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打不好瞎打》中有这么一段台词：“您这呼打得可够呛啊!这郭老还谦虚呢：嗯，打不好瞎打!”听了让人忍俊不禁：好像打呼噜也是一件什么光彩的事情，需要低调处理似的。睡觉打呼噜乃生活中的寻常之事，大概一般人都可能遇到打呼噜的人。但对于打呼噜的人来说，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打了呼噜，而且基本上都是“瞎打”，甚至有些人压根儿就不相信自己也会打呼噜。

　　打呼噜的人听不到自己的呼噜，他也不会被自己的呼噜所吵醒。在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船上、车上，打鼾打得很厉害的人，能把半条船或一车厢的人吵醒，但打鼾的人还照睡不误，足见鼾声对打鼾的人不起作用。我想，打鼾的人得知自己打鼾，多半是从旁人那里得知的。这里的问题是，对于一个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会打鼾的人来说，你告诉他他打鼾了，那就好像是你在跟他开玩笑。即使他相信自己打了鼾，他也不可能当场听到自己的鼾声，从而实实在在地感受自己的鼾声并确证自己打鼾这一事实。但此事又只能他证、难以自证，只能据说、难以感知。

　　亲自打了鼾，却未必亲自感知到自己打了鼾。这是打鼾所“诡异”的地方。像这样“诡异”的事情，其实并非仅此一项。自我意识的一时丧失，过于投入以致忘我，都可能出现这种没有自我感知的情况。当你狼吞虎咽的时候，你未必感受到食物的滋味;当你匆匆赶路的时候，你未必能感受到自己的行走;甚至很多习惯性的行为，做了也就做了，你未必能清楚地意识到或体验到你做的过程。在场者未必有在场的感受或意识。这可能让他的理性判断丧失感知的基础或支持。

　　如果获得了感知的支持，理性判断是否就能正确起来呢?也未必。比如，同样的环境，有人说冷、有人偏说热;同样的一盘菜，有人说味淡、有人偏说味重，等等。你很难说一个正确、一个错误，也不能说一个是真话、一个是假话。它们都是实话，都是说话者的真实感受。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感觉告诉他们气温是冷或是热、味道是淡或是重。你要说他们中的一方说法不对，他会感到委屈的：我自己的亲身感受，还能有假吗!但这么感受的人，却又往往不能理解别人与他相反的感受：我明明感到热，你为什么偏偏说冷呢!反之亦然。跳出个人的感受，我们会发现，说冷的人是他真的感到了冷，说热的人也是他真的感到了热。于是乎，因为他冷，他就认为别人也冷;他热，他就认为别人也热。个体感受的真实性、确切性占据了他的整个意识，以致他难以理解与他相反的感受，他强烈要求别人也有跟他一样的感受。

　　相对来说，认知性的、概念性的东西容易理解，而感受、体验则难以相通。在这里，除了感受的难以言说，还有就是感受的真实、确凿。它太真实、太确凿了，以致说到感受，几乎就成了个体的感受，成了难以相通的东西，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样，所谓感同身受，就实属难得也实属不易。别说人与人的相通，就是同一个人，他的理性认识与他的感受体验，也常常是唱反调的，口头上可以认同一种看法，但感受上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由此想到文艺批评的路径或困境。寻求感受与理性判断的结合或统一应当是文艺批评的路径。有学者则强调“心灵的真实性”(参见宋瑾《心灵的真实性——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而我以为，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感受与理性判断相结合、相统一，才有所谓“心灵的真实”。但是，如果出现感受与理性判断的错位甚至对立，或者我的感受与作家艺术家的感受、我的判断与作家艺术家的判断相错位甚至对立的情况，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谁是真正的在场者?这既是难题，也当是文艺批评家努力的方向和开拓的空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