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穿越时空、横亘未来

——由《陕北民歌音乐会》所想到的

（图片来源：“中国歌剧舞剧院”微信公号）

日前，笔者在国家大剧院观赏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等国家级艺术院团与来自榆林民间有陕北地方特色的秧歌队、米脂县唢呐队、横山区腰鼓队，以及老中青优秀艺术家、陕北优秀民间歌手共同参演的《陕北民歌音乐会》。

整场音乐会通过“经典传统作品”“革命年代家喻户晓的作品”“近年来新创的优秀作品”三部分内容，信天游、小调、号子、说书、秧歌、清涧道情、唢呐、说书、榆林小曲、腰鼓等多元化体裁，精准、凝练地再度高扬了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之所以呈现于音乐作品中，是因为创作主体、创作手法、创作风格等继承延安精神，更重要的是音乐作品中流淌着延安精神那足以穿越时空的血液。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就提出了由“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组成的“鲁迅精神”，翌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进一步明确了“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由此可见，“鲁迅精神”成为延安时期音乐创作的一个大方向。

在“鲁迅精神”的指引下，延安时期的音乐作品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又一“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在这时的音乐作品中，既有歌颂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大我”之作，也有反映延安军民个人情感的“小我”之作。其中很多“小我”之作的个人情感，最终亦升华为具备鲜明时代特征的宏大“大我”主题。

此次《陕北民歌音乐会》呈现的24首作品，纵跨延安时期与之后的时期。诸音乐作品表达的情感可归纳为三类：

“淳朴的真情”——如领唱与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女声独唱《翻身道情》、歌曲联唱《白马调》《东方红》等。尤其是歌曲联唱《白马调》《东方红》，令笔者这样的“70后”听来依然热血沸腾，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崇高感油然而生。

“含蓄的爱情”——如板胡与乐队《三十里铺》、器乐演奏《兰花花》、女声独唱《女儿歌》等。特别是出自作曲家赵季平、赵麟笔下的女声独唱《女儿歌》和板胡与乐队《三十里铺》，反映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经典传统作品的创新性发展。尤其是赵季平的《女儿歌》，更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使人误以为其本身就是一首陕北民歌，令人不禁拍案叫绝。

“燃烧的激情”——如女声二重唱《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器乐与合唱《二月里来》、器乐与舞蹈《永远的山丹丹》等。尽管《生产大合唱》已诞生80多年，然而重听其选段《二月里来》，依然难以置信其竟然是出自广东籍作曲家——冼星海之手。笔者在音乐会现场不禁感慨，冼星海的“人民音乐家”之桂冠显然是实至名归，并将横亘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延安时期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夫妻识字》（1944）重新填词改编的秧歌剧《兄妹、夫妻新唱》，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表达了两代陕北人歌颂领袖、感恩时代、唱响美好生活、接力团结奋斗的真情实感。从表面上看，此举不过是“老曲新唱”，但却着实将延安时期与之后时期的音乐创作做了一次完美衔接，既弘扬了延安精神、赓续了红色血脉、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与时俱进地创造性转化了经典传统作品，润物细无声地为传承提供了又一个具体而生动的理论注脚。

不论是本场《陕北民歌音乐会》，还是延安时期和之后时期的诸多音乐作品，其载体大多以声乐——歌曲、合唱、秧歌剧、歌剧等体裁为主，鲜有其它载体。原因何在？除了受制于战时物质条件匮乏的原因外，自古以来中国受众的“线性思维”审美习惯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重要原因，其还将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长期存在。延安时期的音乐创作就号召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去，之后时期的音乐创作也在传承着延安精神。

新时代音乐创作对延安精神的传承，体现了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的高扬。

（作者：项筱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音乐博士，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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