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归有光，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明代散文大家，入选多种中学语文课本的名篇《项脊轩志》，即使在很多年后，我们依然记忆犹新，诸如“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之类的名句，读来令人动容。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江苏昆山人，与王慎中、唐顺之合称“嘉靖三大家”，与茅坤等人同尊内容翔实、文字朴实的唐宋古文，是为“唐宋派”。他是为世人称道的散文大家，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无意感人而摇曳生姿，写的都是具体而真实的生活细节，却是情真意切，时人称其为“今之欧阳修”，后人更是赞其文为“明文第一”。而以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判断，历代最有影响的散文家，以欧阳修第一，韩愈第二，王安石第三，而唐宋之后就是归有光了，此后则是姚鼐和曾国藩。

　　但如果以为归有光只是散文家，那只是因为你对他的了解实在有限。这不仅在于他的散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在1月26日上海图书馆举行的“《归有光全集》新书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上，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黄霖举例说，民国期间有研究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论归有光的小说》，乍一看会让人以为文章的立意出了问题，实则不然，因为归有光的散文注重写人记事，且讲究文章的意外之意，确有小说化的倾向，一些篇章称之为小说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归有光的散文对于中国小说的近代化进程，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黄霖说。

　　不止如此，一生勤于著述的归有光，留下的文字和思想并非仅限于散文，仅限于文学，他在经、史等方面的贡献，至今仍没有被充分注意到。《归有光全集》主编之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国忠感慨道，归有光实际上是一个山高水深的人物，仅以他被人忽略的诗歌来看，隐含其中的极强、极深、极厚的经学、史学和子学的背景，就不能不令人赞叹。也因为此，他多方面的修为和成就，理当不为散文这么一个小小的领域拘囿。而之前，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震川先生集》外，尚无其他合集系统面世，加上有限的几种归有光著作选集，显然不能满足我们对于明代文学和社会的学术研究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团队历时七年完成，并于2015年年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0卷本近400万字的《归有光全集》，填补了这一空白。全集以经、史、子、集分类，包括《易经渊旨》《三吴水利录》《兔园杂抄》等著述，其中绝大多数为首次整理面世。整理团队尽可能将国内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珍藏的归氏论著孤本及善本予以搜集、考订、整理、校勘后，全面结集。同时，还尽力搜罗存世的归氏著述，包括现藏于安徽博物馆的孤本　《新刊全补通鉴标题摘要》28卷，以及藏于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的珍贵版本。为了全面还原归有光学术成就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生态原貌，整理团队采取了凡是不能证明是伪作的都入选全集，而在前言加以考证，并诚实地说明，以供读者和学者研究判断。

　　确如与会专家所言，全集预计会对古典文学、经学、人物研究、地方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说到对地方史的推动，则是因为作为昆山人的归有光久居地方，虽然他从小就展现了过人的才华，钱谦益在其所撰的《震川先生小传》中称其“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八大家之书”，到中年而名满天下，以至有“贾(谊)、董(仲舒)再世”的赞誉，但归有光一连八次科考不第，直到年届花甲才在第九次科举中得三甲进士，且仍然是在地方担任知县。

　　对于归有光来说，满腹才华得不到施展，自然是不幸的事，对后人来说，却是件幸事。虽然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所说，归有光活到60岁之前基本上是在科场上奋斗，这影响了他本人思想的丰富度。何况他还写了不少烈妇、节妇文字，其中一些议论，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着实有些迂腐。清代散文家方苞也批评其文章十分之七是乡曲应酬之文。但或许正因为他没有很早考中进士，没有很早进入官僚系统，才成就了独成一体的文学功绩。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表示，如果归有光早早到北京做了官，他就很难在文化理念上跟北方的官僚系统保持距离，也就很可能失去了为后人珍视的“独”字。

　　有意思的是，诚如黄霖指出，归有光的八股文其实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为清代人推崇。他的科举之路屡屡受挫，事实上也受了他自己坚持的“独”的影响。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而仕途的蹭蹬，把归有光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却使得他有机会记录基层社会面貌。程章灿表示，归有光的作品反映的是中下层文士写作的常态，“那些被批评，被诟病的应酬之作，或许在文学上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归有光所处的时代，他所生活的区域的文化，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如果把眼光再放开阔一些，归有光的著述文章，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看来，还有着极其丰富的史学价值。王家范认为，归有光几乎一生都在地方基层社会，其文章正是对这个社会方方面面最真实的反映。“归有光的文集特点就是平常。他写人写事，接触到的人就是家族、朋友、同事，没什么高官。”王家范说，归有光文集中墓志、行状记人材料非常多，还有很多与朋友往来的书信，这些朋友多数属于社会的中下层，“我们搞历史的最头痛的就是高层的史料从来不缺，有正史，缺少的就是这些中下层读书人、知识人的生活状态和反映普通社会生态的材料。归有光文集正是研究普通庶民生活、基层社会、区域文化的极佳范本，甚至超越了地方志的意义，因为后者记述过于简略，不够有血有肉。更何况，归有光还写过《三吴水利录》，是至今做地区史研究也绕不过去的。”

　　正是因为归有光之于地区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有学者建议可藉此推动建立“昆山学”。昆山历史上明贤辈出，斯文鼎盛。仅就文章大家而言，就有为后世称之为“昆山三贤”的顾炎武、归有光和朱柏庐。程章灿认为，昆山人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就是在‘昆山三贤’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提倡一种“昆山学”。

　　而提倡“昆山学”，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展示昆山的文化成绩，而在于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所说，从文学发展的流变来看，“五四”新文化以来倡导的，以西方文学脉络拢括“中国古代文学”的理念和方法已经越来越失去效力了，文学研究已经逐渐由线性时间的研究理念，更多地走向空间和地域研究，“昆山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正渐渐被人们认识到它文学和文化的含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昆山学’的提出是有示范意义的，其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也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