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末代皇帝》(3D修复版)的电影票短时间内一抢而光。这部几乎全程在故宫取景的电影，算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向西方展示了神秘莫测的东方宫殿，曾经赢得了9项奥斯卡大奖。

　　清宫电影中，旧时的北京是一个充满阴谋和权力斗争的地方，《瀛台泣血》、《清宫秘史》、《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两宫皇太后》、《谭嗣同》等，在诡谲的历史风云中，北京呈现出其残酷和血腥的一面。在《末代皇帝》中，溥仪想看到的是北京城的全貌，包括天桥、大栅栏、琉璃厂，包括胡同和马路。每次看《末代皇帝》的时候我都会感到，好像在溥仪看到宫门外的行人之前，北京城是凝固的、肃穆的、永恒不变的，而在这惊鸿一瞥之后的北京，则有着令人咋舌的沧桑巨变，用林语堂长篇小说的名字来形容最为贴切，那就是“瞬息京华”(《京华烟云》另一译名)。

　　北京尤其是老北京，作为一座城市，一种意象，一个文化符号，百年来不断出现在电影中。

　　1905年，电影传到中国，照相馆老板任景丰用胶片记录了谭鑫培表演的京剧《定军山》，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谭鑫培，产生了中国首部电影。导演胡安在《西洋镜》里重现了中国电影诞生的这一过程，当年的照相馆自然是找不到了，所有的场景都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内搭建而成。

　　电影中的北京似乎没有现实中的北京变化得快。1982年，凌子风拍摄《骆驼祥子》的时候，为了能重现老舍笔下的北京，花了16万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搭了“西四一条街”。影片的主要角色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为了能达到原汁原味的效果，连影片中抬轿子和抬棺材的杠夫、拉洋片的艺人都是请的老行家。

　　凌子风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大概是他觉得《骆驼祥子》没能充分体现老北京的风貌，他在刘晓庆和姜文主演的电影《春桃》里，摄入了更多的老北京景物：神武门的宫墙、北海的白塔、故宫的角楼、什刹海的水。他还在影片中用上了各种各样非常具有老北京特色的道具：洋画、冰盏、红腰带、蝈蝈笼。影片处处可见导演对老北京市井生活的熟悉，他用影像和声音还原了自己儿时的北京。

　　当然，关于老北京的记忆不仅仅属于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城南旧事》里的林教授一家就不是北京人。他们住的地方叫惠安会馆，一听就是福建人住的地方。看过影片的人都记得，小英子在胡同口调皮地学骆驼咀嚼的动作，这放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可这就是当时的北京。影片的结尾是在香山拍摄的，大片大片的红叶叠化于镜头里，英子向童年的北京作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声更是因为《城南旧事》而传唱。令人惊讶的是，《城南旧事》的导演吴贻弓是浙江人，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却如此精准又富于诗意。

　　在大多数人童年的记忆中，电影中的北京出现最多的景观是故宫、天安门、长城、天坛、圆明园等标志性的建筑。在很长的时间里，担负着政治和文化中心职能的北京，在电影里体现出浓烈的政治色彩。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70年代北京小孩的生活中，政治生活占据相当比重。影片的开头，马小军就和一大帮同学举着花环跳集体舞。这个时候的北京有很多的伟人雕像，除了大杂院和胡同，部队大院是此时另一个层面的北京。

　　20世纪80年代，电影创作者将更多的镜头对准了北京的普通老百姓——《夕照街》、《二子开店》、《珍珍的发屋》、《北京，你早》、《本命年》，电影中的北京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珍珍的发屋》里的北京胡同里，北京女孩聘请了广东师傅开发廊，现代化装修的发廊在前景中显得很扎眼，而后景中，我们可以看见北海的白塔。现代化的生活正在进入老北京的寻常巷陌。《北京，你早》里的马晓晴则是一名公共汽车售票员，她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理解一塌糊涂，精明的她最后还是被一个假华侨给骗了。《本命年》里的男主人公李慧泉是一个失足青年，当他从监狱返回北京城时，世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人物很像贾樟柯电影中的小武，他与时代脱节了，难以适应。“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的歌词)能在当年那么流行，反映的正是当时北京人的心态。梁天在《本命年》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劲”，觉得做什么都没劲，正是无法融入周遭环境的表征。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北京从事摇滚音乐的青年多如牛毛，崔健甚至主演了《北京杂种》，影片里愤怒青年穿行在北京的胡同、立交桥，一直蔓延到《头发乱了》、《长大成人》里。《头发乱了》里的女主人公茫然地从南方(大概是去淘金了)回到北京的胡同，找寻儿时的伙伴。只不过，香港导演张婉婷对这些搞摇滚的青年充满了误读，《北京乐与路》里舒淇说着拗口的京片子，直叫人倒胃口。

　　1992年，王小帅在《冬春的日子》里，给我们描绘了另一种北京影像。影片的主场景集中在中央美院附中。开阔庞大的北京收缩为一间狭窄的画室。这是我印象中，北京第一次以私人的眼光呈现，这无疑是中国电影的一次深刻变化，影像的主体由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空间。

　　相比从小生长在贵阳的王小帅，出生在北京的宁瀛对北京的情感更为复杂。宁瀛大概是第一个敏锐地感受到北京变化的导演。宁瀛作为贝特鲁齐的助理导演，曾经参加了《末代皇帝》的拍摄。宁瀛也跟贝特鲁齐一样，要用自己的眼睛来注视北京的变化。所以，她把自己导演的影片《找乐》、《民警故事》、《夏日暖洋洋》称为“北京三部曲”。《找乐》写了一群退休后无所事事的老头，你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历史遗留给他们的老北京气韵;《民警故事》则以非常睿智的方式呈现了警察为老百姓办事，审讯倒卖赝品的小贩和打狗等日常工作，平静中能感觉到一丝辛辣。前两部影片里的北京似乎还是一如既往地平静，如《民警故事》里的第一个长镜头那样，你会感觉到这个城市缓慢而又固执的一面。可是到了《夏日暖洋洋》里，北京已经变得让宁瀛难以辨认。快餐店、超级市场、马克西姆餐厅以及拥挤的胡同、尘土飞扬的工地，开出租的底层人与大学女博士的一夜情以及各种各样的景观交织在一起，模糊了北京的形象。不管是老北京人还是新北京人，面对瞬息万变的北京，你甚至来不及回忆，也来不及记录。这个时候，宁瀛感觉到的不是电影的强大，而是电影的无力。

　　电影中的北京比现实中的北京变化得总要慢一点，进入新千年，《十七岁的单车》里的小健、阿贵，还是照样骑着单车穿行在那些第二天就有可能消失的胡同里，他们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现实中的北京高楼林立、汽车飞驰，已经变得与其他大都市差别不大，电影里的北京也更多成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和背景。大约唯有去年上映的《老炮儿》，亲切的北京方言、熟悉的北京胡同，还流露着一丝抓也未必抓得住的老北京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