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可以说，这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一个时期以来，文艺评奖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评奖过多过滥、奖项交叉重复、标准不尽科学、程序不尽规范、监督机制不尽完善等等。由此带来的精品力作少、思想含量下滑等问题，成为制约文艺发展的瓶颈。怎么运用文艺评奖的形式加以引领?如何运用制度加以规范?成为摆在文艺领域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央有关部门推出文艺评奖改革的意见，可以说适逢其时。

       近些年来，不论文学奖也好，其它什么艺术门类的奖项也好，可以说名目繁多，但是，奖项虽多，能够留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人民大众喜爱的大作力作，实在是微乎其微。与此相反，举凡一个奖项公布，总要伴随着群众不满意的各类批评之声，有的批评甚或十分尖刻。比如去年某文学奖公布后，就曾经掀起了质疑该奖公正性的一场风波。有人说，什么什么奖是可以花钱买的;也有人说，因一个领导的职务身份而奖其作品，等于是给此奖开了一份死亡证明书;还有人说，用一些大师级人物命名的大奖，其实与大师毫不相干，甚或是对大师名誉的一种玷污。这些批评，有的是极而言之，甚至有几分过激。但是，一次颁奖，能在社会掀起一场轩然波浪，倒确实有值得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思考的地方。  

       其实，细究起来，社会对各类评奖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的质疑，由来已久，小到一些行业部门的文艺评奖，大到各类全国性文学奖、电影电视奖，随着评奖结果的颁布，总要传出一些风言风语，总要伴随一些批评之声。比如有的地方部门为能评上某个奖项，甚至跑票拉关系，这种现象，一次次为舆论所诟病，有的甚至闹得沸沸扬扬。这样的一些评奖活动评出的作品，很难有什么社会影响，更谈不上促进文艺发展繁荣的意义。

        文艺评奖，特别是全国性的大型文艺奖，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和政党的宣传导向，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从你的评奖结果往往就可以看出你的政治导向。给什么样的作品奖励，绝不仅仅是市场说话，更主要的要有明确的思想标准，因为优秀的文艺作品，传达的必然是国家声音。有的作品虽然有相当高的收视率、上座率和票房，却未必是我们大力倡导的。比如，曾经被热炒的《小时代》《甄嬛传》，以及眼下正在热播的《芈月传》等，它们都有很高的收视率和票房，但是它们仅仅在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上起到了以娱乐为主的作用。如果我们把国家大奖给了这样的一种作品，那无疑给写生活中的杯水风波、后宫秘闻、情场轶事之类的纯市场化作品开了绿灯。我们的银幕上荧屏上就会出现超量的同类作品。这就是导向的作用。近一个时期，影视界把“小鲜肉”“颜值”当作时髦话题加以追逐，没有“小鲜肉”之类的明星演员，作品没人愿意写，写了没人愿意拍，拍了没人愿意播。这样一种现象，实际上大大损害了文艺的健康。受这种现象的影响，军队文艺也同样大受其害。比如，有些作品打着宣传部队写军事题材的名义，在军事文艺创作中大量弥漫“小鲜肉”的概念和时尚话题。正如群众所批评的，把军人形象商品化，恐怕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允许的。奇怪的是，这样一类群众诟病的作品，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在一些评奖活动中屡屡获奖。

       这样一类作品的获奖，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收视率，就是极其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像习近平总书记批评的那样：做了市场的奴隶。作品一旦被金钱所绑架，便注定缺少思想的含量，更谈不上思想引领的作用。前一个时期，本来宣传抗战题材的影视剧，出现大量“神剧”，其根本原因就是文艺当了市场金钱的俘虏。评奖仅仅以收视率论高下，肯定不行。群众高尚健康的审美趣味需要培养，而高尚的审美情趣需要高品位的文艺作品，有品位的作品需要有高尚追求的作家艺术家去不懈追求。

       中央关于对文艺评奖进行改革的意见，对军队文艺来说适逢其会。这些年，军队文艺为社会曾经奉献过不少优秀作品，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也毋庸置疑，郭伯雄、徐才厚等人的错误，对军队文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其中在文艺评奖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讲质量，不务实际，而是一味为追求政绩搞所谓的面子工程。甚至把文艺当作他们捞取政治筹码的工具，他们的错误引导，又助长了少数演艺人员追名逐利的狂热和不良风气。这些，大大影响了高质量的文艺作品的推出和文艺队伍的健康成长。比如，为了在各类评奖中获奖，有的单位的领导跑票拉票。有的为了获奖网罗人才，甚至不惜放弃政治标准，把一些不守纪律、素质不高的社会艺人特招入伍。那年，那个不知国旗的所谓原生态歌手被破格招进军队而为社会嘲笑，就是最典型的例证。这样一些少品位缺信仰没思想的人到了部队，只知道跑场走穴挣外快，严重影响了军队形象，成为社会诟病的对象。除此之外，部队文艺评奖在国家奖项之外，也同样有文学、戏剧、小品、书法、绘画等等多种门类。种类交叉，项目繁多，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对照中央关于文艺评奖改革的意见，也应该毫不迟疑地加以精简，更多地在提高质量和出精品上下功夫。

        作为全国性的文艺大奖，有制度约束，对优秀作品的推出是一种保障。此外，评奖活动，评的不仅仅是作者的作品，更是评委的艺术水准。这次改革对评委结构的组成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注重评委的权威性和代表性。评委有没有眼光，能不能从千万件作品挑出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好作品，是最见评委功力的地方，也在考验评委的学术良心。有私心，投人情票，都有了相应的制度约束。有人说，不能保证每部优秀作品都获奖，但应尽量做到获奖作品是较高的水准。这话听起来好听，做起来很难。因为评委的构成和判断标准就差异不小，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不尽相同。但是有些人情关系和其它非学术因素是应该避免的。比如那年因为一个领导干部的三流诗歌获大奖被社会质疑，说白了是社会大众对一些获奖作品质量的不满和质疑。老实说，这位作者作品集中的大多作品，我是读了的，要说都多么差，都是等而下之之类，也不实事求是，其作品大多还能说得过去，但若是在数以万计的作品中优中选优可以堂而皇之登上大奖宝座，分量显然不够，甚至差距还不小。特别是读过该作者公开发表的写给某女明星的酸溜溜的言情诗的读者，对作者获大奖，就颇为抵触。诚如论者所说，关键在于被奖者的身份背景——在某市担任着领导职务。当然，作为普通作者，谁都有参与评奖和获奖的权利，这位领导自然不例外。但是，正如读者所问：如果不要作者的身份背景，如果同样作品出自山野乡民的普通作者之手，作品能够获奖吗?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回答是否定的。然而，作者居然获奖了，而且是全国大奖，这就不能不引起舆论的批评。

        当然，作为主办单位，是否有借助领导身份支持创作活动的另类打算，当另作别论。问题是你的结果一旦公布，就必须接受舆论的监督，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舆论环境日益透明的背景下，你的任何私心或小动作都可能被拿到公众眼皮底下晾一晾、晒一晒，切不可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评奖活动有制度作保证，也必须有舆论的监督和批评，有舆论监督，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表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回应社会批评时说：像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样重要的奖项，应该把人们的评头论足，看作是一件极为正常不过的事情，应该通过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积极作用，促使评奖更科学、更公正、更具权威性，也促使各类评奖活动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以为，作为作协的领导，铁凝的这个表态不仅是理智的，而且富有前瞻的眼光。它的意义不仅适用于文学，也适用于其它各类评奖活动。这个道理很简单，无论是作家的创作活动还是其它一些大的评奖活动，普通民众作为纳税人都出力不菲，当然有权知道和有权监督你给他们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精神产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对号称“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艺术家的高标准要求，当然也是对评奖活动的基本要求。如果把评奖变成了圈子里的游戏，变成了哥们儿姐们儿捞取荣誉的名利场，在获奖作品里掺杂面塞私货，人们当然对此可以说不。

       各类国家级评奖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老百姓对这些评奖历来抱着一种十分敬仰的心情，因为在人们看来那是为社会推荐最优秀的精神食粮，是一种高尚的神圣的活动。所以，不论是作者也好，评奖组织者也好，切莫辜负了老百姓的一份期待和信任，切不要把各种评奖看作圈子内的事，要时时刻刻想着社会大众，要用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和坚守精神，去维护各类评奖的一片纯洁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