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田园风光越来越少，污染越来越多，我们拍戏想找美丽的风景越来越难，乡村环境的凋敝更导致了思想的凋敝，希望方言电影能够对乡村文化的复苏作出一些贡献。 ”在日前由北京大学举办的方言电影研讨会上，导演高群书如是说。会上，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 “中国文化慢慢被简化，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一个国家的文化表情越丰富，它的文化吸引力才越强。 ”

　　近些年，每当春节，中国人便像候鸟一样，开始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返乡，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称之为“乡愁的时代” 。自古以来，方言承载着乡愁，而作为大众艺术的方言电影更是乡愁记忆的上好载体，就此看来，方言需要电影，但方言电影的作者来自哪里?方言电影的类型如何建构?以及方言电影的美学是什么?

　　高群书说：“方言电影是什么?方言电影就是寻根，无论你漂泊到哪个国家，每个人都有一个根，就是方言。方言电影就是写地方史，写中国史。 ”首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诗人、导演秦晓宇表示，方言电影就是影片的主体语言是方言，或影片中的主要人物讲的是方言的电影。他说：“当下的方言电影，更多的时候把方言当作简单的人物标签、笑料或对地方风情的漫画式呈现。 ” 《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对此表示认同，并补充道：“电影使用方言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市场性，一是戏剧性，早期电影中使用方言是为了提升与电影市场和观众的亲和度，后来方言变成了一种表达。 ”

　　香港是方言电影生产发行的重镇，港台电影研究专家赵卫防认为，最早的方言电影应该是粤语电影， 1933年以后，商业化的粤语片就成为了香港电影的独特标志。那时候更多出于地域上、发行上的考虑，和实际运用方言进行艺术创作还是有区别的。电影《抓壮丁》 《七十二家房客》是运用方言作为艺术表达的较典型范本。1992年内地相关部门出台了有关条文允许电影中使用方言，此后，方言在电影中的应用才大量开始。

　　2015年底上映的电影《老炮儿》较强地呈现了地域文化，片中使用了很多北京方言。对此，皇甫宜川表示，不少人担心《老炮儿》中的方言可能会阻碍交流，但在实际放映过程中，观众却能感受到方言及地域文化对影片质量的提升。秦晓宇说，随处出现的地道北京话，像什么“今晚吃馅儿，出锅有您的”“太局气” ， 《老炮儿》表现了北京话的代际差异，老北京话虽然于六爷等人口中道出，但已经被挤压在胡同深处，这背后是文化与人事的代谢，及“新北京”的崛起。秦晓宇还提到不久前看过的一个纪录片，关于西北民谣歌手张尕怂，本来叫《黄河谣》 ，他建议导演把片名改成《黄河尕谣》 ，加个“尕”字，乡土的韵味一下子就出来了。秦晓宇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言，这就是方言电影与方言电影节得以成立的原因所在。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赵卫防认为，方言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因素，不应该仅仅被看作地方性语言，应该逐渐进入到全民族的共同想象，而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开始则从地域共同性开始，由方言开始，由地域到中国的民族进程。从创作上来说，它不能进行纯粹的方言化走向，应该将方言和中国普世性语言进行文化勾连，应该将方言作为我们表达民族想象的工具，如东北话和普通话进行勾连，和大众文化进行勾连等等，这样，方言的娱乐价值才能实现，这从2000年以后周星驰的电影创作中可以更为明显地觉察到。

　　如今新媒体的兴起，对方言电影的发展也形成了契机，互联网为方言和方言电影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它的文化意义更在于抚慰背井离乡的人的文化乡愁。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李汇群说：“我从家乡的App上关注到家乡新闻、微电影，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用户被深深地抓住了。以前我们不知道用户在哪儿，现在有了大数据，可以精准地定位用户在哪里。从乡土到大学，再到海外，方言电影应该通过新媒体打通自己的传播链条。 ”

　　北京大学副教授陈均表示，参照文学和美学的领域，方言的因素非常重要，对电影而言亦是如此;从生产的层面看，方言应该成为电影生产的概念。方言电影会涉及众多社会议题，像乡愁、多元化、全球化，而且也可以涉及社会文化的层面，这样使方言电影的概念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持久的、富有活力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