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博客5年，微博5年，微信还剩几年？

——新媒体的生存逻辑解析与现实困境

　　原发言题目《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学”》

　　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如何读懂身处的时代?8月20日至21日，围绕着“读懂时代”这一主题，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望道讲读会”在上海书展期间连续举办四场学术论坛，邀请国际关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名家，分别从“G20与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新改革年代的中国经济”、“全球性百家争鸣时代的中国学术”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长征’”这四个论题，全面解读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中国的新媒体发展到今天，只有20多年的历史。2005年是博客元年。2010年是微博元年。2011年是微博爆发年。2014年，媒体集体宣布微博时代已经终结，微信时代到来。微博从最初的兴起到迅速的衰弱，黄金时间不过五年左右，和博客的生命周期几乎一样，真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为什么新媒体的寿命如此地短暂？

　　今天(8月21日)上午的望道讲读会2016年上海书展学术论坛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华东师大-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的吕新雨教授，以独到的学术眼光，结合微博、微信等中国新媒体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了微博等新媒体的本质，为在场听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思想盛宴。

　　1.短命的微博

　　2010年是中国的微博元年，而到了2014年，媒体集体宣布：微博时代已经终结，微信时代到来了。为什么微博从最初兴起到迅速衰落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这是吕新雨所要思考的问题。

　　微博的架构是什么样的?她认为，2009年当陈彤接手微博管理的时候，靠的就是名人路线与商业策略。

　　接手微博的陈彤，在上线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制定了新浪微博名人战略的目标和任务，新浪所有部门每人每周最少要完成20人的工作量，而且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否则部门主管领导和个人都会受到罚款。如果拉到顶级的明星，则会给3000到10000数额不等的奖励。

　　在一次采访中，陈彤对名人战略作出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能首先去打草根牌，也不可能先去打技术牌，这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我们的优势就是高端、舆论领袖、明星、各个族群的牛人以及高收入、高学历、在自己单位有一定地位的人，先把他们抓过来。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决定打法。”

　　吕新雨认为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微博这一新媒体平台，必然是“公民社会”的想象，其所昭示的民主也必然要走向失败的。“资本、市场与‘名人战略’的结合，也预示了‘公知’、水军与微博共存亡的命运。它其实是权贵话语权的集合平台，通过放大和整合这一权力来获得平台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反民主的。”

　　她说，“因为它不仅没有任何对权贵的限制，而是相反，既然依附权贵，也必然担负着为权贵制造光环和“民意”的义务，而这个逻辑必然通向造假。”

　　微博真的可以作为中国民主的实践吗?吕新雨对此表示质疑。她说：“舆论领袖何以可能作为民意的代表?民意是否“被代表”和绑架?被卷入参与的民众是否拥有自主性?真相能否被及时揭示?是否存在系统性操控的力量?在这些问题面前，微博其实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卷。”

　　“事实上，水军的泛滥，一方面使得用键盘投票的‘直接民主’理想已经被金钱选主所代替，金钱可以购买民意，民主就走到了反面;另一方面，水军使得微博成为‘军阀’混战的场所，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迅速完成，水军成为媒体暴力的极端表现，导致微博生态迅速恶化。”

　　2.媒体暴力的来源

　　吕新雨认为，媒体污名化的现象其实并不始于微博时代，而是从网络时代一开始就如影随形。

　　“从社区媒体到社交媒体，微博时代其实不仅是复制了这个逻辑，而且将之推向极致，也即推向了反面，即‘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覆灭。”她说，“这在结果上是隔绝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除非放弃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进入这套既定的媒体策略和逻辑，否则就无法在媒体上发声，但它的危险却是公共空间成为暴力角逐的场所。”

　　比如，恐怖主义正在与媒体合谋。去年巴黎发生“11·13”恐怖袭击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迈克尔?杰特(Michael Jetter)教授的调查研究报告在中国媒体上引起关注，该报告发现恐怖主义与媒体之间具有合谋关系，即媒体的关注会引发更多的恐怖行为，从而导致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媒体关注度与后续恐怖袭击呈正相关关系。《纽约时报》每多一篇关于某国恐怖组织的袭击报道，随后一周内那个国家遭遇的恐怖袭击数量会提升11%到15%。而《纽约时报》对在远离美国的地区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关注度较少，这一结果告诉我们媒体的报道不仅和恐怖主义本身有关，也与媒体自身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位置直接相关，并且受到媒体所要满足的受众市场的制约。

　　最典型的例子是，恐怖组织“ISIS”所进行的极其有效和成功的宣传策略，恰恰是通过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之春”中盛赞的代表自由与民主的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等进行的。在此语境下，政府是否在反恐的名义下对社交媒体公司的数据库有监控权，成为争议的中心。“恐怖主义成为回旋镖。”吕新雨说。

　　3.再造霸权，还是打破霸权？

　　“媒体暴力和恐怖主义暴力，都是暴力，具有相同的结构性逻辑，即它会驱使反对它的力量进入这个逻辑与之交手。因此，如何打破这样的霸权逻辑，才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关键问题。”吕新雨说。对网络暴力的反抗，必然联系着对世界性霸权结构的反抗。从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到今天ISIS为代表的席卷世界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回应。

　　“恐怖主义正是来源于全球霸权，是其结构的循环与衍生，正如媒体暴力正是霸权结构的合谋与表现。在后冷战时代，这一霸权结构的新变体，正在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因此，如何寻求打破，而不是重新落入这一结构中，才是世界，包括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与此同时，以欧洲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的衰落与困境，也正是在这样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之后，才充分暴露出来。”

　　她认为，今天这一霸权结构已经从内部召唤出破坏性的势力，一如ISIS娴熟地、极其“专业”地征用了Twitter、Facebook、YouTube、WhatsApp、Ask.com、APP等最强势的西方新媒体工具来展开宣传攻势。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所有商业元素都被娴熟地运用ISIS的宣传攻势上，由此，ISIS控制了全球媒体的议题设置。

　　“一方面，全球霸权在中国的内嵌已经变成不假思索的‘常识’，它构成了网络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媒体暴力为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暴力本身的恶变和内爆，也在打破这一旧的意识形态结构。”在吕新雨看来，当前我们身处重要的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再造霸权，还是打破霸权？这成为中国批判的传播理论界所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文/褚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