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是一个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人物”的故事总让人看到历史深处的东西，以及人的精神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样子。何美女士新近译著《丘吉尔：语言的力量》，以包括演讲在内的丘吉尔的200篇文字，展现了他人生的主要篇章。丘吉尔是文章高手，也是演讲高手。他被称为“激活了英语，并把它投入战斗”的人，二十多岁时已是英美两国广受欢迎的演讲家了。

《丘吉尔:语言的力量》 [英]马丁·吉尔伯特著  何美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出版（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本书著者用丘吉尔的文章和演讲，辅以注释，编成了一部别具一格的传记。应该说，这是一种颇有新意的写法，它最大限度地让传主本人出面说话。当然，任何叙述都是转述。在书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被塑造的“丘吉尔”。这个“丘吉尔”最耐读的地方，是他对战争的反思和剖析。丘吉尔经历过前线的枪林弹雨，又身逢两次世界大战，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作为平民，而是作为政治家经历那段岁月。他的思想和行为被战争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战争。

　　在丘吉尔的“战争观”中，战争不是一城一地之得失，不是某些战役的胜败，甚至也超越了战略层面，而是一种对人类精神的破坏和捍卫。1948年，丘吉尔撰写回忆录时，再一次从精神层面深刻剖析了战争，他重审德国纳粹犯下的罪行，并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每一根纽带都断裂了”。这样的思考提醒读者从人类文明的整体结构和走向认识战争。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丘吉尔持有一种积极的反战观：拒绝战争但不惧怕战争。他告诫人们，战争是事关文明存续的大事，绝不可儿戏。他说，“我们绝不能把现代军事强国交战视作我们可以贸然插足的游戏，只要运气好、指挥得当、灵活作战，一晚上的工夫我们就能扛着战利品凯旋。现代战争不是那样。”另一篇演讲中，丘吉尔又以散文笔法描绘了战争的后果。“我们的朋友、兄弟或者孩子正在辛苦战斗，他们衣衫褴褛、饥寒交迫。在战争中日子一周周逝去，清新的春天长成了茂盛的夏天，金黄的秋天步入了枯寂的冬天。有人明早翻阅报纸会发现某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阵亡名单中，他那为人熟知和信任的明亮双眸已经永远阖上。”为此，他多次呼吁对备战之事不能懈怠。

丘吉尔

　　当战争真的来临时，丘吉尔保持了昂扬的斗志。1914年，“一战”中英国对德宣战。丘吉尔在伦敦歌剧院的演讲中提出“战争将是漫长而严酷的。随之而来的战事将让财富锐减，让希望破灭。而我们必须从和平事业中汲取力量，从内心深处衍生力量，继承民族历史传统，感恩全世界对英帝国的支持援助，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国家跨越各种障碍，不惜一切苦难，奋战到底。”而这一切，得益于他善于占领道义的高地，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讲大道理。1917年4月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国会对德宣战，4天后，美国参战。这无疑极大地支持了欧洲。而这种支持中既有道义的主张，也有利益的考量。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丘吉尔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但他提到此事，总是强调道义的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他说，“突然之间，拥有1.2亿人口的美利坚民族亮出了旗帜，站到已经是较强的一方；突然之间，世界上人口最多、长期以法官姿态出现的民主国家，这次也卷入了战争。不，他是主动投入战争……我方则认为：‘全世界都支持我们’。”1943年9月6日，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访问美国在哈佛发表演讲说，“前面不是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就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从政治话语史来看，这是一种不罕见但很高明的语言技巧，通过把世界局势和前途简化为善恶二元的价值对立，为己方确立了道义的屏障。当战争结束后，丘吉尔又呼吁以人道的理性，快速抚平战争的创伤，消除可能出现的后遗症。1946年11月12日，在下议院演讲谈到惩罚德国时，他就明确提出应该始终体谅普通百姓。以上所摘，挂一漏万，都可以看出丘吉尔战争观之一斑。

　　丘吉尔确实是一位演讲大师。书中收录的他的演讲不乏精彩之作。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基本完成了新一届政府的组建，他在下议院的演讲中说，“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极为严酷的考验。我们将要面临旷日持久的斗争和磨难。若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在陆上、海上、空中作战。尽我们的全力，凭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去海、陆、空作战，打击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空前凶残、十恶不赦的极端暴政。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若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惧一切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何等艰险漫长，也要争取胜利。”几十年后，从纸上阅读这段话，仍让人感到心潮澎湃，现场效果必然更“燃”。1940年6月4日，他在下议院的演讲中用快节奏的诗歌语言，阐释了绝不言败、战斗到底的决心。他说，“尽管欧洲大片土地和许多著名古国已经或即将陷入盖世太保的控制，落入纳粹邪恶统治的魔爪，我们也绝不气馁、绝不言败。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战斗在法国。我们将战斗在海洋。我们将战斗在空中，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矢志捍卫英伦群岛。我们将战斗在海滩。我们将战斗在敌人的登陆地面。我们将战斗在田野和街头。我们将战斗在高山。我们绝不投降。”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英国当晚，他向英国人民广播时再次重申了这一信念，语言依然坚定有力，这些语言充满力量，而力量来自于信心。所谓信心，是一种对世界和自我的定见。

　　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重视演讲。中国传统文化欣赏“讷于言”的品格，讲究“行胜于言”。古代那些靠言辞、辩论吃饭的人，譬如“说客”“讼师”，形象都不算太好。《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阵前骂死王朗，即便作为艺术虚构，宣扬的也还是政权正统性的重要，而不是口才。对于这种文化习俗，钱钟书在《围城》中有过精彩的描写：男子无口才，就表示有道德，所以哑巴是天下最诚朴的人。也许上够了演讲和宣讲的当，现代人矫枉过正，以为不说话的人开口准说真话，害的新官上任，训话时个个都说：“为政不多言”，恨不能只指嘴、指心、指人，三个手势了事。

演讲中的丘吉尔

　　这么想来，丘吉尔若生在古代中国，恐要被斥为“巧言令色”，戴上“鲜矣仁”的帽子了。当然，这种假设并无意义。因为对演讲的态度，与其说体现了中西之别，还不如说反映了古今之变。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公共空间日趋开阔，个体理性不断高扬，演讲作为动员、说服的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代社会，人们参加公共活动的机会更多了，演讲终将成为现代人的一门必修课。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丘吉尔：语言的力量》，或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作者：胡一峰，中国文艺家评论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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