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时代对文史研究环境的冲击，是我们完全无法逃避的。如何让传统与数字相辅相成，以扩大掌握原典的能力及解释材料的深度，将是新时代学者最大的挑战。

　　红学研究受制于材料

　　由于《红楼梦》被视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以致作者曹雪芹之家族及其亲友的家世生平，也成为广大红迷关心的课题。有学者即尝评述胡适所揭举的新红学，“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梳理考证，无暇顾及小说文学、文化层面的研究，并由此形成考证派红学一枝独秀的奇特格局”。尤有甚者，许多人过分执着胡适的“自传说”，以致屡见流于穿凿附会者。余英时先生因此批评：“从前胡适骂索隐派是‘猜笨谜’，不料胡适自己也竟领导了一批新索隐派，猜了几十年并未见得‘巧’的谜。”并进一步说：“新材料的发现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极限。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停顿。考证派红学的危机——技术的崩溃，其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是。”

　　的确，在材料极端限制的情形下，许多红学议题常陷入一个又一个的“论争”“公案”“不解之谜”，甚或“死结”当中。

　　先前多数业余红迷的论述，由于不符合基本学术规范等原因，难被官方机构所主导的期刊发表，故普遍欠缺传播管道。但在网络兴起之后，状况全然改观，专门的论坛或网站风起云涌，其受欢迎者往往积累数以万计的帖子或文章，大家几乎可以放情地各抒己见，更有一些较活跃者拥有自己的博客。

　　至于纸本的传统发表园地，近年也蔚为大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自1979年起发行之带有“官方色彩”的《红楼梦学刊》双月刊，由私人或地方上研红团体所编辑的《红楼研究》、《红楼》及《红楼文苑》等季刊蓬勃发展。

　　但令人担忧的是，高教系统内现在愈来愈少专治红学的学者，且我们也可发现在上述这些专门刊物以外的一流文史期刊中，严肃的红学论文近年有明显减少的迹象。相反的，在网民、媒体或书商的推波助澜下，许多“民间红学家”或“草根红学家”拥有前所未见的话语权，其中不乏进而出书立说者。

　　诚然，学术的真理本非以专业或业余作为拿捏之分寸，但无论出身背景为何，其论证均应建立在正确的知识与谨严的推理之上。

　　开拓新材料

　　刘梦溪先生曾说：“最能体现红学特殊意义的两个红学派别，索隐派终结了，考据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了死结。”并指“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且悲观地称“我认为百年红学正在走向衰落”，红学研究果真因受限于材料而已是强弩之末?其实，随着近年大数据的出现，相关文献的发掘反而正迈向一崭新局面，“新曹学”或“新新红学”的兴起亦不无可能。

　　以汉文材料为例，虽然学界与红迷们先前曾以传统方式进行极大力度的文献搜索，但由于“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中国方志库”等大型资料库的出现，我们现已能全文检索多达六十几亿字清代及之前的古典文献。虽然这些资料库索价甚昂，且其操作接口亦不够友善，当中更不乏文字辨读错误的情形，但此数字化的浪潮正方兴未艾地一波又一波冲击文史学界。

　　研究清初历史最常用的大部头史料包含《清实录》、《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等，其中末两种原只有满文档，但在近代学者的努力下，现亦多已译成汉字或日文，有些译本在书后也有较实用的人名或地名索引。而就在最近几年，前述的许多文献更已数字化：如汉文本当中，《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实录》全书以及《钦定八旗通志》的大部分均可全文检索;中华书局出版的《满文老档》汉译本，现也有可检索之文本。

　　此外，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四十三年(1778)用规范后之新满文所抄的内阁本，也以《内阁藏本满文老档》之名出版;且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入关前的满文《内国史院档》缩微胶片，已被扫描成数字图文件。再者，22册的《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以及320册的《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刚被整理出版，这两大批满、汉文材料多是先前研究者不曾过眼并消化的。

　　综合前述情形，即便有些档案之开放仍受限，但应已提供了前人所未曾拥有的难得研究环境。再者，近一二十年来出版界陆续整理刊行之大部头丛书中，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仍有大量内容不曾数字化，这些均有待以传统方式逐本爬梳。

　　对研究者是极大挑战

　　由于红学领域的论著过多，此对研究者而言是极大挑战。粗估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印行的专书应已逾千部，即使是一流图书馆也少有能购藏齐全者。但今日网上书店的普及令新书远较先前容易购得。此外，有网站更成功整合近两万家的书店或书摊所提供的两千多万本中文书，此令有兴趣者常可以合理价格购得已绝版或少流通之书籍。

　　相对于许多二手研究书籍(尤其是早期出版者)的内容尚未数字化，中文期刊论文则已大步迈进e时代。“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所整合的人文类期刊即约千种，许多刊物更已回溯至创刊号，超过600万篇之文科论文可全文检索，内含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所发表的10多万篇涉及《红楼梦》之文章。

　　至于书画作品中的内容，也是一个颇值得红学研究者重视的板块。除各博物馆的收藏外，拜近年中国经济起飞之赐，文物市场愈来愈活络。以规模最大的“雅昌拍卖网”为例，此网站拥有1995年迄今有关中国文物的大量拍卖讯息，许多作品的图文件还可局部放大，方便辨读其上的文字及印记。如题为董邦达和弘旿的书画作品即分别有约1700件和370件之多，其上丰富的题跋、钤印等资料大多从不曾被学界充分运用或分析过。

　　统言之，近年来网络内容与数字资料库的兴起，令文史领域正迎来一个前所未见的学术黄金期。

　　然而，现今许多学者或因不拥有较完善的研究环境，或因治学方式已习以成性，故尚未有效因应此一巨变。加上红坛中人多属跨领域，其知识背景不一、学术训练也不齐，以致偶会出现推论失当或与史实脱节的情形，而此领域的研究回顾或讨论又常不够踏实或客观，常一人一号、各吹各调，即便文中的部分论述似乎具有参考价值，但当阅览相近文章之后，却又令读者莫衷一是。

　　文史工作者有必要充分利用e时代所创造的特殊条件，并密切结合传统的研究方法，客观理性地去重新审视一些已因袭为常的看法，以尝试挑战先前所遭遇的难题与争论。由于某些复杂的历史与社会因素，目前的红学界对部分重要议题往往从最根本处(如材料是否造假，脂批是否后出等)即欠缺共识。如果更多具备热情与能力的中青代能投入此领域，以前辈学者所积累的学术成果为基础，并大规模运用满汉文献与数字环境，相信或有机会厘清许多关键矛盾，且注入较高的学术标准，藉以大幅优化红学的体质。

　　(本文选自《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一书，有删节，该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系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