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婚礼

　　日前读到人民日报浙江分社记者写的《扶贫，别忘了“涵养水源”》一文，其中举到的实例令人扼腕——友人回农村老家参加侄子婚礼，在侄子到女方家里迎亲那天，按风俗要给女方父母献上8斤8两的百元大钞。这对普通农家而言，压力可想而知。原以为这是个案，后来在报上又看到了一则类似新闻。一位山东农民年过六旬，靠勤劳苦干过上小康生活，可由于两个儿子先后结婚，又欠下了一屁股债务，大儿子结婚，女方要求在县城买一套两居室，买一台十几万元的小轿车，再加3斤3两百元大钞(合10万元)……

　　每逢新年，还颇有一些人陷入两难，一方面是一年难得回一趟家，但是另一方面则是回家要面对各种亲戚之间的送礼请客吃饭包红包，令一个家庭“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些都是多么可怕的“民俗”!这些送礼的表现方式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金，然后通过“民俗”包装，风靡四方。这种所谓的“现代民俗”既没有传统民俗的魅力，也缺乏精神内涵，但却能大行其道，其间的况味，值得再三反思。

　　除了结婚、过年之外，其他的人情负担，也横亘在农民脱贫的路上。记者曾在某县做过调查，除了婚丧嫁娶要请客，还有林林总总的“民俗”名目等待着农民：诸如小孩10岁、16岁，大人“本命年”的36岁、48岁、54岁过生日;孩子考上中学、大学……这些，都要请客，请客，就要送礼;围绕逝者做的文章更多，35天、49天、周年都要搞一次。逢农历三、六、九，周末、月首都有人请客。碰上“好”日子，有的家庭几口人得分赴几家赶场，一个家庭一年几千元也打不住，收到请柬，很多人连连叫苦……这些“新民俗”，都是围绕着一个“钱”字做文章，似乎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即便是给仙逝多年的老人上坟祭祀，很多小辈也是选择焚烧纸糊的冰箱彩电小汽车等一干奢侈冥物，声声呼喊着“您老就在天上尽情享用吧”。

　　农民的“因礼返贫”，很难根治。“民俗”是个似虚还实的东西，很难用强力干预。“陋俗得靠良俗治”，其他方式都不靠谱。但是怎么树立良俗，如何让良俗深入人心人际相传?这是一道艰深的课题。从哪儿做起，窃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开始“民俗学扫盲”。

　　笔者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民俗学应成为参与社会建设的主流学科》，其中说道，当今社会处于转型瓶颈期，一向被忽视的民俗学，其能发射的“微力”和“伟力”，则有可能在社会建设中担当重要角色。

　　在化解社会危机和心理危机上，民俗有其独特的伟力。华东师大民俗学家田兆元教授领衔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民间信仰遗产保护”，在带领学生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案例：宝山当地的农民普遍保留着城市化之前的城镇和乡村的信仰底色，其中的“宅神信仰”有一禁忌：外来男女不能在自家同居。但是现在必须对多余的房屋出租，以此获益，而租房者免不了有男女同居，因此获取经济收益和传统民俗禁忌就发生了冲突。做田野调查的师生们对村民讲再多的破除迷信的道理都不起作用，他们依然焦虑。最后，倒是村里几位老人用从前“宅神祭祀”的民俗招数解决了村民们的焦虑。

　　由此不妨引申开去，民间信仰、传统习俗、乡规民约之类，蕴藏着丰富的“社会管理的文化资源”，择善而取之用之，顺从民意，皆大欢喜，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管理补充”。从事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不懂民俗学将是极大缺憾。如何善用民俗资源，不能不说是一个严肃和严重的社会课题和文化课题。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倒是道德和民俗层面，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不要小看了“乡规民约”，对村镇而言，正是这些约定俗成的一地鸡毛，维持着那里的基本秩序，让人们过上安祥而有尊严的生活。

　　为什么恶劣的“新民俗”总是缺乏精神意蕴，总是“直奔钱来”?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出了问题。当一个族群普遍陷入“唯钱是瞻”的陷阱时，无论创造的是什么样的“新民俗”，总是离不开一个钱字。所以，只有“宏观上建设全民精神世界”和“微观上创举健康可行的新民俗”齐头并进，才有可能让一切变得好起来。

　　民俗是通向民族之根的秘钥，是解读民族性格的密码。民俗学之重要，怎么估值都不为过。所以我一直强烈提倡，它应该成为主流学科，前沿学科，成为与中国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显学”。如今的学术界，还是将民俗学视为可有可无的边缘学科，这是对它的价值认识不够所致。

　　让我们从建立良俗开始吧，这不但关系“农村扶贫”的形而下问题，还关系“全民精神”的形而上课题。移风易俗，是一道永久的题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移”一“易”间，一个新世界就矗立起来。当我们以民俗学的内行视角去从事“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时，才有可能“精准扶贫”——扶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之贫。

　　（作者：刘巽达，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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