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下午,中国绘画发展百年之路研讨会在京举行,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郭运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画学会副会长程大利,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刘曦林,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副院长、教授许俊,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尚辉,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周由强等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庞井君主持。
庞井君表示,“过去百年,中国绘画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民族文化艺术的宝贵财富。本次研讨会,希望梳理中国绘画近现代以来在大变革、大转折中的发展历程,共同探索具有启发意义的思想和思路,为中国绘画的前景,提些真知灼见。”接着,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绘画的历史与现状、内容与形式、理论与技法、创作与推广等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成果丰硕。
郭运德:中国绘画百年来走过了波浪式的发展轨迹
“这些年,中国画在传统艺术传承方面做得最好,整体水平普遍提高。”在郭运德看来,从新文化运动至今,中国绘画百年来走过了波浪式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对待传统绘画的态度,从彻底否定到重新吸收到主动回归。期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艰苦探索,使得中国绘画的传承,成就颇丰。例如,不仅注重形似,还力求神似,使作品更具文化韵味;形式上借鉴西方、大胆创新,使意象更加准确鲜明,作品更具节奏感、旋律感;追求意境美,强化传统审美意象,使作品充满生机和诗意。诸如此类。
之所以取得这些进步,郭运德表示,至少有六个原因。第一,以特殊的制作材料和深厚的哲学传统为根基;第二,在传统程式继承上,有了更加鲜明的追求;第三,把线条艺术作为绘画传承的独特标志;第四,赋予中国画以当代价值,赋予传统以崭新的生命;第五,正确认识、合理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回归过程中,努力开拓大自然之妙、情感智慧之深,努力开掘笔墨形式语言之新、艺术个性之唯”;第六,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李可染等一大批领军人物积极示范,成为年轻一辈追梦的方向和旗帜。
现阶段,中国画在全社会有着广泛影响。“但在强调传统文化、强调文化自信时,不能走向盲目自信,不能一味自我欣赏”,郭运德认为,要让中国画成为文化普及的重要方式,还需更贴近年轻人的心灵,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注入新时代的内涵。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画要发展,必须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邵大箴:表面反映现实不是艺术的主要任务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邵大箴
“中国画是五四运动以来成绩最大、问题最多的一个艺术门类。”在邵大箴看来,绘画主要不是为了表现客观物象,而是表达情感,表现美感,间接反映生活,反映现实。这就是绘画的独立性自觉。而文人画则是艺术语言的高度自觉。百年来,随着时代发展,大家从反对文人画,到学习文人画,再到重新认识文人画,对文人画有一个逐步认识的曲折过程。同时,西方绘画的引进,为中国画带来了压力和动力。中国画之所以发展,既是社会生活的需要,又有外来文化的刺激。
其次,对艺术规律的正确认识,尤为重要。“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但艺术形式语言不能离现实太近,切勿表面反映现实。艺术是现实中的幻境、幻境中的现实,一定要有新的东西给人以美的享受。”邵大箴坦言,我们的很多艺术作品,一方面缺乏艺术表达,缺乏艺术魅力,离现实太近;另一方面,表面离现实很近,精神离现实很远。他认为,表面反映现实不是艺术的主要任务,艺术要从精神层面反映时代、反映社会。
程大利:中国画发展须以保留优秀基因为基础
“中国画的发展,和时代进步、文化变迁密切相关,是文化生态的重要一环。”程大利结合历史背景,简要梳理了中国绘画百年来的发展脉络。长期以来,在中国画领域,继承和创新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程大利认为,“中国画的文化自觉和文脉延续,关系着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中地位和影响。笔墨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创造、人类智慧的结晶。创新要立足于守护中国画规律,延续笔墨文化的精髓。”
在他看来,笔墨的自身修为功能,是中国画独特的艺术功能,所谓“抒胸臆以振斯文”。“中国画尊重才华,但更尊重道心的恒久、终身的修为。练字习画,其实都是为了健全人格。”换句话说,中国画的最高旨归是精神魅力,这种魅力既是画本身的魅力,也是人格的魅力。“至静至远,调和天人。与天地精神往来是自然的歌者、修行的手段。求境界的内蕴和诗性的表达,求笔墨的力度美、丰富性,以及趣味无穷的辩证法则,是中国画很核心的一个审美特点。”然而,今天各类画展上的奇巧之笔,博人眼球,缺乏内蕴,让人惋惜,让人警醒。程大利感慨,“热烈不是宣泄,冷静不是冷漠,最忌偏激不平,最忌高远失中;观通不妨照隅,求末也是归本。”
“中国画必须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保留优秀基因的基础上,是一种消化了传统精神的创新,是用中国画的语言反映时代精神,而非向转基因的方向发展。这是尊重艺术规律的最好选择。”程大利表示,李可染先生的一句话耐人寻味,“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其中,“打进”“打出”分别意味着对传统的钻研、对创新的追求,一定要先“打进”,再“打出”,切勿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刘曦林:总结经验教训 寻找艺术规律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刘曦林
“百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一个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时代,古今中外的文化空前交汇。关于中国绘画,有三次大的论证。三次论证之后,我们学会了辩证思维。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迎接新的艺术科学。”刘曦林表示,对于中国绘画百年发展之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主动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正确认识、深刻理解艺术规律。
首先是“人”字。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如何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其实也是人的问题。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繁荣发展。其次是“文”字。修养不够、内涵不深、格调不高,便不可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最后是“心”字。“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其实有身入和心入的区别。只有从于心而非从于利,不让市场扭曲初心,不敷衍了事地搞形式主义,只有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创作,才可能出精品。
尚辉:百年经验教训和四个辩证统一
“20世纪,是中国绘画最具变化的100年。首先是继承,中国绘画对传统进行了继承性的发展。其次是引进,西洋绘画的引进,对中国绘画发展起到了激发、补充的重要作用。除此,还有断裂、反叛等一些特点。”尚辉表示,中国绘画发展百年之路的经验、教训,可用四个辩证统一来简要概括。
第一,是继承和创新。如何对待传统?价值准则是什么?笔墨有很高的境界,和个人品格密切相关。中国画必须从临摹开始学习,“继承和创新各占七成、三成,才能在艺术史上站住脚。”第二,是引进和我用。引进、吸收外来文化时,必须认真思考、恰当运用,体现中国特色。第三,是写实和表现。在如实反映生活、具备生活气息的同时,艺术也要适度远离现实,高于生活,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多样表现形态的统一。第四,是大众艺术和精英艺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艺术大众化的根本体现。但在此基础上,也要注重发挥精英艺术的引领作用,切勿过分强调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的对立。
郑工:语言变革是中国画的世纪话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郑工
“中国画的世纪变革如何走?一是阶段性问题,一是结构性改变。怎么变?语言变革是中国画的世纪话题,由语言变革引发社会制度层面如何生长、如何发展、如何变化。”郑工认为,学校教育对于中国画的百年传承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中国画传统在民间的生存土壤和活力也不容忽视。民间高手很多,他们摆脱都市喧嚣,通过画画寻找宁静。这种存在状况不断蔓延,这种慢生活和传统文化情怀产生了一种呼应。这种新的文化需求,是中国画在一百多年的变革中沉积下来的。
“当然,回到现实生活层面,中国画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质疑,还是来自于语言。什么是语言?其实就是媒介、传播方式。数字化时代,中国画在语言手段上整体改变,面临更大的挑战,需要树立信心、冷静应对。”郑工表示。
许俊:中国艺术应为全人类服务
“中国绘画的百年发展,从相对单一走向绝对多样。明清以后,中国画从文人角度推向极致,把样式、风格压缩到极小的限度。百年来,中国绘画的风格样式、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性。”许俊表示,这期间,社会发展对艺术发展起了绝对的推动作用。今天,随着科技进步,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迎来了新的机遇。其中,“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形象符号。这种符号最大众化、最全球化。因为不需要语言翻译。”
在许俊看来,中国绘画的百年积淀,对于今后的长远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中国画发展,首先要站好自己的立场,然后博采众长,这样才能真正向前推进,更好地为大众服务。而且这种大众性,应该放到更高、更宽、更广的层面去理解和践行,为全人类服务。”
(记者:李姝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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