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年前一首《董小姐》像“野马”一样闯入人们的视线，民谣就成为了音乐界的热词。近段时间来，借着《南山南》唱红《中国好声音》舞台的热度还未退下，“好妹妹”在4万人的工人体育场、“野孩子”在工人体育馆相继举办演唱会，万晓利、马条、周云蓬等民谣音乐人也纷纷从Live House走进剧场，民谣演出市场出现少有的火热场面。

　　但是，在“民谣火了”的光环之下，民谣音乐真的迎来了春天?渐渐脱去小众标签的民谣，又将何去何从?

　　民谣的春天?更像是无心插柳的秋天

　　“老周，我爱你!”11月27日晚，一个女孩子尖利兴奋的声音从世纪剧院一层座席中冒了出来。

　　“把你的名字留下。”头顶贝雷帽、戴着墨镜的盲人歌手周云蓬“依声辨位”，冲着台下声音传来的方向回喊。

　　听到台下的叫喊，老周很兴奋。显然，他也有点拘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剧场办自己的专场演出。原来的他常“出没”的地方都是酒吧、Live House，甚至还有地下通道。向这位热情的女粉丝喊完话，听到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笑声，老周连忙补一句：“开玩笑啊。”手下一个失误，吉他“滋儿”地一声错了音。“哎呀，对不起。”他脱口而出，诚恳的样子又一次惹得观众哧哧地笑。

　　说来很巧，就在周云蓬在世纪剧院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同一天，曾在《中国好歌曲》上献唱《傻瓜》的马条，在武汉的湖北剧院举办个人演唱会，李志赶过去为他助演;而被称为民谣界前辈的“野孩子”乐队在上海举办二十周年纪念演唱会，小河、莫西子诗，还有老狼在上海齐聚。就在一个月前，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几乎是同样的阵容刚刚为“野孩子”庆过生。再往前追溯，9月12日，“好妹妹”乐队破天荒地以众筹的方式筹集了236万元的资金，在工人体育场办了一场四万人的演唱会，声势极为浩大。

　　说这场在工体场的演唱会是流行音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并不为过。以往，拥有上万座位的工体场“接待”的多是周杰伦、陈奕迅、邓紫棋等港台流行音乐人，对于登上剧场演出的机会都很少的民谣音乐人来说，登上工体场的舞台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然而在这几个月中，民谣音乐人不仅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还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了出来，在全国各地的剧场和体育场馆频繁举办演出。一时间，“民谣的春天到了”的说法传遍了全国。

　　“民谣的春天?”在登上世纪剧院舞台之前的几天里，周云蓬自己也不停念叨着这几个字，然而还没等考虑到“春天不春天”的问题，他的思绪先在“民谣”两个字上停了下来。“民谣，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做‘民谣’。”老周突然说。

　　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老周还是个在东北读书、卖唱的眼盲学生。在他的印象里，“民谣”说的是老狼、高晓松等人传唱的校园歌曲，“像《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一类，唱起来都白衣飘飘的。”当时的老周最喜欢和最羡慕的可不是这些，而是崔健的摇滚乐。“那舞台多有气势，乐队多阔气!”用老周自己的说法，他就像哈姆雷特感受到父亲的魂魄一样，在摇滚音乐的“感召”下，背着一把吉他来到了北京。

　　“谁不想做大的乐队，但是做不起!谁不想买电吉他，也没有钱啊!”一没排练室，二没好音响，三来更没有自己的乐队，来北京的周云蓬只能抱着把最便宜的木吉他卖唱。从圆明园“摸”着盲道走到北京大学南门，从中关村坐上375路公交车到西直门，这些“露天舞台”才是他的地盘。“一开始是翻唱别人的歌，唱多了觉得无聊就开始写歌，不过还是没钱组乐队，那就自己唱。”

　　其实，和老周有相似经历的民谣音乐人并不少，“野孩子”乐队里的张玮玮就算一个。1998年，在兰州玩乐队玩不下去的他一个人闯荡北京。同样买不起电吉他，他就用一把木吉他在北京的小酒吧里卖唱，之后陆陆续续地认识了万晓利、小河、马条等一大批现在被认为是唱民谣的歌手。

　　“一开始都没有民谣的说法，好多人是奔着摇滚来的。”张玮玮猜想，大概是他们单枪匹马的弹唱实在没法和摇滚的大乐队相比，2000年之后，这种一人一琴的“简装版”弹唱慢慢被人说是“新民谣”，后来干脆被统一说成“民谣”。“一开始我们也不认同，还互相‘嘲笑’，‘你看你们这些唱民谣的。’”张玮玮说，“不过后来这么说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就懒得解释，就当自己是唱民谣的。”

　　这一懒就懒到了现在，当“野孩子”、万晓利、小河、马条出来唱歌的时候，他们头上的头衔都变成了“民谣歌手”。演出一多，“民谣的春天”的说法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不过，在业内人士眼中，无论是“民谣”还是“春天”的说法都太含混了。“那些几十年前抱着摇滚梦和乐队梦来北京打拼的人，该散的都散了，剩下来的只有这些，就变成了大众眼前的民谣歌手。”乐评人、乐童音乐合伙人郭小寒这样说。听她的口气，现在的“民谣”颇有点“无心插柳”的味道，“与其说是春天，还不如说是秋天。当年种了无数的种子没人看到，如今别的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就剩这一挂柿子树留下来，大家就觉得挺好看的。”

　　演出赚钱了?主办方觉得有点“蒙”

　　不管民谣音乐人做音乐的初衷是什么，如今的他们确实已经走入大众的视线，还有不少登上了剧院和体育场馆。但对于这些演唱会的主办方来说，稳赚不赔的情况只是个例，经营民谣演出还远远谈不上赚钱。

　　树音乐是一家主办过多场民谣演唱会的公司，10月24日“野孩子”北京工体馆的演出就是由他们主办的。也只有在那一场，工体馆内4500张可售票全部售出，临开场前，还出现了黄牛票贩加价几百元兜售高价票、甚至出售假票和假工作证的情况。

　　“‘野孩子’工体那场确实赚了钱。”自打“野孩子”工体演出之后，树音乐创始人、CEO姜树不知道被媒体记者问过多少次，也不知道这样回答了多少次。但之后，他都会再跟上一句，“我们自己也没想到会这么火，之前觉得能持平就差不多了。”

　　工体馆的火爆，更像是意外之喜。因为从去年开始，树音乐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过一系列的民谣巡演，同样有“野孩子”这样老牌的民谣团体，同样有北京、兰州、西安、南京、武汉这几个城市，“但一多半是亏损的。”据姜树介绍，在这几场演唱会中，只有在北京和上海，他选择的是几千人的场馆，在其他城市，他们都是在只有千人左右的剧场演出。“1000人的剧场能坐满，就觉得不错了。”姜树这样描述在武汉的演出。

　　做不到每场都能赚钱还只是一方面，让他觉得更“蒙”的是，作为主办方，他没办法预判演唱会在哪些城市能大卖。他本以为，在南京、厦门这些经济情况较好的南方城市，民谣的接受度会高一点。可这两年下来，姜树发现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在西北，民谣演出的反响有时候反而更好。”姜树念叨着，“可能和西北人热辣的性格有关系，爱热闹，直爽，情绪一点就‘着’。”他记得，“树生长的声音”巡演到甘肃和西安时，不少大爷大妈带着孙子孙女进了剧场。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此之前根本没听过民谣，也不知道台上抱着吉他、敲着鼓的人都是谁。“不过，台上唱得好，台下就有掌声;台上的歌手一呼喊，台下就有站起来的。”姜树回忆，“但是在南方的城市就不太一样，厦门和南京那几场就比较安静，大概是那些城市的人的性格比较细腻。”

　　后来，姜树找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预判能否盈利——看场馆的租金价位。“场租贵的地方很难说每场都赚，在场租便宜的地方才能回本。”姜树自己盘算，在北京，要上工体这样的大场馆，租场费是20多万元的“天价”;在北展剧场、世纪剧院一类的中型剧院，租场费是10万元左右，非周末的时候是8万元。“相比之下，在其他城市就便宜得多。武汉7万元，兰州就更低，只有两万多元——在这种城市演出，当然就赚钱了。”

　　比起这种在二三线城市回本的做法，“好妹妹”在工体场众筹演出的可复制性更让人疑惑。众筹办演出意味着，只有筹到了钱，才能举办演唱会，但工人体育场这样的大场馆显然是要先交场地的订金。而“好妹妹”的经纪人奚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每位观众99元的众筹票价，只能回收演唱会成本的三分之二，聚橙与京东平台的联合支持，才是这场演出得以进行的保障。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与其说这是众筹的胜利，不如说是一场成功的营销事件，是否还会有其他民谣音乐人走上工体场，并不好说。

　　“歌手的知名度确实高了，但能举办大型民谣演出的还只是个例。”在姜树看来，现在的民谣演出仍处于从几十人、几百人的小酒吧和Live House向千八百人的“小体量”剧场转型的阶段。而在他下一年的演出计划中，巡演场次依旧是十场左右，跟今年以及去年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当然希望明年就能回本和盈利，但是能进万人体育场的，仍旧是周杰伦、陈奕迅那几个港台流行歌手，跟他们比，民谣差远了。”姜树说。

　　民谣何处去?“还是需要练就独门绝技”

　　“作为音乐的民谣并没有火，火了的是作为现象的民谣。”聊到民谣的现状，郭小寒总说自己的看法有点“反动”，身为前媒体人和音乐行业的参与者，她看到的，其实是网络时代里音乐与听众在自媒体上的集体狂欢。

　　豆瓣网是中国文青最大的聚集地，正是在那里，民谣进入了文青的视野。2004年，因成员小索病逝，“野孩子”乐队一度解散，作为一名乐手的张玮玮觉得有点“活不下去了”。看着李志的《梵高先生》在豆瓣网上疯传，有朋友帮他注册了豆瓣音乐人的账号。“这才知道电脑不只是复制粘贴、打几个字那么简单。”于是，张玮玮开始把自己录的歌传上网，偶尔也发几句感想。收到来自豆瓣网友的反馈，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唱歌也有人听!”2008年底，从乐手转型为主唱的张玮玮，在江湖酒吧开了一场小型演出，来的人是他的第一批歌迷，大多数来自他的豆瓣小组。“那感觉就像在开网友见面会。”张玮玮到现在都觉得神奇。

　　互联网促成了音乐人与歌迷的直接互动，音乐却成为文青们在自媒体上的“刷屏利器”。2013年，当左立在《快乐男声》上翻唱了宋冬野的《董小姐》时，几乎所有人的微博都被这位“有故事的女同学”霸占。当赵雷的《南方姑娘》蹿红，很多文艺青年的相册里，都多了一张穿着麻布裙、走在江南古镇或是坐在木质阁楼上的“标准照”。去年，罗永浩推出锤子手机，铃声是定制的李志的《米店》以及左小祖咒、“野孩子”乐队的个性曲目。一时间，《米店》又成为情怀党们在朋友圈里反复分享的曲目。“大家关注的都是董小姐是谁、‘野马’又是谁，发文章的都说听歌之后想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前女友，音乐本身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郭小寒说。

　　本来，民谣音乐作为流行音乐下设的一个部分，与后摇、布鲁斯等并列，但现在，通过互联网流传的民谣却成了文艺青年的自我标签，听民谣似乎变成了一件时髦的事情。“这是一个以消费‘文艺’为荣的时代，没有董小姐，也可以是刘小姐。”郭小寒说，“民谣的门槛不像古典音乐那么高，它有故事，有情节，文青们很容易在听歌时自我代入，再配上感慨的话转发出去，就成了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筹码。”

　　在著名音乐人、音乐制作人卢中强看来，互联网的确把民谣音乐“推”到了大家面前，说作为“现象”的民谣火了也无可厚非，倘若民谣想真正地红火起来，还得靠作品。“或许这只是我个人武断的看法，想想现在传唱的民谣音乐，大多数还是2000年前后的曲目。”卢中强说。

　　“我确实需要躲起来练练功。”在音乐风格上一向求新求变的万晓利似乎也这么觉得。去年，他从打拼了多年的北京撤出，搬家到杭州，过上了隐士的生活，“安静安静，练练独门绝技啥的。”从北方到南方，万晓利丢弃酒精，戒掉烟瘾，五年没发布新专辑的他，在今年春天推出了《太阳看起来圆圆的》。同名主打歌中，万晓利故意夹杂了一段尖锐的噪音，被网友称为“万总的实验转型音乐”。

　　其实，万晓利不是第一个从北京“出走”的人，不少民谣音乐人都感到需要静下心来再写新歌。早在四五年前，“野孩子”乐队成员和周云蓬就已陆续搬家到云南大理;马条虽然还在北京，但也搬到了离机场不远的五环之外;唱着《红布绿花朵》的小清新范民谣组合“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同样从已成繁华闹市的海淀转移到通州。“我们更像是手工业者，要有自己的作坊和田园。专心过生活，才能好好写歌。”小娟说。

　　“民谣音乐需要的是更有辨识度的声音。”卢中强认为，民谣之所以能被认可，就是因为有旗帜鲜明的个性化创作，如果所有的民谣都走文艺范，那就又变成了千人一面的口水流行歌。“民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既可以是城市小调，也可以像苏阳发掘宁夏的民歌‘花儿’，像马条融入新疆的音乐，还可以像川子那样融入北京琴书，这样的民谣生态才丰富。”

　　放眼望去，这些在电视与互联网光环照耀下的民谣音乐人如今散落各地，或许，他们在吸收各地的湖光山色与民间小调时，正在酝酿着民谣音乐的真正突围。

　　小知识

　　民谣

　　民间流行的、富于民族色彩的歌曲被统称为民谣或民歌。一般情况下，在当代城市汉语语境中，民谣指的是城市化和西方化的社区音乐形式，而民歌大多被指为某种乡土的、原生的民间音乐形式。在现当代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民谣一度指流行于校园的校园民谣。总体来说，这类音乐极富校园味道，诗意率真，毫无矫饰，在曲风上朴实明快，充满活力。校园民谣概念的首次出现，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80年代后，大陆校园民谣在台湾校园民谣的影响下走向巅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高晓松与老狼(王阳)合作的《同桌的你》以及《睡在上铺的兄弟》。

　　在近几年日渐被发掘的民谣多被称为“新民谣”，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新民谣”一般被认为产生于2000年以后，在当时的大陆民谣创作中，歌者们注意到单纯借用西方流行音乐的形式已经不足以吸引新一代的听众，于是他们开始在“回归乡土传统”的思路里做音乐，就是在传统民歌中挖掘城市人能欣赏的素材，运用一把吉他、一架手风琴或一把口琴等简单的乐器，创作出好听的歌曲。这样的新民谣还被广泛地赋予了嫁接乡土和城市文化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有歌者认为，新民谣的兴起得力于互联网的自由传播，源于人们宣泄自己心理诉求的渴望，追求平等朴实的现场交流，不仅给人们带来听觉上的冲击，还带来独特的思考，才是新民谣表演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