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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中的“疫”叙事:云论坛发言摘编

发布时间:2020-05-09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网作者:姚睿 张斌 王敏芝 张爱凤 刘永昶 曾一果 收藏

  中国文艺评论网编者按:由广州大学影像传播研究中心、暨南大学新媒体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影视艺术中的‘疫’叙事”云论坛近日在线上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广州大学孔令顺教授主持,来自广州、上海、南京、西安等地高校的六位学者姚睿、张斌、王敏芝、张爱凤、刘永昶、曾一果参与讨论(其中姚睿、张斌、张爱凤、曾一果四位都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全国逾300名师生和文艺工作者在线参与。现将该论坛专家发言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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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孔令顺:今天论坛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姚睿副教授。他是青年珠江学者,广州大学影像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姚睿的演讲题目是:《美国疫情灾难电影的灾难想象、生态反思与阴谋论叙事》。

姚睿副教授在线视频会议发言(选段)

  姚睿:作为灾难电影独特的亚类型,疫情灾难片展现了未知病菌/瘟疫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以及人类在疫情灾难中的恐惧与救赎,确立了独特的价值观念。美国疫情灾难片在与其他类型的融合中呈现灾难想象,反思全球化时代的生态危机,通过科学反思和权力批判等视角透析生态崩坏的深层原因,提出珍视生态和科技伦理的理念。

  任何类型片都有其知识体系。爱情电影钻研恋爱心理,战争电影探究枪械知识,而疫情灾难电影的知识体系则往往借助微生物医学。美国疫情灾难电影除了将传染源归咎为美国政府的生化武器外,也常指向亚裔包括中国人,使之承担负面的“骂名”。我们要明确批判和纠正美国疫情灾难电影呈现的对亚裔的“刻板印象”和族裔偏见,也要重视疫情灾难电影的预言价值和社会动员功能,将银幕上的“谣言”和阴谋论视为一种警示和镜鉴,提醒现实中的人们继续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提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重视生态与科技发展的平衡,体现大国崛起和文化自信的担当。只有珍视生态与科技伦理,未来才不会坠入生态崩坏的文明浩劫。

  主持人孔令顺:感谢姚睿教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欢迎来自黄浦江畔的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张斌教授发表演讲:《后冷战的病毒政治:瘟疫电影中的全球化想象》。他也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张斌:瘟疫病毒的起源与终结,在电影中通常表现出一种叙事选择与价值立场。冷战时期的瘟疫电影,将病毒的武器化作为叙事的核心。在后冷战时期,瘟疫电影则将病毒的武器化转移到了生物性上。西方瘟疫电影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疾病隐喻,例如构建了地上(光明,但被遗弃或占领)和地下(黑暗,自我囚禁但庇护人类)两个世界,上帝和人类选中以拯救世界的天选之人——英雄穿梭在其中。瘟疫电影还质询了人类自身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以及人自身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抵抗。抵抗者为何变成了人类灾难的制造者?是人类的狂妄,还是上天的惩罚?这都值得我们深思。

  主持人孔令顺:非常感谢张斌教授的精彩演讲。接下来我们欢迎来自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敏芝副教授。她将重新解读韩国电影《流感》,给大家提供另外一种思路。她演讲的题目是:《瘟疫里的“他者”与回归之路》。

王敏芝副教授在线视频会议发言(选段)

  王敏芝:电影《流感》反映的灾难题材在性质上与当前人类共同面对的新冠肺炎疫情有相似之处,它所揭示的是人在现代性境遇中随时可能面临的“他者化”危险,留给我们严肃又急迫的命题。

  从叙事选择来看,除了“危机(疫情)爆发—拯救—危机解除(拯救成功)”这一灾难叙事的原型模式外,影片中还埋伏着另一条线索,那就是与病毒流行同时生成的“他者”以及“他者”的不断普遍化过程。从最初作为“入侵者”的他者——孟瑟,到作为“病毒”的他者——感染者,再到作为“秩序破坏者”的他者——所有盆塘市民,直至影片最后美方与联合国代表所隐晦指涉的他者——整个韩国人民等,他者的范围随着病毒流行不断扩大,也暗示了一个现代社会不断全球化后的疾病样本。即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种原因下被“我们”视为对立的存在,并被不同程度的“污名化”。

  “他者”演进的极端结果,是他者化了的自然,以及官僚体系在应对疫情时的道德冷漠或者称为道德立场搁置。瘟疫里生成的“他者”们,会以什么样的路径被接纳或重新接纳为“我们”?这是影片的终极追问。

  正是基于此,《流感》在疫情从爆发到平息的线性结构之上,叠加附着了“爱情萌生—为爱拯救—获得爱情”的同构性叙事,也叠加附着了“他者化—对抗与镇压—回归与认同”的潜层视角。这样的视角,彰显了对于瘟疫之中建构人类共同体的期待。而这样的期待,在当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人类或者各个国家正站在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时刻,是不断强化“他者”视角还是不断建构“共同体”信念,可能直接影响和塑造着人类未来的命运。

  主持人孔令顺:非常感谢王敏芝教授的分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接下来是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张爱凤。她的发言题目是:《纪录片〈流行病〉中的“科学传播”》。

张爱凤教授在线视频会议发言(选段)

  张爱凤:在这场全球性的战“疫”中,人类的敌人是谁?野生动物?病毒?还是人类自身的傲慢与偏见?纪录片《流行病》于2020年1月22日在Netflix上线播出,豆瓣评分8分。《北京青年报》发文称这部纪录片“适逢其时”“让我们深思疫情和未来”。

  六集纪录片《流行病》在开篇回顾了1918年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全球大流感疫情,并称“这种大屠杀不该被历史所遗忘”。纪录片通过监测流感病毒的科学家们的故事,向观众传播了流行病预防科学的理念和行动;同时聚焦通用流感疫苗的研制和推广实施中遇到的资金短缺、民众反对、法律盲点等问题,提醒观众注意流行病的防控不只是单纯的科学问题。

  在高速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类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但是一些迅猛膨胀的科技也深度侵扰了自然,破坏了地球生态。在科普类小说《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一书中,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说:“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护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与此呼应,纪录片《流行病》提出了“同一个健康”的理念,即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是紧密相关的。该片启发观众去思考:从这场疫情中,人类该吸取怎样的教训?今后将如何改善与自然的关系?毕竟人类不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物种,也不是所谓的统治者。无穷的远方,无数的生命,都和我们相关。

  这次疫情,党中央果断采取一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我国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实现了从“抗疫策略”向“防疫策略”的转变。而我们文艺工作者与研究者,也在经由影视艺术和研究抵抗遗忘、精神防疫。

  主持人孔令顺:感谢张爱凤教授,经由纪录片《流行病》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健康共同体”的理念。接下来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永昶,他更关注瘟疫题材影片由绝望与希望共同塑造的叙事形式与展示空间给观众带来的独特体验。

刘永昶教授在线视频会议发言(选段)

  刘永昶:较之常态的生老病死,瘟疫带给人类的恐慌常常在于病毒的悄无声息、难以名状,以及蝴蝶效应般的大规模传播速度。瘟疫题材电影愈是能表现这种速度,愈是能通过影像技术再塑的时空给观众的心理带来感同身受的巨大冲击。电影镜头叙事的自由调度与腾挪空间,使得影像中的病毒传播进一步加速。但是,没有节制的加速一定会让影像背离现实而走向虚幻。于是适当的叙事减速,或让镜头慢下来,可以让影片中人与人之间温润的情感恰到好处地汩汩流出,成为冷酷无情的病毒的参照系。这是我第一点思考——加速与减速:如何控制速度。

  第二,闭合与延展:如何组合时空?在人类与病毒作斗争的漫长的历史中,“隔离”被渐渐认为是最有效的避免疾病蔓延的方法。隔离区在瘟疫题材电影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存在。这些形态不一的被隔离的“生死场”,为摄影机镜头找到了人类最复杂情感和心理的聚集地。人性的光芒与黑暗,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此时都会在“隔离区”的闭合叙事中残酷斑驳地呈现。隔离的时空有利于戏剧元素的聚集与镜头画面的对焦。而当镜头从闭合的空间拉远或者转移,被隔离的时空内外也会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导演们如果能把握剪裁好病毒“围城”的不同时空,便会让瘟疫题材电影显现出众声喧哗的复调效果。

  第三,“顺流”与“逆流”:如何串联叙事?这些作品不管是将病毒与政治牵连在一起,或是将病毒与战争挂钩,甚至是借病毒故事来表现爱情,都大抵有着两条相向而行的叙事路径,一条是茫然随波却不得不探索前行的“顺流而下”,而另一条却是艰难逆行但也必须鼓足勇气的“溯流而上”。大多数影片还是遵循“拯救模式”的故事法则,一路与病毒的奔跑竞逐之后,终归给备受心理煎熬的观众们打开希望之门。与“顺流”相比,瘟疫题材电影的“逆流”叙事显然承担了影片绝大部分戏剧性的重责。仅仅是一个“病毒因何而起、从何而来”的核心问题,就吸引着局中人哪怕百转千回也要拨云见日的探寻与发现。

  主持人孔令顺:刘永昶教授带来了非常精到的文本细读和三重思考。的确,相较平淡的生活,瘟疫所带来的生死考验、希望与绝望的挣扎更能给艺术带来丰富的塑造空间。下面有请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新媒体文化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一果从生态危机的角度讲解疾病隐喻,以及人与自然生物之间的较量。他也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曾一果教授对视频会议作总结发言

  曾一果:从生态危机的视角来看,在《感染列岛》《传染病》《十二只猴子》等诸多瘟疫电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现代性话语”和“自然话语”这两种潜在话语的对立冲突。“现代性话语”是一套工具理性和科学至上的启蒙话语,全球化、城市化、科技进步、工业发达、社会繁荣、国家发展……都是这套话语的表征体系。相对而言,“自然话语”所关注的是“现代性话语”所排斥和忽略的那部分范畴——森林湖泊、野生动物和乡村社会。“现代性话语”重视的是发展和可控制性,“自然话语”重视的则是平衡和可持续性。但在强势的“现代性话语”面前,“自然”总是处于弱势和微不足道的地位。当传染性的瘟疫发生时,那些身上含有病毒的鸡、猪、蝙蝠和梅花鹿往往变得令人厌恶和需要被扑杀。

  在强势的人类“现代性话语”面前,作为“弱者”的自然不仅没有话语权,而且早已退却到边缘的位置,但它却经常冷不丁地拿起“弱者的武器”反抗人类现代性的霸权行为。“自然话语”对“现代性话语”的反抗,过去多是“有声的反抗”——通过地震、洪涝、干旱、森林大火等可见的、直接的和有声的方式反抗。《感染列岛》《传染病》等电影提醒人类,在今天,“自然话语”对“现代性话语”的反抗更多转向了一种“无声的反抗”——更加隐蔽的、微观的和不可知的甚至是神秘的方式。

  在科学至上的现代性社会,本来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全球传染性流行病不会再发生,但SARS、2019-nCoV却作为一种“神秘性的存在”,总是仿佛从天而降,给全球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在“祛魅”的现代社会,病毒以疾病的隐喻方式提醒人类,如果不尊重自然的综合平衡和可持续原则,“病毒”便会代表某种神秘的、不可知的力量谴责、惩罚人类。当然,自然话语的反抗并不是想要毁灭人类,而是要反抗那种以盲目发展和控制为主的现代性思维,让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重新回到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主持人孔令顺:非常感谢曾一果教授的精彩演讲。在自然生态中,人相较于其他生态位的生物固然是强势的,但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肆意破坏自然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而应探寻一种符合自然法则与人类发展的相处模式。

  本次研讨会,各位学者围绕瘟疫题材电影、纪录片,从生态、科学、政治、艺术等不同的视角切入,进行了深入、专业的探讨,为疫情防控增添了人文角度的思考,对科学伦理、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疫情无情人有情。此次新冠疫情,对于国家与个人而言,都是一场灾难。学者们从多维角度解析了新冠肺炎疫情这样全球化的公共危机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影响,我也提醒人们继续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珍视生态文明,尊重科技伦理,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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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中的‘疫’叙事”云论坛视频截图

  “影视艺术中的‘疫’叙事”云论坛还有互动问答等“彩蛋”哦——

  戴清:带“病毒”生存,与病毒共处——启示有意思。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Amber:怎样看待科学传播、健康传播和风险传播?在疫情研究中怎么做好区分?

  张爱凤:这三者之间是有交叉的,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内涵和外延又有不同。贾鹤鹏老师在《国际新闻界》上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可以先阅读一下!

  姚睿:科学传播为健康传播提供了向导和基础;健康传播是科学传播在受众领域的延伸发展;风险传播则可消除心理上的焦虑和负面情绪,为健康传播和科学传播提供路径。此次疫情中需要积极发挥这三者的作用。

  和美:中国科幻电影等类型片借鉴西方,相关研究与创作呼应。中国瘟疫题材影视剧创作,突出难点有哪些?如何出佳作?

  张爱凤:瘟疫题材影视剧涉及科学、政治、伦理等多方面内容,我国在此类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方面,意识和能力都比较欠缺。近些年来,国家发展稳定,人民生活总体安逸,危机意识也不够强。电影《传染病》、纪录片《流行病》等都是“非典”之后创作的,具有建构灾难记忆、抵抗遗忘的功能。此次疫情过后,期待我们国家能创作出反映疫情的优秀影视作品。

  姚睿:国内外瘟疫题材的影视剧都并非长盛不衰的类型,本身缺乏足够的目标受众。美国瘟疫电影除了经典的几部树立了标杆之外,大部分都是粗制滥造、血浆横飞、胡编乱造、价值混乱的小成本丧尸电影。西方瘟疫电影一般会与恐怖片和科幻片进行融合,中国的《大明劫》《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等将瘟疫发生的背景放置在古代,在假定性的道路上不断深入。而现实题材的影片,可以在汲取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如果选材得当,不难产生《我不是药神》这样的佳作。

  刘永昶:这方面的创作还基本是空白,但已有影视公司在策划大项目。

  松:作为一名学生,非常感谢老师们的学术分享,期待下次论坛~

  陶冶:哈哈哈哈哈哈,会议密码免疫

  任艳:学术大餐

  孔令顺:世界读书日,云聚在一起,来年再相邀!

  晓芸:分享读书,来年相邀!

  小李向前冲:感谢各位老师~期待下次再会

 

汇编:论坛主办方  

视频:牛波波、曾正一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袁正领

  审核:何美

  责编:吴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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