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大踏步地走进我的中年生活：日常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写作《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三十出头，以一个青年人的心态豪言壮语，要努力进入宽阔、复杂、博大的中年写作，并为此很是认真地想象过，中年写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不必刻意地想象了，我已然中年，照直了写，大约就不会太离谱。在小说里，我多次写到雾霾，与其说要在其中加入一个环保和批判的主题，毋宁说，我在借雾霾表达我这一时段的心境：生活的确是尘雾弥漫、十面霾伏。

　　——徐则臣

　　10万字的小说，一个下午可以轻松读完，但徐则臣写《王城如海》用了三年，搜集雾霾的资料就有30万字，用在小说中，只是很小一部分。“这是《耶路撒冷》写完之后用三年时间写的一本书，三年做一件事，对我来说是件大事。 ”徐则臣说。

　　“只写那些筛子里面怎么颠都颠不掉的东西”

　　《王城如海》形式很特别，每一部分的开头，徐则臣都会先引用一段文字，既游离于小说，又是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来在徐则臣构思《王城如海》时，一个搞戏剧的朋友曾希望他写一部关于北京的戏剧，这启发了他。北京如此复杂，如果在一部小说把所有的复杂性整合到一块儿，难度极大，形式上可能也不会那么自由。最终徐则臣巧妙借用了戏剧的形式表达，有了现在的结构。“我写了一部非常像戏剧，或者说借用了很多戏剧元素的长篇小说。 ”

　　在这部10万字的小说中，人物不算多，却涉及海归剧作家、城市流浪者、保姆、快递员、大学生等各个社会层面的人物。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海归剧作家余松坡，从农村出来读书、走遍全球各大城市，中年成名后又回到北京，回过头来再看北京，会是怎样?小说借余松坡之口，说出了徐则臣对中国的大城市的认识：巴黎、伦敦等现代国际大城市，其自足体现在你可以把这些城市从版图中抠出来单独打量，这些城市的特性不会因为脱离周边更广阔的土地而有多大的改变;伦敦依然还是伦敦，巴黎依旧还是巴黎，纽约也照样是纽约。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它们超级稳定。而与这些大都市相比较，正处于迅猛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的大城市却并不是自足的：你无法把它从一个乡土中国的版图中抠出来独立考察，它是个被更广大的乡村和野地包围着的城市。一个真实的中国城市，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奢侈品名牌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光，这些都只是浮华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

　　中国的城市如此独特，中国的问题如此复杂，面对这一庞大的话题，作家该如何处理?徐则臣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次在苏格兰的一所大学，他遇到了一位汉学家女教授，对中国问题极其熟悉，这位汉学家在贵州生活过多年，后来嫁给了中国男人，一起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后回到爱丁堡教书。人们觉得她是一个中国通，应该有能力用三两句话告诉别人中国是什么样子。但这个汉学家说，每当遇到这种问题她只能说，我干不了这事，如果谁认为自己能够用三言两语把中国问题说清楚，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写北京、写雾霾，写中国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每件事都在体系里面，就像一棵树，当你撼动这棵树的时候，整个大地都在摇晃。 《王城如海》里我提出了很多问题，相互勾连，到最后我的确没有能力解决。但是很多问题纠缠到一块儿恰恰是当下的现实。 ”

　　虽然看着还很年轻，但已经写了20年的徐则臣自称是“老运动员” ，他说：“一个作家写了20年肯定会有意义焦虑症，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写下去?写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徐则臣的回答是，因为他对很多问题、对这个世界看得越来越不清楚了。多年前徐则臣写《啊，北京》 ，写《跑步穿过中关村》 ，那时他觉得能把北京看得一清二楚，“我可以拍着桌子告诉你，北京是什么什么样的” ，但是现在，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自己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跟这个城市产生关联的时候，徐则臣反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北京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王城如海》中花了不少篇幅写了北京的雾霾和一个叫余果的五岁男孩，他在故事发生期间正经历着旷日持久的咳嗽。徐则臣说谈这部小说时最适合选择一个雾霾天，但他又怕谈着谈着把自己给说哭了。“雾霾让我们深受折磨，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家里面有小孩的，一定知道雾霾到底有多让人焦虑。 ”不过对徐则臣来说，雾霾仅仅是小说的一个背景。“有时候我会说，我写问题小说，但不写社会问题小说。 ”在徐则臣看来，很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作家来说可能很重要，但是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进入到他的内心，变成他的精神疑难或者是内心困惑，变成文学的问题，他就不会去写。“写雾霾不能像朋友圈刷屏，能见度多少，高速路何时封闭，多少车撞到了一块儿，这些问题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雾霾必须走到他内心。谈雾霾时能谈什么?每个作家谈雾霾时区别于他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挑战。 ”

　　徐则臣说，他必须了解这些东西，让雾霾充分走到内心，不仅是现实生活中“十面霾伏” ，也要内心里“十面霾伏”以后，才能把作品写出来。“过去我逮着一个东西就能写，现在可能要在内心里面掂来掂去，很多东西最后都不写了，只写那些让我放不下、很多年以后都放不下的东西。这些问题可能是我的筛子里面怎么颠都颠不掉的，我最后才把它写出来了。 ”现在徐则臣的写作越来越慢，过去《王城如海》这样的长篇一个月肯定写完，但是现在用了三年， 《耶路撒冷》写了六年。他说以后可能会越写越慢，“把一个作品落实到每一个字上，是因为每个字对我都很艰难，我所面对的日常生活的现实，哪怕要弄明白一点也很艰难。 ”

　　有霾的城市，巨大的压力和伤害

　　“我读了这部小说特别感动，觉得徐则臣写的好像就是我。 ”在评论家杨庆祥看来，徐则臣所写的正是他身边的生活，作家用全镜头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全景的、立体的、有横切面有纵深感的现代都市，在小说里北京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不仅仅标志北京，而是一切在现代秩序里面建构起来的庞大的都市和庞大的都市景观，以及这种庞大的都市景观所带给人们精神上巨大的压力和伤害。

　　“这个小说我打开的时候很惊讶，徐则臣如此直接和迅捷讲当下的社会景观，或者气候学的问题，直接把它放到小说里面，作为小说书写的对象。 ”但是徐则臣又没有把雾霾仅仅当作物质化的存在处理。“我们可以把雾霾这样一个自然的存在转变成一种隐喻，或者把它变成一种修辞。 ”杨庆祥指出，在雾霾这样一个隐喻或者修辞背后有两个指向：第一，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方向感的，因为雾霾我们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自己。我们通过作家的写作和自己的阅读，通过《王城如海》才看到了平时我们无法去逼近的景观和他者。比如快递员，或者饭店的服务员。小说有一种穿透性，这是雾霾的一种象征。第二，雾霾不像感冒，或者不像车祸，能够带来显而易见的直接的伤害，雾霾带给我们这代人更多的是内伤。我们的肺出问题了却看不见，我们以为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实际上已经烂掉了。杨庆祥觉得精神性的内伤也是我们所处的生活境遇里面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人们可能会没有发现，或者对这样一个内伤的意识不是那么敏感。阅读徐则臣的《王城如海》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精神性的内伤，就会在这个内伤里面找到一种方式处理它，是把它切割掉，还是用某种方式把它治愈，这个都是徐则臣这部小说给读者提供的特别好的入口。

（文/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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