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与毛泽东的故事是中国革命史上感人至深的华章。1957年，毛泽东创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以“骄杨”“忠魂”悼亡抒怀，升华了红色伴侣的忠贞形象。凝结在这千古恋情里的不仅有忠贞的爱情，更有坚贞的信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眉碗团的新编碗碗腔现代剧《骄杨之恋》，讲述的正是这样一段情义与大义相融的红色故事，塑造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焉得不骄”的女革命者形象。

在舞台上，话剧、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多种艺术形式都曾从不同角度讲述过杨开慧烈士的故事。《骄杨之恋》对题材的处理另辟蹊径，从杨开慧29年的壮烈人生中截取了她与毛泽东相知相恋以及被捕入狱至牺牲的片段。从时间节点上，该剧起于1920年终于1930年。创作者充分发挥戏曲写意的优长，在第三场结束时，杨开慧向母亲深施一礼，在红霞满天中走向爱人，而转到下一场时，却已是10年之后，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了监牢，正经受着严刑拷打。

就此而言，该剧的六场戏在逻辑上不妨视为“两场”。一场是杨开慧对“骄杨之恋”的倾情寻找，另一场是她对“骄杨之恋”的生命守护。这两场如两束强光定格了她人生中最壮丽的时刻。为了前者，她毅然拒绝了传统旧式婚姻，舍弃了衣食丰盈、出国深造的洋派生活，在革命理想加持的甜蜜爱情中勇敢做一个“真纯真爱真女孩”；为了后者，她“入魔掌人间酷刑全受遍”，但坚信“心中有火种，燎原终有期”，是如此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相比于人物原型的真实生活，舞台时空总是极为有限的。因此，舞台塑造人物既需状貌，更要传神。切口是否精准、开掘是否深入，往往决定了作品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之高下。该剧选取的只是杨开慧的两个人生截面，但剧本的细腻描写、演员的诚意表演和舞台的意境营造，则以计白当黑、虚实结合的巧妙手法，勾勒出她如流星灿烂的一生，把完整而感人的革命者形象刻印在观众心中。

欣赏《骄杨之恋》，不啻一场感悟杨开慧心路历程的精神洗礼。在两个多小时的戏中，杨开慧的精神世界逐层有序地得以展现。其中，“劝降”是重头所在。创作者用两场篇幅来表现国民党反动派对杨开慧的威逼利诱。第四场中，敌人知道杨开慧意志坚定，转而把魔爪伸向了小岸英。此时的杨开慧“听岸英撕肝裂肺将妈唤，腿发抖心发颤胸如箭穿”，在“舍不下丈夫救不下儿”的心理重压之下，她最终决定以死抗争，迫使狠毒的敌人改“武劝”为“文劝”。第五场中，叛徒任子夫奉命对杨开慧发起了另一场“攻心战”。面对巧舌如簧的诱降，杨开慧怒斥任子夫放弃信仰、出卖同志，唱响了“天地间自有春秋正气，伴日月运行生生不息”的革命正气歌。

这两场的设置既高明、有效地推进了杨开慧人物形象的升华，又把整个作品的主题渲染得更加鲜明。如果说第四场更多表现了杨开慧对毛泽东、对革命的情意之坚贞，刻画了她作为一个妻子、母亲“重情”的一面；那么，第五场通过杨开慧对叛徒的大义驳斥，表现出她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认识。在叛徒可耻面目的映衬下，杨开慧的灵魂愈显高洁。这相辅相成的两场戏也使杨开慧的革命者形象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从情义到信仰的递进和铺陈。在此基础上，当剧情进入第六场，杨开慧在就义前教育小岸英要自食其力，低吟剧中的定情曲《傻俊角》，以及慷慨赴死时情深义重的革命宣言，则让母子情、夫妻情、革命情、家国情融汇一体；自立的女儿、慈祥的母亲、忠贞的妻子、伟大的革命者形象怎不动人心魄，感人至深？

该剧紧扣杨开慧的人生片段展开，主角戏份很重且有大量的内心戏，这对演员融合剧种特色和人物性格的表演构成了极大考验。主演李梅以对碗碗腔的娴熟驾驭和含蓄雅致、张弛有度的表演风格，表现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杨开慧作为新女性的知性优雅，又以清新婉转的演唱表达了她内心之纯净、人格之高洁。无论是寻找爱情阶段撑着竹篙徐徐而行的清丽，还是身陷囹圄镣铐加身时，以链为舞的翻身鱼跃、跪步膝行，抑或怒斥敌人时疾风暴雨的唱腔，以死抗争时凄婉的慢鱼卧，都巧妙地用戏曲特有的方式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为戏曲现代戏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旋转变幻的舞台也为该剧赋予了别样光彩。随着剧情的演进，舞台上一会儿是青石错落、曲径通幽，一会儿是垂柳依依、湖莲朵朵，湘湖大地的美景跃然眼前；转过场来，忽又牢屋逼仄、铁窗森然，严酷的斗争环境赫然在目；烈士就义之时，台上白裙红绸、花瓣漫天，庄严圣洁、令人动容。这样的舞台处理和杨开慧的内心是高度一致的，从而让情节叙事特别是精神表达拥有了新的空间，对人物形象塑造起到重要的烘托作用。

总之，该剧在题材与剧种、剧本与舞台、表演与表达方面相得益彰、互相成就，在成功塑造杨开慧艺术形象、讴歌伟大建党精神的同时，展现出碗碗腔蓬勃的艺术生命力，为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增添了美的光彩。

（作者：胡一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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