，理解者总在不断地在对话和交流中扩充自己的视界。视界融合就是文本的视界与读者视界的融合，或文本的视界与解释者的视界融合。理解就是把这两种视界融合在一起、产生两者都超越了自身的新视界，组成一个共同的新的视界。理解活动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单个的视野与蕴含在历史意识中的每一因素融而为一。其幻觉、其历史视野的投射，是理解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接踵而来的便是历史意识与“依照秩序而与众不同的……再次获得独立的自身的东西”进行重新组合。他认为，视野的融合确实在发生，只不过“作为投射的历史视野，同时它也被不断地改变”。理解是历史意识对自身的意识，理解在这里带有几分黑格尔的思辨色彩。[7]

　　如何达到理解与解释的有效性呢?加达默尔不赞成结构主义关于文学即语法构成而非历史产物的观点，认为任何文学总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历史事实的精神保持着密切联系。支配我们对一文本理解的那种意义预觉，来自于我们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公共性。这被包含在我们与传统的联系中，包含在不断地教育过程中。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到传统的创造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列奥·洛文达尔则提倡在一种社会结构内，对文本展开更为彻底、也更具心理社会学特征的发掘。认为一部作品的作用不能与其发生着影响的历史分割开来，或者说与决定我们评价和受评价影响的社会条件分割开来;而且我们对于过去代理人的判断，有赖于其现象学形式，有赖于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而并非他们现在或过去的本质。因而，任何文化都是阐释的结果，阐释是文化传统存在与传承的基本方式，人也在阐释中实现自己的主体性。阐释的本质是一种对话，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交流互渗的结果，真实有效的阐释永远不能脱离阐释对象和阐释者自身所处的历史语境。

　　接受美学诞生于德国。由伊塞尔、福尔曼、姚斯、普莱森丹茨和施特利德等“康士坦茨学派”创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世界。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重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认为不研究读者的文学理论是不健全的学科，不注重读者的作家不是优秀作家，不关注读者的文学史家不是全面研究文学史的专家。读者是作品的直接承受者，作品意象与表现形式有赖于读者完成，读者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接受美学所说的读者不同于戏剧理论中的观众学，后者过多地进行演出效果、卖座率、观众文化层次与欣赏趣味研究，接受美学始终把读者作为文学的一个部分来研究，是与作者、作品并行的三驾马车，作为艺术思维的又一环节来研究。接受美学始终从艺术的角度来研究读者，实现了从作者和作品到文本与读者的转移。

　　接受美学分别从不同文本、不同读者的区别、文本结构、文本意义等方面，确立读者的本体地位。在这里，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没有与读者发生关系，是自在的存在，为第一文本;与读者发生关系成为审美对象的作品才是第二文本，读者感悟、阐释、融化、再生的审美对象，很难说得清哪一部分是作品本身，哪一部分属于读者再造，两者水乳交融构成一个新的艺术世界，成为一种自为存在。接受美学强调在审美经验与作品之间要有一个审美距离，读者意见一旦与作品一致，不存在接受问题;读者与作品保持距离，从旁观者角度边欣赏边领悟，美学接受成为可能。距离太大，难以接受;距离适中，才能谈得上顺利或抵制接受。如果说个人接受会受制于个人的全部主客观条件，那么，社会接受则代表着阶级或集团意志推介作品，指导读者如何看待作家、作品、现象及评价标准，因而可能成为让作品传播的最重要方式。

　　不论是阐释学还是接受美学，也不论它们之间有多少相同和相异之处，总体上，它们都是以受众为主体来介入文化研究的，其中许多成果对于受众视野中的文化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阐释学的前理解强调了受众先有、先见、先行或者固有“成见”的文化积淀在期待视野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文化的历史性存在和现实对话的结合以及超越，强调了二者在阐释过程中的视界融合;而接受美学更加注重受众的地位，既强调了审美的接受，更强调了审美的创造，尤其强调了受众接受过程中个性追求和作品蕴含的不断发现。所有这一切，无不强调着文化历史的存在及其有效性，强调了文化过去与现在的关联，强调了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对于文化接受的规范与制约，强调了阐释与接受中审美经验和审美距离的个性差异，这无疑都从特定侧面否定了文化一体的可能。审美视界对于求新求异的阐释与受纳，不仅没有为文化的一统作注脚，反倒为文化的必须多样提供了佐证。因为文化多样既是阐释的前提，也是接受并参与创造的结果，不然，千篇一律的同质文化无法给受众预留任何审美的期待。

　　阐释学重视文本与读者的关系，把读者和批评家作为阐释的主体。在他们看来，文本不只是文献资料，也不是供人玩赏的花瓶，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种精神形态，是人的生命之流的表现，是人生体验的产物。文化本质上是交流的，它沟通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联系，促进人与人的交流。阐释不同于分析，分析是指作品的意义和条件，掌握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与知识，比如历史分析、社会分析、心理分析等。阐释是发现，分析是理解，阐释中具有创造，分析更多的是一种认识;阐释追求规律性和整体意识，分析则往往就事论事，具有归纳还原的特征。文本阐释就是关于文本的理性把握，从而显现内涵之美，通过作品的表层发现它内在的精神价值。只有多样的文化才需要整体把握，同质的文化只要分析就可完成。而接受美学主要是通过审美态势、美学距离、文本主人公与接受关系、读者视野、接受方式和接受的再创造等来阐述接受的认知状态。审美态势区别了抵制接受和顺利接受两种情况。阅历很深的读者在发现完全隔膜与虚假时，潜反射就会产生一种对抗力，抵制接受;反之则顺利接受。抵制接受指读者在阅读作品过程中发现与自己审美经验不一致的一种审美态势，即与读者审美经验相悖的一种接受;顺利接受指与读者审美经验大体一致的一种审美态势，是与读者审美经验相近的一种审美接受。瑙曼认为，读者通过接受活动，用自己的想象力对作品加以改造，通过释放作品中蕴藏的潜能使这种潜能为自身服务。读者在改造文本的同时，也改造自己。当他将作品中潜藏的可能性现实化时，也扩大自己作为主体的可能性，这就是作品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研究受众的接受活动，说到底，就是让这两个对立的规定性统一起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助于我们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继续深化。

　　当然，这里的文化多样性的受众因素，不是机械地1+1=2式的形式逻辑推演，而是一种能动的再创造。创造主体的复杂性和文本的多样性，受众群体的多层次和再创造的丰富性，让我们清晰地见识到受众对文化多样生成与发展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探讨信息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趋势，如果不研究受众的需求期待对文化格局的影响，将是文化发展战略上的一大缺失。因为，文化受众的接受过程不只是对艺术本文的简单复原和受纳，而且是一种倾注情感和智慧的艺术再创造。这种再创造不仅影响着文化的接受和传播，而且也会反作用于文本的创造主体，影响着他们未来的创作轨迹。

　　三

　　当前，在全球化大潮汹涌奔来的历史时刻，人类要建立命运共同体，文化到底是在全球传播交流中走向一体，还是在相互吸收借鉴的基础上保持多样，正日益痛苦地煎熬着人们的意志。

　　尽管多样性发展作为文化的本质特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甚至于经常被人们所忽视，但是，正是由于文化多样所导致的不同文化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复杂关系，才形成了文化在竞争中发展的强大的结构性动力。面对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人类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空前加剧，特别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企图以国家实力的强弱来判定文化的优劣高下，加紧对发展中国家予以意识形态渗透，文化多样性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世界文化到底是以强势文化为尊在被动接受中趋同，还是以我为主在相互交融中保持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人类社会正面临着艰难选择。日益严重的文化同质化的威胁让人们看到，如同经济全球化是个充满世界性与民族性矛盾的发展过程一样，不同地域和形态的文化也有一个不断冲突又不断融合的过程。但交流不是统一，融合不是单一化的陷阱，而是相互借鉴吸纳之后的自我强化和文化个性的更大张扬。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不论是创造主体独立于其他族群或个体的个性表现，还是不同受众不断发展着的对于不同内容形式、不同风格流派、不同层次趣味的文化需求，文化多样性发展永远都是一个不可扼制的历史潮流。这个过程不仅不应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性的消失为目的和结果，反而要以日益丰富发展的文化多样性作基础，用各个文明单位保持和发展着的特色文化，催生全新的全球文化形态，实现人类文化的总体进步。

　　不可否认，以跨国资本全球扩张为支撑、以技术加消遣为手段的“娱乐至死”的大众消费文化，确实改变了文艺的创作理念和运作机制，削平了文化固有的思想深度，把批量生产的畅销文化变成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工业，文化启蒙的理性精神正在日益萎缩;同时，也不可否认，全球化时代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人类文明成果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打破了原有文化体在资源占有和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固有平衡，人们在享用本地特产的同时也能享用异域的收获，既能欣赏本土的文化也能同步享用异域的精神创造，过去在封闭环境中的那种孤立无援的物质和精神生产都变得不再可能，地域性的自我欣赏自我评判显得那么不合时宜。然而，凶猛涌起的大众文化，不仅没有像法兰克福学派所期望的那样可以消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而且还愈加强化了人们在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上对跨国资本支配者的“文化归附”，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单向度的人”，人们已经无法在“陌生化”的世界中体验人文关怀和终极精神追求，诗性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守望正在化为泡影。保持文化个性的基因，培育文化一统的抗体，传承民族文化的薪火再次被学人们推向前台。

　　事实上，即使同处地球村，世代沿袭的心理结构和审美习惯不可能一下把人们的心智推向这样的状态——你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既秉持主观二元对立的审美观，又兼容主观杂糅的中和美，甚而以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来吟咏西洋歌剧的宣叙调。尽管京剧和歌剧已十分美轮美奂、登峰造极，但如果世界上只有京剧和歌剧，那么，戏剧欣赏会变得多么枯燥与乏味。因此，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对话，既受制于文化的习俗与传统，又受制于受众的构成和审美情趣的变化，其相互吸引与排斥的双向运动直接影响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从具体的文化形态入手来强化受众视野中的文化多样性研究，无论对于文化自身生产与发展内部机制的深入探寻，还是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交流融合中的多样生成，都具有重要价值。在这里，既要兼顾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文化多样选择，又要重视研究不同文化样式条件下的受众反应;既注重探讨文化多样性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历史根源，也注重探讨文化多样性在各历史阶段的基本表征;既注重多样性形成中不同文化体系的存在，也注重研究具体文化形态中可能存在的文明盲区;既注重研究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趋同，更注重探讨文化趋同中的个性追求;既注重探讨大众传媒特别是自媒体传播的全新优势，更注重研究在科技鼎盛时期各种理性迷失的征兆中建构起一体多元的发展格局;既注重研究全球化语境下各种文化的整合与重构，更注重探讨中国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历史使命。正可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哲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较早倡导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批判理性主义创始人波普尔，甚至把硬性一统称之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如果人们一味地以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样本，坚持用被扭曲和肢解的“想象性东方”来验证西方文化中的“他者”，把世界文化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那么，全球文化就成为殖民文化的代名词，多彩的世界就变得扁平而单一，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就丧失了基本前提。事实上，全媒体时代每个网络终端的个体在文化创建、文化信息接受与传播的自主性更是大为增强，“用户中心论”的特质愈益孕育并强化着更加多元的文化生态。即使我们忽略创造主体的个性表达，仅从文化的本土传统与生存空间，特别是受众接受的层次上来判断审美主体需求多样对于文化多样的客观影响，也不难发现，全球文化一体的设想只能是西方强势文化权威中心论的臆想，决无现实呈现的根基。互联网时代文化的即时、交互、平等、多样和相互包容的实际，决定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边缘文化共生共存的必然性，进而也强化了人们在文化同质化的阴影中，走向更加开放开明的世界文化多样性道路的信念和决心。

　　人类文化发展史充分证明，没有一种文化能在完全自我封闭状态中走向永恒，集大成的优秀文化历来都是在不断交流借鉴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全球化时代培育出的全球意识，在于对文化多样性的自觉认同，并赋予了文化多样性以更为丰富的蕴涵。文化的多样性，既是不同地域、不同生活形态、不同审美情趣爱好的族群特有的创造性能力的反映，而这种擅长并坚持着的创造活动，又使得文化多样性焕发出持续的生命活力。我们要建立保护与坚守文化多样的伦理自觉，在确保差异化流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尊重异质，大胆借鉴并吸收外脑;最大限度地开掘并利用本土资源，创造更加便利的成长机会，培育自身持续繁荣的上升通道，在文化的多样交往中争取更大的施展舞台。应该看到，强势文化的强大辐射力固然对弱势文化造成同化的趋动，但人们对异质文化的新奇感依然是审美多样的自然需求，丝毫不能成为文化统一的借口。无论就其创作和欣赏的喜好，还是审美的习俗与惯性，无论就其文化的自豪感，还是就其文化的创造力，异态文化的新奇感都不足以撼动本土文化的基石，以单一文化替代文化的多样性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实，文化的多样性与共同性，文化的差异性与相似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坚持文化的多样性，是为了发挥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吸引力，以自身的独特魅力征服世界;同时，坚守文化的普遍规律，兼顾全球受众的接受心理和关注目光，以文化的相似中的差异来体现民族文化的亲和力。因为，如果全球受众从一开始就无法理解和领会民族文化的差异符号，那么民族特征就成了孤芳自赏的陈规陋习。所以，如何将民族文化的语言转化为全球受众都能理解、接受并喜爱的文化符号，同样是文化多样性发展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分析文化多样性，既有创造主体主观能动的精神创造，同时也有客观环境和受众需求的制约和影响。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审美活动密切相关，都是人类审美心理和差异性追求的必然结果，它必然长久地伴随人类的文明进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就强调：文化多样性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在当今社会，必须确保属于多元的、不同的和发展的文化特性的个人和群体的和睦关系和共处。主张所有公民的融入和参与的政策是增强社会凝聚力、民间社会活力及维护和平的可靠保障。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发展的源泉之一，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2005年10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148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这项由法国和加拿大倡议的公约，是在原有文化多样性宣言的基础上，加以修改、细化、补充后完成的。公约提出了与世贸组织商品贸易不同的文化产品及服务贸易的原则。它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彩的世界”等一系列有关人类文化的基本概念，制定了尊重人权自由、文化主权、文化平等、国际互助、经济文化互补、可持续发展、平等共享和公平平衡的基本方针，强调各国有权利“采取它认为合适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这让倡导文化一体的强势国家陷入了孤立，从而奠定了人类社会共同遵守的文化多样性准则。

　　事实上，全球性文化的空前交融，并没实现福山们所狂热吹嘘的“历史终结”的预言，反倒是中华民族“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而不同”的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人类追求文化多样的自觉和文化差异性的发展战略，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共识。这不仅在追求个性自由的西方国家是这样，而且在普遍尊重集体价值观的东方国家也是如此。中国文化的发展状况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文化已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人们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越来越多的人不仅需要丰富充足的一般性文化产品和服务，还希望得到高品位、高质量、个性化的文化生活。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创造、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既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又要充分尊重人民大众的主人翁地位，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当今世界人类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文明进步潮流中，在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和多样竞争的格局下，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古老民族在新时代的创举，这不仅是中国人对和平发展的世界主题与文化多样的认同和打造，更显示着当代中国人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承诺和信念。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秉持文化自信，就是要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在与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互补中建构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就是要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为世界文艺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就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力求在多元多样中立主导、在交流交融中谋共识、在变化变动中有坚守，形成既有国家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既包容多样又有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既坚守基本社会思想道德又向着更高理想目标前进的生动文化局面。仅此意义而言,文化的多样,既是国家/族群自立的需要,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必然;既是创造主体的追求，也是文化受众的期待。

　　(责任编辑：周由强)

　　[1]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新华出版社，2002年。

　　[3] 龙应台：《对“国际化”的思索》，《南方周末》2003年8月14日。

　　[4] 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5]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4页。

　　[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181页。

　　[7] [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 总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