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光芒”仍是未来指向

——九家艺术机构联展梳理中国画现代人物画发展历程

与阿Q像(国画)1938年蒋兆和

绒帽老人(国画)2005年方增先

　　人物画作为中国绘画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画科，曾在汉唐主宰画坛，到了元代则渐趋衰落，20世纪以来，人物画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又重放异彩，其光彩正是源于现实的光芒照耀。日前，国内首次关于中国人物画专题研究的大型学术展“现实的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开展。近300件国画人物画代表作，几乎囊括了20世纪以来的人物画大家，全面系统地回溯了国画人物画的现代化历程。

　　展出作品庞大的体量和上乘的质量得益于中华艺术宫提出的美术馆“同行”的理念，作为“同行——2016美术馆联合大展”最重要的主题大展，该展汇集了中华艺术宫、中国美术馆、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浙江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国内9家艺术机构的藏品，以及艺术家及家属提供的许多珍贵作品，为有效利用各自场馆优势与馆藏资源，加强美术馆馆藏之间、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进行了有益尝试。

　　展览策展人、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裔萼介绍，展览分为3个板块，14个单元。策展思路在纵向上从人物画史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分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型”(1949年前)、“时代与生活的礼赞”(1949年至1979年)、“思想与语言的自觉”(1980年以来)3个板块，而在横向上则展示了多个美术思潮和流派的涨落，分别编入各个单元。“转型期的人物画一扫曾经的孤高、泥古之气，多了温暖的关怀、激情的创新。为人民传神，为时代写照，中国现代人物画犹如一部生动的视觉文献，形象地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亦反映了文化的转型与思想的变革。关注现实，贴近人生是中国现代人物画兴盛的根本，也是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向。”裔萼说。

　　南北辉映的写实画派：

　　徐蒋体系与新浙派的探索

　　中国现代人物画最突出的成就是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创立，徐悲鸿和蒋兆和功不可没。走进展厅，第一板块的经典作品之一是蒋兆和的《与阿Q像》，此幅作品作于1938年，是他融汇中西的成功探索，他在塑造其面部时，以皴擦代替了湿笔渲染，使人物的体态结构被塑造得结实有力，同时加强了中国画的特点。“抗战消弭了当时中国画坛上的种种论争，为抗战而艺术的指导思想被各种类型的艺术家广泛接受。同时，抗战使得写实主义绘画得到推行，徐悲鸿、蒋兆和、赵望云、沈逸千、吕凤子、黄少强、方人定、关山月等人，均以写实的手法，直录现实的苦难。”裔萼表示，20世纪30年代由徐悲鸿开创的写实水墨画，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强大的写实阵营，北方的代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徐蒋体系”，南方的代表是浙江美术学院的“新浙派人物画”。

　　如果说“徐蒋体系”的写实水墨人物画，重视人物形象塑造，强调造型的写实性，笔墨服务于造型，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崛起的南方“新浙派人物画”则少了素描味，多了传统水墨的韵致，更贴近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方增先无疑是“新浙派人物画”的开创者和代表。展览中，由中华艺术宫收藏的《绒帽老人》作于2005年，全身包裹着厚军大衣，头戴绒帽的老人正颔首凝思。画家用积墨法将干笔、湿笔交叉组合，浑厚度上一点不逊色于油画，但又充满了中国传统写意所独有的“畅神”。在这件作品中，方增先将书写性笔墨和意象性造型良好地结合了起来，被认为是写实水墨人物画中成功处理造型和笔墨关系的成功例证。裔萼说：“李震坚、方增先、周昌谷等人把花鸟画的笔墨用到写实人物画中，尽量把素描中的明暗去掉，潘天寿曾说过的‘把脸洗洗干净’就是此意，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周昌谷的《两个羊羔》在那时脱颖而出，影响很大，全国的院校都派老师去浙江美术学院取经，即如何将严谨的造型和笔墨情趣进行良好的结合。”

　　除了绘画实践，方增先还善于总结，他出版的一本定价1角6分、名为《怎样画水墨人物画》的小册子，为水墨人物写生技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我们都是从这本书得到启蒙的，它影响了整整两代画家。”中华艺术宫馆长施大畏表示，一手伸向西方，一手伸向传统。方增先所开创的新人物画风，影响了刘文西、周思聪、卢沉等一大批画坛健将，亦创造了南北交融的新格局。而这样一位在人物画史上承上启下的艺术家在当下被关注的还远远不够。

　　语言的自觉：

　　写意水墨和表现性水墨的勃兴

　　上世纪80年代初，“西风”袭来，一直囿于写实的中国画坛开始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的洗礼，其中，德国表现主义以其强烈的象征寓意性吸引大批中国画家，他们逐步摒弃写实手法，脱离客观叙事，以变形夸张的水墨语言表达主观感受，展览中，不乏这一时期的表现性水墨的优秀之作，周思聪和卢沉合作的《矿工图》组画标志着由写实向表现性水墨的成功转型。1980年春天，周思聪、卢沉夫妇结伴来到吉林辽源泰信煤矿采风，这是日本侵华战争伪满洲国时期集中苦力最多的矿山之一，死难了大量的同胞。他们拜访老矿工，下矿井画速写，体会矿工生活的艰苦环境，共同完成了《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随后由于卢沉生病，周思聪独立完成了《遗孤》、《王道乐土》、《人间地狱》。出现在这次大展上的《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的手法，形象粗硬扭曲，墨色焦黑干涩，构图方正满密，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此画亦成为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最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性水墨人物画经典之作。而施大畏、施晓颉在2014年创作的《洗礼——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同样使用了表现主义的手法，赋予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深刻的人文内涵和新颖的画意：虽取材于特定的历史事件，但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高度概括而富象征意味。

　　语言上的自觉还体现在写意性水墨人物画的振兴。新时期的画家们对传统意象造型法则的重新解读以及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自由借鉴，使得写意性水墨人物画得到新的发展，比如展览中田黎明的《都市午餐》就是对印象派光影和传统没骨画法的融合的成功例证。而写意水墨人物画在戏曲题材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裔萼表示，由于戏曲的高度概括性与水墨的写意性具有某种契合之处，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关良开创戏曲人物画以来，继承了传统简笔水墨的写意精神，笔墨简练，意味无穷。1980年代以来，朱振庚、韩羽、马书林等诸多艺术家在戏曲人物画创作上表现出新的探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题材愈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表现，人们享受都市生活的便捷与丰富，也承受着其喧嚣和浮躁。刘庆和李孝萱等人均以调侃、辛辣的笔触对都市报以冷峻的批判，实际上表达了他们对当代中国人生存境遇的思考。李孝萱的《大客车》描绘了百余人拥挤在一辆双层巴士上的场景，揭示了“都市梦魇”的焦虑与无助、荒诞与虚无。

　　“我相信现代人、现代题材，尤其是现实题材和写实为基础的题材，必然会出现新的水墨结构的运用。”施大畏表示，“当代画家的命题就是要表现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推动与压力，人性的桎梏与释放，人对生命的敬畏与祝福。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再来重新观照中国绘画的精神，可能就更有根据了。现代人物画也更能呈现出耐人寻味的时代光辉与意趣来。”

　　（文/李亦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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