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之后，如何持续繁华？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十年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人世间》《装台》等严肃文学作品被成功搬上电视屏幕，体现文艺创作者对创新的执着追求。

2024年开年，根据作家金宇澄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也成为现象级精品，生动讴歌改革开放的火热实践，引发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观众广泛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

文艺创新的“繁花”如何持续盛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特邀请专家学者撰文，从《繁花》在叙事结构、典型塑造、视听艺术、美学风格、价值表达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创新之处谈起，探讨如何推动中国电视剧高质量创新发展，以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本期“艺见”特刊发五篇文章，以飨读者。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4年3月18日第6/7版。（点击查看）

《繁花》：王家卫做派与“上海本帮菜”

电视剧《繁花》根据沪上知名作家金宇澄同名小说《繁花》改编，香港知名电影导演王家卫执导，秦雯编剧，游本昌、胡歌、马伊琍、唐嫣、郑恺等一众沪上知名演员加盟出演。剧集制作精良，整体成色极具电影感，亦高度风格化，沪语版更是满腹上海腔调。剧集一方面讲述20世纪90年代改革浪潮中的奋进个体（核心人物是一个男人阿宝和四个女人雪芝、玲子、汪小姐、李李）的情感史、记忆史、心灵史，另一方面亦在讲述上海这座“改革先锋”城市与时代共进的变迁史。正如金宇澄所说，原著交给导演，它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期待。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据媒体报道，早在2013年，王家卫就买下了小说《繁花》的影视化改编版权，2017年开始搜集资料筹备拍摄，2020年开拍，然后耗费三年时间拍摄及制作完成，于2023年底上线。拍摄及制作周期耗时之长，实为罕见。为了能够更好地还原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剧集的出品方之一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收购了上海吴浦影视基地，并在上海影视乐园（车墩影视基地）一比一搭建复刻90年代上海黄河路、进贤路的实景，并在外滩、和平饭店、锦江饭店、花园饭店、张园等地进行实景拍摄，耗费之大，令人咋舌。除此之外，在前期筹备阶段，王家卫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上海，大到城市建筑，小到老旧物件，深入挖掘海派文化，为还原一个真实可感的90年代上海做足了前期准备。据上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王家卫为了取一个石库门建筑的场景，反复甄选了上百张照片；为还原黄河路的繁华景观，专门聘请工艺师制作90年代的霓虹灯和商业招牌，移植法国梧桐，搜寻旧瓦片和电线杆，上影集团为这部剧集准备了3000多件道具和5000平方米的大型摄影棚。这些硬件基础不仅为剧集《繁花》打造出了“繁华上海”，而且赋予剧集强烈的历史真实感。更为反常规的是，在多机位拍摄已经成为当前电视剧拍摄的主流时，王家卫却采用单机位拍摄，目的只为实现对镜头语言和演员表演的自由控制。这种一反常规的拍摄方法不仅需要导演前期精细的镜头设计，而且对演员的表演和现场的摄影、照明、录音都提出了超出常规的挑战。演员胡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谈道，王家卫从拍摄到制作、从剧本到表演、从配乐到色彩等各项细节，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不计成本长时间打磨，三年磨一剑，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及其反常规的电视剧制作方法，为剧集《繁花》带来了电影般的质感，也为更广阔意义上的高品质国剧创作树立了宝贵的行业标杆。正如王家卫在《王家卫访谈录》中所说“拍电影犹如制造超级市场内的商品，可有不同的种类，也可有不同的制造方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家卫做派”是不可复制的，期盼《繁花》之后满眼“繁华”也是不现实的。

风格化与历史真实

作为一位出生于上海的香港知名电影导演，王家卫跨界、跨地域执导一部讲述上海故事的电视剧《繁花》，使得电视剧《繁花》充满了耐人寻味的身份意味和风格意味。在身份意味上，电视剧《繁花》是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这一“他者”讲述上海故事的“他者叙事”，这决定了剧中上海呈现注定是作为“他者叙事”中的想象性建构而出现的“上海想象”。这种想象性建构又因王家卫的个人风格而使该剧在风格意味上高度“王家卫化”，亦即高度风格化，使人在观剧时不自觉地联想到王家卫的电影如《花样年华》《重庆森林》，一样的高饱和度色彩、引人入胜、拨动人心。

从形式上看，电视剧《繁花》在视听语言的制作及呈现上极其考究、华美、怀旧，聘请了《卧虎藏龙》摄影师、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获得者鲍德熹担任视觉总监，《妖猫传》美术指导、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获得者屠楠担任美术总监，在“服、化、道、摄、录、美”上精湛绝伦，呈现出了电影般的质感。在视觉上，剧集通过高饱和度的色彩变化、复古怀旧的滤镜调色，大到城市建筑，小到衣食住行，极尽所能地还原上海景观、营造上海风情，呈现出了一个风情万种的上海城市空间。与此同时，转场字幕金色灵动、纪录影像适时穿插、个体记忆闪回剪辑，风格化至极。在听觉上，胡歌饰演的阿宝以第一人称全程旁白讲述，打破了电视剧惯用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点，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剧体验；还有57首流行歌曲重复使用、“商战悬疑”式配乐扣人心弦，节奏化至极。王家卫精心打造了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怀旧风潮，成功整合了一种全球性流行文化中的爱恋和认同，将观众带入20世纪9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中；关于改革开放，关于股市商业，关于食物，亦关于饮食男女的情感、记忆、心灵，更关于历史的想象与复现，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与城市精神，具有广阔的时代性和历史真实性。当然，正如有的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情感压过真实，想象大于历史。

时代变迁中的奋进个体

穿过繁华的城市表象景观，剧集的核心乃是在时代变迁中讲述奋进个体的情感史、记忆史、心灵史，以及上海这座改革先锋城市与时代共进的变迁史。在此意义上，“个体命运的齿轮在大时代下如何被裹挟着转动”是电视剧《繁花》的核心价值取向。尽管这些个体的命运轨迹被艺术地加工甚至被传奇化，但仍不影响爷叔、阿宝等成为剧集的精神载体和精神养分所在。在剧集繁华的表象景观背后真正感染人的正是这一个个性格鲜明、富有时代特色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敢爱敢恨、敢闯敢拼、迎难而上的时代精神与上海这座城市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共同升华了电视剧《繁花》的精神向度。剧集中的两个餐馆，一个是马伊琍饰演的玲子的“夜东京”，一个是辛芷蕾饰演的李李的“至真园”，既象征着两种“味道”，也象征着城市空间的两面，甚至隐喻着两个阶层。位于进贤路“夜东京”的“汤泡饭”搭配各式上海小酱菜是宝总吃起来最舒服的饭，就好比唐嫣饰演的汪小姐喜欢吃排骨年糕；“夜东京”老板娘玲子周围是上海弄堂里的各类市民菱红、葛老师、陶陶等，吃的是家常便饭，叙的是朋友之情，他们代表了上海弄堂里的普通老百姓，为整部剧注入了宝贵的“日常生活叙事”及市井烟火气息，这是上海城市空间的一面。而位于黄河路“至真园”的港式招牌粤菜“仙鹤神针”“火焰大王蛇”“船王炒饭”则是各大商业老板洽谈生意时的“下酒菜”，这些饭菜是“山珍海味”，“至真园”老板娘李李周围是上海商界老板范总、魏总等，包括穿梭在“夜东京”与“至真园”之间的宝总，他们在这里吃的不是“饭”，而是商场如战场的人情世故与利益往来。正如李李所说，来“至真园”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交换商业信息。这些商业老板代表了上海商业社会网络中“上流”人士的“利益切磋”与“商业智慧”，是整部剧关于上海的“商战叙事”“经济叙事”“时代叙事”，这是上海城市空间的另一面。以地理空间、食物、人物、事物的对比构筑起上海城市空间的两面，电视剧《繁花》在繁花似锦的城市景观之下并没有架空“上海人”的“多面生活”，反而在有效的空间区隔中借助演员“神仙打架”式的动情演绎，给观众呈上了一道集“家常便饭”与“山珍海味”于一体、极具“上海风味”的“本帮菜肴”，值得观众一品再品、细细品尝。

时代突飞猛进，历史滚滚向前，生命总会不期而遇，生活总会如期上演。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江湖之内亦有儿女情长；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有人，“繁花”总会再现。《繁花》于中国电视剧而言既是一次地域实验，也是一次美学实验，更是一次心灵实验。剧集的最后，阿宝从上海去了香港，这种空间流动再次映射出王家卫的“沪—港”城市情结。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变化的是形式，而不变的则是能够在形式之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和情感慰藉。如何像电视剧《繁花》中的阿宝一样不负时代、不负心灵、不负观众，未来国剧创作尤其是创新之路任重道远。

（作者：饶曙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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