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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抒写铸就岭南风格

——评民族歌剧《红流澎湃》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早期广东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红流澎湃”是十分恰当而极具意象色彩的。南方歌舞团创演的首部民族歌剧《红流澎湃》（游暐之编剧、杜鸣作曲、谢晓泳导演）准确地捕捉住了这个意象，一下子把观众带入到了那个风起云涌、风云激荡的年代，实际上也同时确立了这部歌剧的风格基调——较为写意的叙事安排，颇有气势又注重抒情的叙咏唱段布局，在戏剧性的结构中展开有宏大气象又充满地域特色的多重音乐表达。

　　这是一部讲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前驱、海陆丰起义领导人彭湃革命事迹的歌剧。在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中，作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彭湃的身份和事迹有着独特的分量。歌剧《红流澎湃》以此为题材并作为南方歌舞团的首部歌剧亮相，也显示出这个有着近70年建团历史的“南粤山花”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的文化品格与使命担当。某种意义上，也烙印下了一种歌剧风格追求的岭南范式。

　　彭湃的一生，光辉而短暂，但他的革命事迹并不少。在笔者幼时的记忆中，就曾听老一辈人讲他在家乡搞武装斗争、在大南山区打游击的革命往事；而他抛弃家业、火烧地契、赈济贫苦、发动农友而轰轰烈烈闹革命的壮举，不单是革命信仰、历史氛围使然，实际上还带有很强烈的“天之骄子”的个性气质。“雄才怒展傲中华，天下功名未足夸。蔓草他年收拾净，江山栽遍自由花。”从他留下的这首七绝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他的个性特点和革命理想主义气质。正是在这一层意味上，剧中彭湃辞官回家后跟众好友的那段唱词：“那是个什么官？那是个什么官？”其中充满着愤怒黑暗、睥睨群丑的豪情和洒脱，让人顿时为之会心。

　　从歌剧《红流澎湃》的叙事框架中，我们看到了彭湃辞官、与农交友、火烧地契、发动农运等一系列核心事件构成的时间经线。与此同时，它还在序幕和尾声部分设计了彭湃在狱中的情节，以及田渔鼓这个说唱艺人出入剧情、穿插叙事的场面。这种结构方式，既有写实的集中，又隐隐透露出西方叙述体或中国传统戏曲叙事的信息，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尝试。它选择了一种跟写实或写意若即若离、似写实又写意的叙事方式，把彭湃的个性气质放到了一个极其重要乃至核心的位置，给人物抒情及独唱、重唱、合唱等声部色彩提供了开阔的空间。

　　我们都知道，在歌剧创作中，戏剧性和音乐性历来都是最为核心的命题。其基本的逻辑在于，戏剧叙事中的矛盾冲突、人物塑造及场面安排，要不断地为音乐提供动机、旋律和色彩。歌剧《红流澎湃》别出心裁，也因此独具一格，在遵循人物个性特点的戏剧逻辑中，不过多纠缠于纷繁琐碎的人情世故、错沓险恶的斗争环境，而是尽量张扬出彭湃的个性气质，并通过彭湃与妻子蔡素萍等主要角色的互动，把歌剧最本体的音乐水银泻地般铺洒开来。在重要情节中，如彭湃为革命不惜自毁家业、焚烧地契而与管家冲突，彭湃带领农友跟大反派陈宗仁、胡步清谈判时，它又不吝辞色，把紧张的局面、亢奋的场面极力推进，作出了独唱、重唱、轮唱、合唱等丰富而热烈的音乐安排。而田渔鼓适时出入剧情，不仅为音乐叙事增添了地域风情特色，同时也带着一种民间评价色彩，造成一种点到即止的留白和审美余味。

　　在歌剧领域，对于民族歌剧的概念及其厘定，其实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在此不论。但在某种相对确定的审美尺度里，交响乐队的配器及声部组合，对于承载、转化和融合民族音乐元素，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近些年来，作曲家杜鸣参与了不少优秀歌剧的创作，如歌剧《英雄》等，他对于音乐主题、旋律旋法、色彩布局等方面往往别有匠心，在融合各地的特色音乐元素方面，已是相当娴熟。在《红流澎湃》中，显而易见的是海陆丰当地的渔鼓，以及贯穿于音乐主题的某些要素痕迹；而彭湃与农交友时出现的“薅草歌”及劳动号子的色彩，蔡素萍独唱“田仔骂田公”这一段里的地域歌谣味道，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最打动人的音乐段落，是彭湃的咏叹调“起风了”“万岁共产党”和蔡素萍的“夜色已低垂”“星满天”。这几段咏叹调词曲俱佳，不仅显出游暐之作为女性编剧的情感审美方式，也充分发挥出了作曲家在旋律谱写上的擅长。如果说“夜色已低垂”和“星满天”的情感是贯穿一致的，反映出彭湃妻子对革命爱人的柔情与思念，那么，“起风了”和“万岁共产党”就是用柔情舒展的方式与慷壮豪迈的强烈色彩对比，表现出了一个志向远大的年轻人从意气风发逐渐成长为成熟老练、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的庄严过程。饰演彭湃的男高音毋攀和饰演蔡素萍的女高音都有很好的情感掌控能力，音色音域俱佳，都为音乐表现增添了光彩。

　　由于这部歌剧较为特别的结构方式，它有效地摆脱了宣叙调的纠结，而在叙咏表现及色彩性衔接上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布局，整体上是入心入耳的。像陈宗仁和胡步清密谋镇压的那几段叙咏，以及彭湃和农友们带着进行曲特点的“要把豺狼擒住，手中要有猎枪”唱段，都处理得熨帖而别有味道。虽然一定的选择难免利弊互现，比如倒叙穿插可能带来音乐隔断，偏重个性气质而对内在动机挖掘不足以致于造成戏剧张力及音乐饱满度的脱空，但整体风格的个性自洽，已说明这部歌剧的成色与成功。

　　特别让人惊喜的是，在歌剧制作倾向于写实置景、导演风格调度笨拙的某些风气之外，歌剧《红流澎湃》走出了一条质朴灵动的路线。它的叙事结构、音乐布局已然述及，而它采用钢笔画写生的舞美基调，淡雅朴素又带着浓郁的潮汕民居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导演运用彩绸来象喻火烧地契的场景、用满舞台的红灯笼来表现红流澎湃的画面，也都令人叹赏。当所有的审美追求汇聚成一个个性抒写的整体，一种民族歌剧的岭南风格也就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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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郑荣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报》新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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