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常引起关注，电影《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等还激发了争论。此类作品应如何科学评价，也引发了人们不尽的思考。依我浅见，似应以厘清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为谈论这个话题的基本前提。众所周知，史学与文学在人类社会中的起源都很古老，甚至可能是人类阅世经验得以积累和传承，进而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最古老的载体。海登·怀特曾提出，历史编纂需要借助文学的表现手法，而文学创作也可以表现历史真实。

　　众所周知，史学首先是求真。因此，评价与历史有关的书写哪怕是文学书写，“真”是最基础也是最首要的标准。然而，即便在史学领域，对“真”作出清晰界定也非易事。史学之真在叙述者笔下，似乎只是一种无限接近的可能性。当文学之手触摸历史，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通过重构细节揭示事态之真

　　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的文学书写中，妥帖地理解“真”就更加重要。换言之，在文史融通的视野下，“真”又可分两种面相：一种是“事态之真”，即作品之叙事与历史真相之吻合程度;另一种是“情态之真”，即对历史的书写是否出于正当之真诚。

　　事态之真，主要通过历史本质的揭示和历史细节的重构而达成。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这是刻写在大地上的历史真相，乃文学之笔书写南京大屠杀时不可偏离的“事态之真”。而任何书写者要抵达这一“事态之真”，就不能回避对历史本质的揭示。历史是作为群体的人的活动痕迹。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是一个作为侵略者的民族对另一个被侵略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是穷兵黩武的制度给全人类带来的罪恶。这一历史本质要求书写者关注这段历史中群体的命运。当然，文学书写需要个体视角，采取个体视角书写历史题材，有时反使作品显得厚重，从而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这也是文学把握世界的长处。但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书写，即便采取个体视角，也不应是原子化的主体，而应使读者感受到隐于个体之后的群体的情感与力量，或曰以在场的个体，彰显不在场的群体。在我国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纪实文学《干妈》中，作者黄谷柳这样写到：“我站在这虔诚的伟大的母亲面前，站在庄穆的辉煌的烛光影照之下，我的心一阵酸楚，眼睛也模糊了，看见无数慈爱而愁苦的女像在眼前晃动打转，恍惚看见所有南京女像之群合十祷告，跪在神明的面前为那些苦斗着的健儿祝福。”小说中的“我”(一位南京守城军人)与“干妈”(一位南京妇女)是在场的个体，但背后站立的却是“女像”(中国民众)和“健儿”(中国军人)这两个群体，而小说的价值也在于以个体的命运透视群体的历史。

　　揭示历史本质的最好方式之一，是尽可能地重构历史细节。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作者何建明发出“十问国人”，第五问即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注意点细节”。缺乏细节的历史是干瘪的，即便真实，也难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发生在78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不等于过去，更不等于遗忘。史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在于让历史活在当下、融入生活，这离不开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在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中，细节无疑更加重要。何建明的问题提醒人们，抵达南京大屠杀的事态之真，还有大量的细节有待发掘。何建明的《拉贝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从大量的史料中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洋菩萨”。

　　在书写中坚持“正当的真诚”

　　而以历史细节来展示历史本质时，难免会碰到取舍的问题，而取舍的实质是价值选择。更何况，文学创作不是史料的铺排，需要更多的取舍和阐释，这就更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时至今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已有许多，但有两部作品注定永载史册。一部是前面提到的黄谷柳的《干妈》，另一部是阿垅的《南京血祭》。这不仅因为它们问世之早，而且因为即便是今天重读这两部作品依然能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我想，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黄谷柳和阿垅的书写充满了“正当的真诚”。这里所谓“真诚”是指书写者的真情实感，或者说真话，也就是以主体性充沛的“我”参与到文学书写中去，而非以“旁观者”的身份对这段历史报以冷眼，当然更不是以商业化的手法消费历史、消费伤痛、消费残酷。但仅有“真诚”还不够，因为南京大屠杀不是两个个体的街头骂架，也不是两伙人打群架，更不是一场价值无涉的战争。因此，书写者的“真诚”还必须接受正当性的检验。最简单的例子，当年日本“笔部队”美化战争的书写，很难说就不“真诚”。事实上，阿垅创作《南京血祭》就是因为听说日本随军作家火野苇平写出了《士兵三部曲》这样为侵略唱赞歌的作品而决意作出反击。他说：“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

　　更何况，南京大屠杀从被书写开始，就面临“失真”的危险。试看当日侵略者对“南京入城仪式”的报道，《东京朝日新闻》稿件的标题是《荣耀千秋万代的祖国，威风堂堂，大阅兵式》、《世纪的画卷，南京入城仪式》。《东京日日新闻》的标题是《烛照青史，南京入城仪式》、《战绩显赫的各部队，肃然整列，松井大将威风堂堂阅兵》、《气贯长虹的巨幅画卷》。当然，也有个别媒体尝试记录“事态之真”。但此类报道却多被日本当局删去。也就是说，对侵略者而言，事情尚在预谋，就已开始主动遗忘了。时至今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谈话中，依然对战争责任欲说还休、暧昧不清，并公开宣扬战后出生者不须永远背负战争的原罪。这正是视历史为个体行为的错误史观!

　　在资料尚未穷尽之前，我们固然不能鲁莽地断言侵略者中就一定没有被迫为之或良心发现之徒，但在罪犯没有真诚地忏悔之前就妄言宽恕，这不是大度而是背叛;在谴责还没有完成它应有的使命之前就奢谈救赎，这不是深刻而是无知。南京大屠杀是一段民族痛史，其文学书写不该把笔墨泼洒在缺乏历史感的宽恕和救赎上。否则，以本国之痛史浇他人之块垒，看似更加深入地展现“事态之真”，实则背离了“心态之真”，最终也会离“真”越来越远。只要否认侵略甚至美化侵略的谬论还有公开发表的市场，只要国际舆论甚至某些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还停留在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描述的境地，那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书写，首先应表现的还是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以及牺牲者的无辜和反抗。

　　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在20世纪之初即号召，“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还说，“国粹以历史为主”。一百多年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刷下，许多问题看起来具有了全人类的普遍性，但世界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这一基本格局既然没有根本改变，本国历史“激励种姓”的意义就不会丧失。对于我们这个自近代以来承受了无比多的灾难与伤痛的民族而言，更是如此。而这正是今日谈论文学中的南京大屠杀所不应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