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朴态度成就的“作者电影”——观电影《一个勺子》

　《一个勺子》在金马奖亮相的时候，只有一张简朴的海报，其风格来自中国传统的门神画，在这里，男女主人公似乎与门合为一体，成为门神画上的图案。他们身上农村风格的造型、站姿和墨镜阐发出来的那种抗拒的精神，是传统对现代性的一种负隅顽抗的意念。他们成为门神的象征，对抗着外来的、现代性的层层侵蚀。然而这种对抗注定无力回天，于是这张海报最终表达的意图，是他们作为旧物被裱入了历史，最终化作一种悲观主义的长叹。

羊是社会的异类

　　片中的男主角拉条子拥有一只小羊，从符号学的意义上，它既指示纯洁的灵魂，也象征着弱者的存在方式，当拉条子邂逅了傻子，他们一起穿过狭长的隧道，在隧道内/外、明/暗的构图方式中，拉条子第一次完成了对傻子(或者对他自己)的审视。披头散发、满身乌黑的傻子头下脚上地躺在隧道口的雪堆上，这样黑白分明的强造型强化着傻子作为社会异类的存在。

　　当拉条子把傻子领回家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们物以类聚、弱者相依的现实。当然，这个傻子不知从何而来，不懂人类社会的语言，也不懂人类规则，属于未被世界同化的身体，对各种事物充满着天真和好奇。他先住进羊圈，继而被拉条子夫妇视为被判入狱的儿子缺席的在场，但当他穿上拉条子家那个闲置的羊皮大袄的时候，被淘汰的事物恢复了自己的用途——现代文明给了人类轻便的羽绒衣，羊皮袄和农耕文明消亡于历史中的同一时刻，于是重穿羊皮袄的举动，是对这个现代社会的反身。作为异类，他自然地接受着这一历史的旧物，不受社会意识和审美的羁绊。

　　电影里最重要的一个道具是拉条子儿子那个残破的塑料遮阳帽，当傻子戴上它的时刻，就有了一种滤镜式的观察社会的视野，它呈现为“傻”或者“疯癫” ，成为小孩子的雪球攻击的对象。在这里，傻子是弱者，有着羔羊般的赤子之心，也同样容易被社会践踏和宰杀。电影里反复出现的拉条子奔上的土龙坡，其实有如亚伯拉罕的祭坛，他最终用暴力的方式杀死了那只小羊，其实等同于亚伯拉罕杀死自己儿子的举动，这是询问信仰的举动，也是现实对凡人最大限度的考验。

狼是社会的常态

　　拉条子的家呈现为一个迷你的剧场，在得知傻子到来之后，这个舞台被形形色色的人淹没了，蔓延着铜臭的气息。傻子仿佛成为一个待价而沽的商品，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算盘，利益是他们心中的公众契约，这就是托马斯·霍布斯式的社会学观念：在经济社会里，人对人是狼。

　　整个社会的微观模式被他呈现在这个看似简陋却又极其丰富的文本中间，体现着一种五脏俱全的结构性。电影里出现了政府-司法-平民的社会结构，也有暴发户与贫苦人口的道德冲突。“大头哥”就是狼的典型，他一次次卷走拉条子的血汗钱，却从未给过后者实际性的帮助，这种市侩、贪婪、狡猾的形象被处理为瘦骨嶙峋、秃顶的乡镇暴发户。两人主要的对手戏，发生在大头哥运动着的豪车之中，摄影机大部分时间都拍摄两人的背影，这种不均衡的力量自然而然地成就一种人物之间的挤压感，是这个时代弱肉强食的铁证。

一颗素朴的心

　　片中反复出现的拉条子和傻子坐在马路沿的镜头，伴随着身后换来换去的名车的背景，以及身前熙来攘往的各种人物调度，形成一种人物在时间变化中的“滞留”感。在处理大全景的时候，陈建斌的构图则没有美感，镜头边缘呈现一种“生切”的感觉，造成画面内的压力，成为对蝼蚁化的现代人的一种观看方式。

　　这种不藏拙的思路呈现了极简主义和乡土文学的质朴，它有“山药蛋派”的特征，片中简单的农村炭炉、小方桌、天蓝色椰子背景的墙纸，还原着上世纪90年代城镇和农村的现实风貌，这是一种向前的“回溯” ，紧紧抓住那个年代旧风物的“路标” ，眺望着时代转型、经济巨变中的一种吞噬感。这是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人在初登舞台时最看重而如今业已丢弃的东西，陈建斌的好处在于他拍摄这部处女作时候已到中年，在沧桑中有了阅历，决定了它对待文本的态度。

　　《一个勺子》没有玩弄任何形式的花活，也没有任何结构上的杂耍，它始终在有效、直接地，甚至有些笨拙地构造整个电影。它的素朴成为它的声音，这是一种还原电影本身的态度，也是一种直观，在处理电影的时候，导演也在审视着自己。正是这种素朴的态度，令陈建斌的《一个勺子》在没有任何野心和企图的表述中成为一部标准的“作者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