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变迁与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许多从乡村走出来的人已徒有乡愁，不见故乡，作家格非就是其中之一。他位于长江边、自宋代起就存在的家乡，如今是工业化城市中常见的“新区”，而童年时那些人、事、景，如今也仅能够以记忆的形式清晰留存在他的脑海里。“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这种深切的回望，是他长篇小说新作《望春风》的缘起。

　　在刊发于今年首期《收获》杂志的《望春风》上部中，格非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刻写村庄由简朴、内敛到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变化的全过程。主人公“我”自小与身为算命先生的父亲相依为命。有一天，父亲突然自杀，他成了孤儿，这个身份，也让他成为观察村人各种事端和闹剧最好的旁观者角色。格非撰文表示，作品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他在乡村的童年经历，“告别乡村已经很久了，经过充分的记忆沉淀，现在再来讲述反而更合适”。对于格非的读者而言，《望春风》并不陌生，其中的落笔与韵致与“江南三部曲”是一脉相承的。格非也曾坦言，这部新作源自于写作“江南三部曲”时不断“溢”出来的新想法、新叙事。

　　在结构上，《望春风》上半部为一种回想式的呈现，并数次插入当下作家身份的旁白叙述，这使得作品带有很浓的个人历史的印记，而不是大而化之的乡村史。这让人想到格非对于个人出发的历史片段的表述：“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新奇、冲动、走极端甚至凌空蹈虚，给我的创作打上了特立独行的印记，但也留下了过于注重技术修辞的隐患;这30年来，对普通人与普通生活的‘发现’让我打破了通俗与精英二元对立的思维，这种观念的变化无疑会反映到创作中来，成为我个人文学观念的一种重要调整。”而在经由“我”描述村邻时，格非着重勾勒了村子里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整个村子似乎因为这些人际关系而在某种方面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和内部和谐，在外界因为“文革”而翻天覆地时，村子里却因为村领导的种种善意而让大家较为平稳地度过了这段极端年代。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似乎天大的秘密，都能守住，人们可以埋葬过去，平静度日。可以说，对这个村子里的人事刻写，格非都是留有余地的，从与陈毅下过棋的文化大家赵孟舒、美艳无比来自外面的妓女王曼卿、立志一生办三件大事的农会主任赵德正，到来历不明的老菩萨唐文宽，以及带着秘密自杀的父亲，《望春风》　中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道德标杆和行事法则，他们的愿望，只是在村子里默默度过一生。这种对笔下人物的尊重，也是格非写作中一向秉持的态度。在他眼里，写作如果变成简单的道德是非评判，就没有意义了。“它应该协调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写作本身带给我的思考———我看到的这些就是真相吗?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我们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力量，它带给我们不同的视角，还有平等心。”

　　在格非的书写中，充满意味的历史片段一向是他所偏好的书写对象。从《江南三部曲》所聚焦的辛亥革命前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世纪之初这三个各自完整、能够形成独立意义的历史片段，到《望春风》　中村庄从动乱中基本维持完整，却在时代发展中逐渐分崩离析的书写，格非始终在思考，并不断调整着对于当下书写的切入角度：“历史感的获得，让我不断反省作为一个作家，自己究竟是在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现实、描绘现实，批判意识也罢，抒情传统也好，可能都有自己生存体验的影子。归根结底，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在与时代、社会和记忆对话。”

　　在前不久举行“人文清华”的讲坛上，格非所提及的文学的时空观的更改，也许是包括他在内所有写作者都需要警惕的一种现象———时空观在改变，从属于时间意义的空间意义逐渐成为占据我们生活主要部分的大量空间碎片，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难以逃脱。《望春风》中，“我”的家乡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节点：一切都在加速改变，山被移平，道路重修，年轻人出走去寻找新天地，那些沿着历史逐代积累下来的传统和品格随着空间的延展和碎裂一并消逝。格非的写作也佐证了他的观点———文学的意义，绝非展现繁华碎片，而是需要提供能够穿越空间碎片，能被时间长河所印证的意义：“没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一堆绚丽的荒芜。如果我们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去，我们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个匆匆的过客。”

　　本报记者　张滢莹　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