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新世纪以来，“文艺批评何为”屡屡成为国内外文艺界讨论的热点。本文从媒介革命与文化变迁的纵向角度，追溯文艺批评的自律与职业批评家身份的建构历程，藉此厘清文艺批评的现实境遇；同时，在后现代文化的横向视野下，通过分析文艺批评的主体、场域与受众三个要素的嬗变，对这个问题予以审视。

早期自发创作的网络文学中并不缺乏现实题材，其中以青春情感类、都市生活类最多，一些边缘话题、私人话题和争议话题也时有出现。随着现实创作资源的消耗、市场对幻想题材的追捧、以及作者和网站对监管的规避等，网文（即网络小说）呈现出背向现实的趋势。然而，现实题材网文并未销声匿迹。近年来，扶植力度的导向、市场需求变化的推进、作者突破固定模式的写作意愿等，支撑现实题材网文再度兴起，网络文学重新面向现实。在网络文学这个涵盖面广、包容丰富的领域里，现实题材时常借用幻想手法，幻想题材也会折射现实问题，幻想和现实相互依存。健康的网络文学生态必然拥有百花齐放的格局，无论现实题材或非现实题材，都应在其中享有开放、自由、广阔的空间。

原生于移动网络的短视频实践因大众创作而繁荣，因全民观赏而流行。本文从创作动机、表现形式、审美风格等方面剖析短视频文艺创作的内在逻辑，认为大众化的短视频创作源于自我审美的本能冲动，体现出重感官刺激、轻逻辑表达的大众虚拟狂欢。在发展过程中，短视频审美一度异化为追求快感的文化奇观，又在监管治理和技术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回归主流。基于短视频文艺的现实影响，笔者主张重视其工具价值，聚焦于推动优秀作品创作，促进多种网络文艺实践形式协同创新发展。

本文研究网络时代的“微评”对文艺创作和舆论环境有可能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归纳了新媒体时代“微评”的不同形态和表达方式，以及它所代表的大众文化特点。在比较“微评”和传统评论差异的基础上，提出“第三种评论模式”，以此深入探讨“微评”带来的“评论模式”“评论方法”“传播方式”的改变，其实质是“引发话语权力的重组”。本文还对新媒体、微评和资本有可能共谋的一系列潜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对多元化的评论如何实现价值敞开和聚合给出了具体的思考。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也是批评的重要力量。但当下有些青年批评家常持一种“寂静主义”的立场，行“佛系批评”，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时代和大众脱节的问题。为使其打破纯学理的迷思和学科的局限，回归到本来最能参与和融入的批评现场，本文提出加强文艺批评的即时感的问题，即要求其能在一定时间内，快速精确地对当下发生的文艺现象作出反应，并展开生动鲜活的评述。同时，为避免这种即时的评述流于空泛，又须有一种“往代意识”，以增强历史感，让艺术真正摆脱静态的孤立，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为此，青年批评家不应一味追求批评的知识化，而要在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统一中，为推动“真批评”的产生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中华美学精神研究具有广阔的阐释与研究空间，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及审美意识传统之中，同时在文学艺术各门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焕发着无穷活力。当代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的发展，以中华美学精神作为内生动力。本文着眼于中华美学精神生成的诗学基础，以感兴思维作为审美发生的核心观念，并认为“触物起情”是感兴审美思维的核心命题，“偶然”则是“感兴”的突出特征；以理性与感性的动态和谐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特征。中国美学中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并非是对立的或紧张的，而是处在一种交融互补的状态。诗学中的“理”，不同于哲学中的“真理”，它不是经由逻辑抽象的路径，而是由审美抽象的路径得以生发的。“自然”（“天然”）的观念，在中国哲学中有深远的传统，在以诗学为代表的文艺理论领域内，

当代诗学家陈仲义教授的新著《现代诗：接受响应论》实现了中国新诗接受领域的又一理论突破。专著内化了西方接受美学批评与读者反应理论的精华，针对新诗接受的难度与困境，抓住新诗接受的独特性、开放性和边界展开了独立警醒的回应。在中西接受比较、汇通的基础上，返观古今诗歌的接受差异，讨论新诗接受主体的裂隙、局限，质疑新诗接受中的各种影响因子、难点、特殊路径、实效性与经典化，分析了“阐释共同体”的接受前提、“心得意会”的接受机制和以“趣味”为中心的接受趋势，创立了“哑铃模式”和以心动为主导的“四动”图式，建立了以形式化结构与接受响应度互动的坐标，探寻出新诗的接受尺度及好诗的“品级”系列，在诗歌接受学的现当代部分形成了独立的言说。

2019年的舞蹈艺术，在创作传承中凸显“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中、人民中、现实中挖掘创作素材，积极建构舞蹈语言、舞蹈叙事的当代表达，有效推进了优秀传统民族舞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满地表达了国家、民族、现实的情怀，丰富了“现实主义”的时代内涵与艺术表现。在学科建设、发展布局、美育推进等方面则凸显“自觉”，以历史与理论意识思考构建舞蹈学的“中国学派”“中国面相”。在新中国70年的回顾总结中，舞蹈艺术在实践中审视艺术与生活、传承与创新、实践与理论等问题，努力用优秀的艺术作品与学术成果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全面展现舞蹈艺术的文化力量与舞蹈人的文化自信。

2019年，中国原创歌剧的产量依然保持在两位数，曾经被称为“热潮”的态势已经成为“常态”。综观今年的歌剧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多种多样的题材风格下，中国歌剧正凸显出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在多层次的创作格局下，国家在场的生产模式正成为主导；在体现出地域色彩鲜明的同时，对“民族化”手法做出了多样的探索。与此同时，相关的理论评论事业也呈现出相当活跃的态势，这些都显示出中国歌剧艺术发展的整体生态发育处于一种良性、均衡的态势。

本文通过对2019年度美术界举办的众多展览活动的梳理，分别以主题展、双年展、全国美展以及学术研讨为综述区块，概述了本年度美术界的主要学术展览活动，并通过一些作品分析来勾画本年度的美术创作成果与艺术特征。2019年度美术创作、研究与展览的厚重感，因五四运动的百年、新中国成立的70年而促使人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现实；而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的举办以及美展涌现出的一批优秀作品对于新时代的审美创造，或都将成为一个新的历史界碑。

2019年度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回归理性，艺术思维又回到了电影创作的本体，艺术质量得以提升。国产主流大片中，主旋律电影升级而成的“新主流大片”，以类型创新、用小切口进行国家话语叙述和主流价值观的深度诠释获得创新性，而其他商业大片则因类型元素营造和叙事的匮乏，艺术质量呈现下降趋势。中低成本影片总体方阵逐渐扩大，延续写实精神、表达出观众的情感体验，以作者性来寻求思辨价值和人文价值，追求独特性与大众审美并重等成为其主要创新呈现。但此类影片中，悬疑、喜剧类型的创作也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话剧界围绕这些论题进行了历史梳理、理论争鸣和学术总结。话剧史学研究在不断延展中走向自省与自觉。理论研究回归戏剧本体，从现象学、后现代哲学等视角，重新审视当代剧场所涉及的有关戏剧性、文学性、剧场性、在场性等重要问题，大大深化了对当代戏剧理论前沿问题的思考。渐成热点的跨文化研究打开了中国当代戏剧理论与实践的国际视野。话剧批评聚焦现实题材，对现实主义戏剧观念不断深化。创作的日益多元带来评论的活跃，系统性、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为研究与实践提供坚实的队伍保障。以上2019年中国话剧艺术的新进展，正共同推动着中国戏剧创作与理论建设朝深层迈进。

后现代主义作为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潮中较为新近且十分重要的一个分支，显然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走向，发生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近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在北京召开“继承与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2019中国文艺评论峰会，多名专家与会发表主旨演讲，经演讲者本人同意和审定，现将发言摘登如下，以飨读者。

2019年电视剧行业是加强管理、减量提质、守正创新的一年，现实题材创作占有量压倒多数，在题材类型、精神内涵、叙事手法、人物群像、影像风格等多方面，都表现出努力开拓、深入掘进的艺术自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剧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追求史诗品格，填补了题材空白；聚焦新兴产业的行业剧以“小切口”、小人物，反映“大时代”，有力把握时代潮动、反映社会变迁；刑侦题材剧在真实案件基础上将纪实性与戏剧性较好融合；家庭伦理 都市情感剧、青少年教育题材剧聚焦城市中产家庭的养老、教育等社会焦虑，赢得了较高的话题热度；年代剧、谍战剧、历史传奇剧等在叙事艺术、杂糅创新等方面也都有优异表现。

2019年的戏曲发展进程，通过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和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的戏曲类参演剧目，可以清晰地看到题材正在走向丰富性与多样化。透过年度最值得关注的张火丁新版程派《霸王别姬》和莆仙戏《踏伞行》的演出，“演员中心”的传统创作模式正在回归。而国家艺术基金对戏曲创作的资助，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此外，当代戏曲领域还出现了明显的“传记剧”盛行的现象，其得失令人关注。

艺术成本与结构的影响因子是如此复杂、晦暗不明，它们在综合地起作用，叠加折冲，笼统的分析和判断是失效的，亟待深入到细部的实证研究。

2019年国庆档创造了多项电影票房新纪录，“史上最强国庆档”的盛况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了新的刺激和驱动力。三部电影《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紧密围绕“献礼”这一关键词，在创作内容上以新时代主流价值为引领不断探索创新；在创制模式上协同合作、集体创排、联袂参演，在影片排映上聚合式投放；在市场宣发上三部献礼片的“绑定”形态和“组合”话题，有效调动了大众的“爱国热情”和“观影热情”，爱国情感与电影消费之间实现双向联动。三部献礼片的票房佳绩说明了今天的中国观众整体审美水平、情感需求和价值标准正在迅速提升，主流价值和市场融合的创制理念正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共识。

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使命担当与电影工业体系的健全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它契合了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与价值引领的正向度关系，有利于电影产业的健康理性发展。近年来中国电影发展格局的变化表明，做强电影产业一定要回归文化产业本性，回到文化价值自身的积累和文明的传播上，更好地担负起对内凝聚人心、形成价值认同，对外展示中国形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使命。

2019年国庆期间，献礼电影创造了有史以来国庆档期的最高票房纪录。主旋律与高票房的结合，再次为中国新主流电影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持。这些影片采用个体化的新英雄形象、强戏剧性和强动作性的正剧形态以及工业化、商业化的大片模式，与近年来被称之为“新主流电影”的《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智取威虎山》、《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等影片一起，建构了主流电影的当下格局，用中国式大片体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价值”。其政治意义、美学意义和市场意义都值得研究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