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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责任，他们将《觉醒年代》看做一百年前“80后”、“90后”乃至“00后”的“超燃励志创业史”，在热血沸腾的历史体验中审视自己，收获历经坎坷却又一往无前的担当和勇气；在多元丰富的思想争鸣中回溯传统，收获海纳百川的心态和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百年前的觉醒年代，革命先驱尚在凄风苦雨中为抨击旧文化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强力倡导“科学与民主”，为传播新思想而奔走呼号；转眼间岁月轮替，我们在获得科学与民主以及全面社会进步的基础上进入了“新觉醒年代”，站在一代一代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将客观、辩证地再认识传统文化、历史作为己任，创作出《觉醒时代》这一“高分出圈”作品。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的重点剧目，《觉醒年代》从1915年《青年杂志》诞生写起，通过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历史进程艺术化、审美化的处理，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

　　部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难以摆脱高大上、假大空的瘤疾，加之这一时期距我们已有百年之遥，难免观感陌生，但又熠熠生辉，难逃被翻来覆去讲述与重现的命运，未免显得乏味。如何解放思想束缚、通过创新性表达摆脱窠臼并形成独特的品味，让新时代的观众感到新鲜和共鸣，是创作者们亟需解决的难题。《觉醒年代》立足“新觉醒年代”视野，另辟蹊径，凭借全景式的宏观历史呈现、兼具个性化和典型化的人物群像、逼真还原时代风貌的诸多细节，革新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惯例，在一众主旋律电视剧中脱颖而出。作为成功的范例，其创作经验值得总结与回顾。

　　全景式呈现宏观历史

　　一般来说，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往往从政治大事件落笔，通过对这些大事件的不断回顾和重现以确定其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而建党题材作品，不可避免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次集会以及中共“一大”召开的过程进行反复描摹，但这一“换汤不换药”式的表达却将这一题材创作导向同质化和乏味化的窠臼之中。《觉醒年代》在尊重历史和总结优秀作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建党题材剧作进行了艺术化的创新。以“草蛇灰线”式笔触将一系列政治事件缝合进二十年代初的思想、文化历史潮流中，以“多条副线”式叙事手法交错呈现众多历史人物的思想、生活经历，以“赋比兴”式表达渲染每个场景的多层含义。既有宏大的视角，又有细节的考量，《觉醒年代》全景式、多维度地把握这段历史的手法，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表达方式。

　　首先，《觉醒年代》主创们选取《新青年》杂志作为叙事切入点，并借其串联起1915年到1921年的历史，将北洋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张勋复辟、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等政治事件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等人提倡“科学与民主”、李大钊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变相勾连。浓墨重彩渲染彼时社会的思想文化风貌，不仅避免了政治事件的枯燥重述，更通过思想文化流变的过程，自然而然揭示建党题材影视剧核心主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必然性。其次，如果说《新青年》创办历程是故事主线，那这一过程中交错呈现陈独秀、李大钊、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历史人物为旧中国谋出路的个人经历，则构成了叙事的多条副线，它们于主线外“蔓生枝节”，试图在延展中触碰更广阔的历史图景。除却广度，创作者亦设置了一些隐喻、象征意味的镜头语言、台词等细节，如剧中无法满足双轮车使用需要的单轮“车辙”，联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度量衡”的举措，这一细节巧妙暗示了国家分裂致使的落后。此外还有“左倾”的蚂蚁，不落井底之蛙、被龙旗戏耍的猴子……这些细节赋予画面可够解读的多义性的同时，亦暗含了对待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态度。

　　《觉醒年代》全景式、多维度展现宏观建党历史的方式，不仅彰显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者在“新觉醒年代”背景下追求艺术创新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还有其洞察青年受众喜好的敏锐性。这段生动、立体的时代“建党史”、“觉醒史”感召着青年观众。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责任，他们将《觉醒年代》看做一百年前“80后”、“90后”乃至“00后”的“超燃励志创业史”，在热血沸腾的历史体验中审视自己，收获历经坎坷却又一往无前的担当和勇气；在多元丰富的思想争鸣中回溯传统，收获海纳百川的心态和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人物群像的典型化与个性化

　　在《觉醒年代》的宏大历史叙述中，众多风云人物携带着那个时代的纷繁和复杂粉墨登场。如何让观众在人物群像中一眼认出某个特定角色、并滋生真实感和认同感，花费了主创们大量的心思。首先，演员的选择是这个戏的重中之重，为此，主创们将形似跟神似之间的配比平衡等问题纳入考量，历时大半年，全国“海淘”，其辛苦终获回报。饰演陈独秀、蔡元培等文化名人的老中青代演员演技纯熟，饰演陈延年、陈乔年的小演员水平亦不拉跨出戏。

　　其次，在具体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创作者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做到典型化和个性化的统一。所谓“典型化”，即强调人物形象的概括性和代表性，正如《觉醒年代》中的虚构角色——郭心刚和张丰载。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到归国轮渡，二人数次针锋相对暗示了当时青年人不同的价值选择，并在此后的情节中承担了推动情节发展、触发观众情绪的作用。前者代表为国牺牲的文人志士，他身上凝聚了国人最强烈而悲愤的爱国之情，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一夜白头、郁郁而终，正是这种情感的“艺术化宣泄”，其逝世亦加速了五四运动的进程，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后者则代表新思想的扼杀者、五四运动的“递刀者”，举报话剧演出、阴谋陷害工读互助社、挑拨陈独秀与陈延年感情……得益于这一虚构的典型角色，《觉醒年代》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性得以有所保障。

　　所谓个性化即是为群像中的个体赋予自己独特动机、情感状态以及行为方式，以便角色保有鲜明的特征，快速形成“记忆点”。主旋律影视剧往往拘泥于脸谱化的创作方式，使得人物缺少个性，这便难为当下年轻的观众群体接受和认同，也无法产生所谓的共情共鸣共振，更无法建构起“共同体美学”。《觉醒年代》中的历史人物角色，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皆令人过目难忘。陈独秀既是衣衫褴褛偷吃留学生们的饭的“文人狂士”，是牢记儿子爱吃花生和南瓜子的“傲娇父亲”，亦是于“危楼”播散传单、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文化斗士”。于公，无私而孤勇；于私，随和而风趣。配角之生动立体也不输主角，文化守旧派“三人帮”成员——叫板胡适、直言直语的黄侃，身体不好、性情古怪的刘师培，既能拖着大辫子大讲中国人之精神，亦能从生活点滴细节中作高古之态的辜鸿铭，自身携带许多“记忆点”和“萌点”，俘获了不少年轻观众。对真实历史人物采取个性化描摹的方式，不仅可以通过展现人物“可爱”的一面，发掘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引发年轻人的兴趣，同时也利于挖掘角色更为丰富的人性，赋予其崭新的认知价值。即使文化、政治立场不同，其历史、文化意义，其鲜明有趣的人性无法否认。“新觉醒年代”视野下“轻语态”式表达在不知不觉中展现了历史的真实一面，也昭显了创作者们可贵的辩证、客观的立场。

　　“细节控”还原真实历史与情感

　　本剧另一大特色是其逼真的时代环境，从车马混杂的北京城街道，到优雅别致的老上海民宅，从学术氛围浓郁的北京大学，到汇聚底层民工的长辛店，《觉醒年代》以细节塑造写实的画面，以画面拼接成真实的历史长卷。

　　正如其“细节控”的称号，该剧的细节可谓又“多”又“精”。简单的一个老北京街道的镜头，便包含了骑马的军人、拿着武器的警察、卖报卖香烟的小贩、拉货的苦工、或着长袍马褂或着西服的行人……而每一个道具更是经过精心的考察和制作，小到老北京的漫天黄沙粒，经历了河北到横店的长途之旅，大到彼时的北大红楼建筑，按照1:1.2的比例原版复刻。每个演员亦在表演中小心关注着细节，饰演毛泽东的演员担心水印的自然感和真实性，索性一天到晚都穿着被水淋湿的衣服。除了道具，创作者亦尝试从民俗风情层面塑造逼真的时代氛围，如剧中人物在公共场合见面时需要鞠躬问好，陈独秀与汪孟邹重现老北京“拼锅”式涮羊肉吃法，极富时代感与生活气息。

　　《觉醒时代》试图借助这些细节，以影像的方式还原真实的历史和情感。这些在当下已经无法看到、接触到的道具和风俗，自身凝固着时间和情感经验，将其合理安置在场景中，加以镜头的再现，这些消失的物质和资料便会释放自身古老的的魅力，重新唤起国人的情感与想象。当电视剧上演逃荒民众饿殍满地，觉醒之士聚众激情演讲，北京学生举幅上街游行……眼前所观一幕幕皆是真实，心中所感一阵阵皆是苦涩，观众很难不沉浸在那段让人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中，为之流泪和动容，为之自审和反思。此时的观众既获得了与历史对话的体验，亦感受到强烈的思想震撼。可以说，《觉醒年代》以细节做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情景再现”，实现了新时代青年与一百年前前辈们的隔空对话，实现了现代观众与历史人物的共情、共鸣、共振，达到了“共同体美学”的高度。

　　“新觉醒年代”视野下的《觉醒年代》凭借客观、辩证的文化立场，真实、生动的历史呈现，富有个性化色彩、丰富人文内涵的人物群像和细腻的情感还原，梳理中国从多故之秋到太平盛世，从断壁残垣到百二河山的深层逻辑，为新时代的群众献上一场感同身受的“时代之旅”，超越了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原有的思想深度和审美水平。也许可以进一步乐观地说，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与生产亦已至“觉醒年代、新觉醒年代”矣。

　　（作者：饶曙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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