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 工人 纪录片
——电影《我的诗篇》的关键词

　　近日，全球首部完全从诗歌角度切入工人题材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在北京各大院线以众筹的方式开始上映，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借助互联网由大众合力完成的纪录电影。影片选取了羽绒服厂的彝族填鸭毛工吉克阿优、 14岁就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邬霞、挖了30年煤的矿工老井，还有2014年9月在深圳跳楼自杀的“90后”富士康工人许立志等6位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工种的工人诗人，将他们有爱有恨、有悲有喜、有死亡也有新生的生活片段与他们的诗歌集结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反映底层工人状貌的惊人影像，在社会各界引起很大反响。

　　纪录电影经历了直接电影、真实电影到自我反射式电影的发展历程，从对现实单纯的再呈现，走向更强调作者诠释的创作之路。中国有3 . 11亿工人，在过去30多年，中国工人是中国崛起的基础性力量，是“中国制造”的主力军，但是他们却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边缘化、被忽视、被冷落。 《我的诗篇》将工人的呐喊与彷徨用影像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对长久以来处于失语境地的工人声音的挖掘和呈现。正如导演秦晓宇所说：“工人诗歌具有为底层立言的意义、历史证词的价值、启蒙的意义和文学的价值” 。

　　对身体和心理疼痛感的抒发是工人诗歌集中表现的主题， 《我的诗篇》用影像化的表意语言将这种沉重的疼痛有力地展现出来：搭载工人下矿井的电梯，在死寂中发出金属摩擦的声响，安全帽下矿工老井黢黑的脸，平静、默然，不带任何表情;爆破工陈年喜在黑暗的矿井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在用自己的生命延续父母的生命;纺织女工邬霞穿着汗湿的厂服，认真地把鲜艳的吊带裙熨平，想象着陌生姑娘穿上裙子的欣喜;乌鸟鸟一边剪断孩子的脐带，一边面临失业窘境，只身来到大城市重新寻找工作;工厂流水线上许立志如兵马俑般僵硬的身体，年仅21岁的生命，最终在其笔下的“青春的最后一块墓地”中安静沉睡。影片中频频出现“漆黑”“螺丝”“镐”“铁”等词汇，构建了一个冰冷无情的机器世界，工人诗人在这个世界，犹如囚徒一般被苦痛层层重压，他们用诗歌来尽情宣泄心中的孤独、苦闷、挣扎和些许希望。

　　乡愁也是工人诗歌中常常会表达的主题，由乡愁的精神导引，影片中的工人诗歌中往往出现农村题材的书写。 《我的诗篇》中的诗人，除了老井在安徽一个县城国企煤矿工作，家庭经济条件尚可，其余5位都是典型的农民工，大部分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生计在异乡艰难漂泊。吉克阿优为了配合拍摄《我的诗篇》 ，在外出打工8年后，第一次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在诗歌《迟到》中他说到：“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 ”吉克阿优所在的彝族村落外出打工者众多，然而，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正改变着他的家乡，彝族的习俗已渐渐消亡，各种文化传统、手工技能无人传承。中国当下的乡村呈现一种深刻的悲剧、一种悄无声息的流逝，默默地衰败。 《我的诗篇》将这些深层的内涵借由吉克阿优归乡的事件鲜明地表现出来，引人深思。

　　工人诗歌虽然呈现出很多情感上的压抑、孤独、愤懑和悲哀，甚至悲怆的死亡，但也不乏温情和希望的流露。在陈年喜陕西商洛的家中，他1997年结婚时置办的心形镜子被妻子擦得锃亮。相框里还压着一首写给新婚妻子的诗：“我水银一样纯洁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

　　纪录电影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其重要意义在于发现生活中正在消失，而且消失后永不复返的东西。 《我的诗篇》中留存了工人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作为《我的诗篇》的导演之一，吴飞跃说：“纪录片是国家的相册，我们拍的工人群体是我们国家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们没有理由对自己的家人如此漠视甚至歧视。 ”

　　《我的诗篇》是个综合计划，不仅有纪录电影，总策划吴晓波还帮工人诗人们出版了一本诗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 ，之后举办诗歌朗诵会，还拍了12部微纪录片，在网上播放。这些活动，涉及的工人诗人更多，涉及的范围继续扩大：劳工冲突、工人的居住环境、工人子女上学、工人的身份辨识、工人的养老医疗、失业和再就业等与当下工人紧密相关的重要主题，让人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工人诗歌创作的真实情感和生活的环境。

　　目前， 《我的诗篇》全国放映计划已经启动，除了机构包场，个人发起众筹放映是一种全新的方式。在北京三里屯美嘉影院展映时，所有人都沉浸在影片的情绪中，有的还轻声啜泣，他们中有退休工人、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学生、教师、媒体记者等等。一位从事留守儿童教育工作的教师泪痕未干，在对导演秦晓宇表达感谢后，表示会加入到影片的众筹放映活动中来，让身边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纪录电影。众筹放映这种“自来水”式的口碑推广，也把观影变成了一种特别的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