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近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水准提升、格局改观，同时存在瓶颈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经典、中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分的格局，三者之间，尤其是中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缺少充分的对话，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化发展及体系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以批判资本主义视野和关注绝大多数人维度为公约数，在深层对话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 公约数

与社会总体发展格局相应，近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格局明显改观，同时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将此前的理论蓄力转化为创新突破的动能，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今后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拟结合过去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态势，以“中国式现代化”对理论研究提出的要求为依据，探析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

自2013年起，笔者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年度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写作，在写作中，笔者和课题组同仁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十年来，研究水准明显提高，学科格局逐渐改观。

此前一段时间，学科研究较为沉寂，甚至一度被边缘化。近十年来，虽然未提出着眼学科全局的新概念、新方法，但优秀文章数量增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时有出现。从整体格局看，此前相对薄弱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逐年增多，对当前重大现实议题的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史论研究是新增生长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主要包括三个研究对象，相应地形成三个研究领域：经典、中国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2013至2016年度报告的写作中，课题组以这种三分法作为结构，对三个领域的发展状况依次评述，从中发现该年度各领域的亮点力作。不过，课题组也意识到，这种区分较为简单机械，不利于提炼共同议题、构建学科体系，自2017年起放弃了这种做法，转而抓取当年的关键词和发展态势，总结、倡导值得肯定的新趋势、新方法、新路径。但是，这种三分是学科发展的客观现实，而各个领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呈现出各自的理论特点。

就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而言，研究重点体现为“细读重释”与“捍卫立场”。“细读重释”即通过文本细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命题、理论特质、批评方法进行总结、阐释。“捍卫立场”即重申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科学性、真理性，批驳种种“误读”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辨析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真精神”和内核。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而言，“历史研究”与“当代形态研究”构成两大研究领域。所谓“历史研究”，即对理论发展史上的经典文本、理论家及命题的研究。其中，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是研究热点，此外有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李大钊、鲁迅、瞿秋白、胡风、冯雪峰、茅盾以及重要概念如“人民性”“文学反映论”等进行的专题研究。“当代形态研究”，即对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当代形态”或“中国形态”的设想，这一议题自新时期伊始提出以来，相关探讨始终未曾中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系列讲话，对文艺工作提出要求和期望，如何深入理解这些讲话的内在精神、更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理论热点，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的阐释。当然，“历史研究”与“当代形态研究”的区分是相对的，“历史研究”往往有着现实关注，力图从中发现构建“当代形态”的启示；“当代形态研究”有着历史观照，力图通过爬梳历史总结经验。

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主要是以国外理论家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理论家的个案研究为主，涉及面广，西马早期理论家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尔库塞，法国理论家阿尔都塞、朗西埃、巴迪欧，德国理论家布莱希特、本雅明，美国理论家杰姆逊，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以及文化研究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本尼特，等等，都不断有专题研究出现。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尝试对西马进行整体研判，对中国研究西马的路径进行反思。此外，东欧、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以及中国理论对国外影响方面，也时有研究成果出现。

总体来看，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延续了新时期以来形成的三大研究领域并立的格局，在各个领域之内，有着较为一贯的研究对象及延续的问题意识。如果说，在2013年写作之初，课题组对学科的基本判断是“处于一个研究的平台期，即更多的是量的积累”，在写作的时候，尽管每年勉力寻找亮点，但时常为读到平庸、琐碎的成果而惋惜。相比相邻学科自觉的学科问题意识及不断引发集中探讨的新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进展更多体现为既有学科框架下局部、个别的突破。不过随着写作的持续，我们发现，这种现象有了一定改变，正如2019年的报告所指出的，该年度有一个变化，“那就是研究成果质量普遍较高，大多数论文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有的还有一定深度，前几年常见的掺水式、应景式论文数量大幅降低”。

三个研究领域相比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变化更为明显，不仅数量增多、质量提升，而且得益于十年来学科努力回应党和国家层面的方针、政策，逐步蓄力、积累，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研究。比如，对学科建设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老问题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清理与探究，具体包括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历史、调研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教材状况、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论边缘化及理论与批评脱钩等问题的根源、反思当下理论研究的不良倾向，等等；再比如，在教材建设方面，历时12年完成、202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力图解决经典、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三分、彼此难以融合的问题，在体系建设上作了尝试；此外还有对关涉体系建构的关键概念、命题所进行的深度学术史研究。这些都为今后的理论突破提供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发展的同时，问题和难题并存，其中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研究缺少系统性、议题分散。不仅经典、中国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三者之间缺少共同的学科意识，鲜有对话沟通，而且在各个领域内部，不同学者往往也有各自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彼此之间关联少。

缺少系统性和对话性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未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公约数达成共识，如有学者指出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有其基本的问题框架的，但是后来这个问题框架不断地被质疑乃至‘摒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差异”。具体说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异议较少，分歧主要出现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马文论之特点和关系的认识上。

中国学界一度将西马文论视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相异质的存在，认为中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正统，而西马则偏离了经典，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难以兼容。例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史论著作中，经典、俄苏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构成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没有西马的位置。

在文艺理论的整体格局中，新时期之后，“审美”逐渐成为主导观念，马克思主义文论遭受冷遇，西马文论研究也不例外。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多个西马文论的选本出现，西马文论作为一种重要理论资源出现在一些研究著作中，也出现一些专论，但总体发展不佳，其中原因是西马文论一方面“受累于被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潮”，另一方面“囿于政治制度不同，他们的文学批判往往缺乏类似的政治支撑而更多停留于文化层面，这种原罪就导致了它们难以进入国内马克思主义者的法眼”。直到21世纪之后，西马才蓬勃发展，快速增长，除了研究的深化，在文学与文化批评实践、学位论文选题，乃至教学及教材撰写方面，西马都备受青睐。

同时，对西马始终存在一种批评，即它抽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维度，较多停留于精神层面的分析与文化领域的批判。这一点，即便是一些研究西马的学者也曾明确指出。因此有学者主张，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时，应辨析西马远离乃至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分离出其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异质”的成分。

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西马文论存在冲突的观点不只存在于中国学界，也受国外学界区分西马和东方马克思主义做法的影响。佩里•安德森在1976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在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意义上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整体。不过，安德森在该书中对西马的尖锐批评似乎常被忽略，在西方乃至中国，西马一度以批判、超越东方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而当代意大利学者多米尼克•洛苏尔多则试图反转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等级关系，提供了另一种声音。

在2017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一书中，洛苏尔多梳理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差异”到“对抗”关系的演变过程，在他看来，存在理论盲视的是西马而不是东方马克思主义，西马忽视了东方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反殖民革命维度。反殖民革命不仅指争取主权上的独立，在当今，争取经济和技术独立也是反殖民革命的一种表现。对反殖民维度视而不见，使得西马既无法正确理解东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也导致自身失去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警惕和批判而陷入理论困境。根据洛苏尔多的分析，西马忽略了东方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以及较多国家的经济、政治仍受控于西方国家的现实。他不无讽刺地指出了西马的傲慢与偏见：“让东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所鼓舞的国家听任命运的摆布，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许早就摆脱了那些束缚其翅膀并妨碍其高飞的东西。”

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学界，都认为东方/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马之间存在差异与冲突。但在中国，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马文论都被共同放置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名目之下。于是，一方面如前文所说的，各个研究领域更多是在独立发展，彼此之间较少对话；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中，不同学者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选择其中一个领域作为主要依据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因此，看似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一名目下的探讨，实际可能有很大理论差异甚至观点冲突。这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会带来一些难题，比如，在学科关键词、文本形态及功能等问题上存有分歧，对学科体系的构想缺少具体操作的路径，等等。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有别，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方面、长时间的努力。其中要做的一个工作，是寻求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公约数，为经典、中国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提供对话的平台。

三

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公约数，一方面，不言而喻，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源”与“流”，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近200年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应从我们所处的现实语境、时代任务出发，根据现实需要，研读原理，观照历史，进而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中进行总结归纳。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概括现阶段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与任务，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本质特征以及战略安排、具体规划，这为我们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公约数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论述包含着深刻丰富的内涵，在笔者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以下两方面。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更具有立足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性，保持着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警惕与批判。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是在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中开展的。中国对现代化的设想，始终强调“中国”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的道路。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殖民，而中国通过艰苦的斗争，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要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经验，缩小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但同时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和根本要求，探索出既学习西方现代化国家的长处、又避免资本主义内在弊端的道路，从而“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民的需求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即提出建设“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现代化”最初主要指“工业化”，后来发展为“四个现代化”的完整表述。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建设现代化，是着眼“六亿人口”的生活需求而提出的。新时期，出于对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对现代化的设想，从邓小平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设想，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都是始终着眼人民的共同利益、人民的具体需求而提出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着眼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新成就、新问题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既继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贯目标，又根据新的时代特点，阐明了新的历史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表明人民的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核。而且，这里的人民，不仅指中国的“全体人民”，也具有世界的视野，即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立场进行现代化建设，不仅实现中国的发展，同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警惕和批判，立足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两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就第一点而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就第二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视野是关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境遇和未来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个“绝大多数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工人阶级”“无产者”，在列宁那里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是“人民群众”，是“全体人民”。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核界定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赢得历史上应有的文艺地位和美学权利”，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来源：环球人物网)

据此出发，我们不妨以马克思主义这两个特点——批判资本主义、关注绝大多数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公约数。说其是“公约数”，一方面是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不同理论形态都应具备这种特质；另一方面，公约数不是全部，在具备这一公约数的前提下，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形态因时代语境、功能诉求以及理论主体不同，对公约数的显现程度也是不同的，由此呈现出不同的理论面貌。以公约数的“同”和具体形态的“异”为依据，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马文论各自的理论特质以及相互关系作一些阐释。

四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视“改变世界”的一面。这道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特点，即不仅“解释世界”，而且直接推动“改变世界”的具体实践，或者说，本身就是“改变世界”实践的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改变世界”，不仅指反帝反殖民、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实践，而且也指在“全球化”的世界趋势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打破了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更优越甚至是唯一有效的发展模式的论断，在事实上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始终和“改变世界”的现实实践有着直接关系，比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李大钊、瞿秋白、郭沫若、冯雪峰等，同时也是革命运动、革命文艺的实践者，其理论是服务于现实实践的。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直接推动、革新文艺实践的行之有效的指导方针。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同一，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西马文论的一个重要差异，即是否具有通过介入文艺实践进行思想动员、进而介入社会实践的功能。对此，学界一度以“政治化”贬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可否认，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过度政治化带来了理论的僵化，在实践上造成了失误。但理论要与现实结合，不可避免会介入政治，而且，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多数西马理论家也从不讳言政治，不否认介入政治的必要性。

西马文论的主体大都不直接从事诉诸现实变革的实践，对他们来说，理论本身便是一种实践，“实践”更多在“解释世界”层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现实实践具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是优点，但也毋庸讳言，与西马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理论的沉淀、积累方面相对薄弱，未能像西方理论家一样，不断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方法，乃至构建体系、形成颇具特色的研究团体——这正是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试图实现的目标。

对于西马而言，缜密、系统的理论构建是其长处，其被引入中国后广受欢迎，乃至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流。但如前文所述，对西马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其抽离了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政治经济学维度。而且，如有学者指出的，西方对实践的理解有另一条脉络，即在精神领域内理解实践，“往往把实践归结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意志活动，这就把实践主观化、心理化、个人化、非理性化了，并在否定实践首先是一种感性物质活动的同时，又把精神实践的地位和作用作了不恰当的强调和提高”。西马亦受到这一理论传统的影响。对此，我们一方面应加以警惕，另一方面，西马重视理论批判、文化分析，强调人的精神层面的去蔽，忽视社会层面的变革，也并非全然出于主观层面的轻视。根据佩里•安德森的描述，二战后西马从经济、政治转向哲学，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即资本主义随经济的快速增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打破了经典著作关于资本主义危机衰退或者危机即将来临的预言，并提出新的问题，这促成了西马的研究转型。因此可以说，西马文论是具有批判意识的理论家面对其所处的现实语境与具体问题作出的研判，其理论短板是明显的，“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它们不仅都面向现实，反映着现代社会人们对文艺的内心需求，而且也是人们对文艺性质认识日趋深化的一种表现”，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因此，在批判资本主义这一维度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西马文论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由各自语境和时代任务出发，作了各具特点的发展。不妨在坚持“批判资本主义”这一“公约数”的前提下，推动两者进行对话、融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一方面坚持自身介入现实、助力实践的品格，另一方面不妨借鉴西马文论长于更新、创建概念、范畴、体系的长处。而且，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一些受资本逻辑主导的文艺现象、社会现象，有必要在理论上借鉴西马文论较为成熟的理论思路，从他们对资本支配的现代性逻辑以及文化生产、人的精神状况的批判性分析中获取启发。

在另一个公约数即“关注绝大多数人”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因其与现实实践有着直接关系，立足多数人的诉求以动员群众、掌握群众是题中应有之义，从左翼理论家对文艺大众化的探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的强调，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都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绝大多数人”维度的坚持和重视。

而对于西马来讲，如果说早期西马理论家卢卡奇、柯尔施与葛兰西都曾直接从事革命运动实践，那么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但它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还是努力设法效劳并力求与之相联系的”。时至今日，西马在学院围墙里的思考究竟有多广泛的传播面与影响力？精英主义立场、艰深的话语是否阻碍了理论的普适性与实践效力？这些是西马常遭到的质疑。而且，西马文论更多是在理论层面推演，对实践的复杂性估量不足，很多理论家对大众的潜能缺乏认知，缺乏动员大众的意愿和能力。

不过，就理论层面而言，“关注绝大多数人”也是西马的潜在视野，即多数理论家都是将大众的精神自由与主体解放视为理论工作的中心任务，比如，法兰克福学派试图将大众从文化工业的欺骗与操控中拯救出来，本雅明赋予“机械复制”技术从传统中解放艺术、为大众所享有的动能，阿尔都塞力图通过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揭秘拯救主体，还有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描绘，拉扎拉托对当代西方“大众智能”社会中“非物质劳动”的描述以及奈格里与哈特对“非物质劳动”之主体“诸众”的革命潜能的分析，等等，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境遇的分析，试图探求人的自由和感性解放的途径。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论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西马固然缺少诉诸“物质力量”的路径与能力，不过，其理论构想为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原子式”的个人视野的限制、打破资本宰制、重建大众文化共同体等议题提供了启迪。将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武器的批判”的实践效力相参照，发展其揭示西方现代性逻辑弊端的理论优长，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提供理论助力。

综上所述，尽管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西马文论皆继承、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潜能，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的视野与关注绝大多数人的维度，以此为公约数，经典、中国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间具有深层对话的基础和空间。当然，对话本身不是目的，在对话的基础上，延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范畴，进而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力的理论体系，才是关键所在。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同时，也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上日程，并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

“解决中国的问题”，这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旨归。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则应立足中国的文艺实践，关注文艺新变，介入批评现场，带着“中国的问题”回到经典、中国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武库与土壤，进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在问题及方法的碰撞中，在抽象和具体的往返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当代品格的理论体系。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格局的改观，也对下一步的理论更新提出了要求和挑战。从中国的文艺实践、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并通过解答、解决问题来充实、发展理论，应是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

作者：崔柯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6期（总第93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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