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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作家李敬泽，许多人常生出一种无力感。他们看得懂他写的每一个字，就是不能确知他说什么。由于习惯于追认每一种确定性，他们不知该如何评说这样天马行空似的窈邈表达。结果围绕他展开的评论，大多是由烟斗、围巾带出的他的潇洒，还有他的爱逛店和像明星。我不相信他乐见这样的评论，尤其对这本薄薄的《会饮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他们还这样。

　　与《青鸟故事集》一样，此书仍被他写成了“四不像”，但认真读过，会发现并非慢散无归，毋宁说服从于相同的理念，有着可以识别的共通的情绪基调。这种基调多元复义，很难切指。如果一定要有着落，其中至少有对人所熟悉的各种论坛、讲座或发布会的厌倦，以及自己不得不有所回应的疲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一次次不受控制地“开小差”，其实是被各种思绪引开去。当记者们自以为已将他的意见完整地写入了新闻稿，这样的“灵魂出走”适足构成一种切要的提醒，告诉人有时广庭之议真的难抵促膝之谈，更不要说许多时候，可以语达的是意念中的粗滓，只能神通的才是真思想的精华。至于那些不期精粗的灵感劈面而来，又悄然隐去，原不求人理解。用他的话，是自己与“身体里的那一群人”的默契神会。在这种默契神会中，他不免因共通的趣味得到确认而“低回伤旧事，万感付琵琶”，复常由深彻的失望反激出不忍放弃的坚持，最终悉归于热切的期待，期待能与更多人共同为这个时代将要到来的灵魂，存一卷清虚，积十分骚雅。这样的情形，又有点像古人说的“深微未必人咸识，默守心期待有年”。

　　显然，这样的感怀需要一个更宏大的主场安顿。为此，他不循旧径与常理，用别一种眼光审视当下的文学，竭尽努力地去照见它们的背面，揭出有时连作者都未必意识到的它们的底里。并且不是就事论事的那种，是不避繁碎，多方照察。特别需要表出的是，这种眼光还不总是来自文学本身，更多时候，是来自腹笥充盈造成的他对现实人事的整体性思考。具体地说，他不满足于历史的考察常被碎片化为各种不相关的亚领域，而总是想着尽其可能地将这些碎片拼合起来，以开显某种隐含的“总体性”，即一种堪称“壮阔的联系”、“隐秘的结构”和“人世间默运的大力”，为其不但能裸出物的本质，还能赋予人真的认知。基于此，他特别推崇费弗尔以下“年鉴学派”四代人反对将日常视为非历史的主张，尤其佩服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为使许多文学现象的突变、悖乱能被看成是整体性的社会变革的结果，他将许多时间投入到一般作家、批评家甚少留意的博物学与考古学，甚而突破中西的轸域，关注中外古典学乃至中西交通史这样冷僻的学问，以为要真的达到总体性的认知，非重视人性的各种变态和事物的各种面相不可。这使得他的写作虽多片段拼接，仍不乏“全史”的大格局。他让许多彼此陌生龃龉的人事在不同的密室游走，并悄无声响地追踪其灵魂的喘息，然后不动声色地告诉你，它们其实眉目相似，甚至还有着某种不可言状的神秘的联系。

　　所以不是炫博，更非骸骨迷恋。他用“会饮”为书题，是认定柏拉图、色诺芬等古希腊先哲对爱与美的讨论不惟充满着机辩和智趣，实包含着对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的重视。他们具有哲学家、政治家、悲剧诗人等多种身份，更有受智术学派影响的剧作家甚至医生，虽多高谈阔论，但凝想神之所居，所省察的无不是永归一己所有的诗意的人生。他们尽一切可能地让美成为自己的属性，然后藉此激发更广远的爱和更广大的思考，这不能不让他想到自己读过太多的先秦诸子，还有唐宋以降历代笔记小说。为着具有同样整合的视野，并同样向纷乱的世界投去深情的一瞥，他认定希腊人的雅集高会，是可以和先秦诸子的赋诗言志拍肩而笑，并相视莫逆的。

　　事实确实如此，我们看先秦诸子，虽常奔走谋食，并时时有“失职”的恐慌，但言行举止并未因此变得庸近或俗滥，对天下的关心要他们时刻砥砺自己的才智，他们也就真淬炼出精醇的思想，并口横海市，舌卷蜃楼，赢得了君王的敬重和青史的令名。且沾溉后来，既深且广，以至如章太炎所说，“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这些后来者一如自己的前辈，常常振衣高冈，酾酒庙堂，所谈大可悟道，小可观物，所著经门人弟子记录，居然也能成为“格致之全书”。后世轻薄或以为其人非能爱智，其书更远逊经史，但察其关注舆地、兵事、农桑、钱谷及一切人事物理，由形而下的器与术一力上溯，是欲将明物与明道融为一体。故魏晋以降，经学与子学已相融通；唐宋以来，时人虽仍高看柱国勋臣，更乐意做“博明万事”的博雅君子。这样的缘故，今人读其书，包括由此衍展出的笔记小说，得以实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所仰赖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是怎样受到时代的规定，并深刻塑造了后来的历史。

　　正是确认今人的言笑歌哭其实都在他们的延长线上，所以在关注纯文学同时，他时时旁及先秦诸子和唐宋笔记小说等杂文学传统，不仅精读《诗经》，甚至还想复活子部。与晚清《钦定学堂章程》保留诸子学科不同，民国《大学规程》已以哲学替代之，致有两千年历史的诸子学就此隐退。尽管其理懿辞雅，事覈言练，与夫析理之巧与博喻之富，足称古人理性思维的标杆，其言深义奥，语质文钝，不仅不为障碍，更助人“入道见志”，洋溢着浓郁的诗性，比居于正统的王官之学更具现代性，更有与现代学术文化相融通的潜质。作者是真体认到了这一点，所以对由其揭出的那些古老而基本的理论、秩序抱持着一种真诚的敬畏，认定从它们出发也就是从文明的上游出发，也就有可能理解本民族的真历史和真精神。他并相信历史有着某种复归与循环的动能，传统依然活在今人身上，它从内部和根本处照亮并指引着人，让人在变得刚健丰沛的同时，获得更广远的视野，并得以周知当下种种复杂的世相。这对理解文学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关注长时段中的边缘与碎片，会成为他当然的叙事策略。

　　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上述宏大主场和与之相匹配的叙事策略实在离自己太远了，远到像是隔了一个时空。尽管那其实不过是人所熟悉的时间被他特别加注为历史以尽其悠长，人所身在的空间被他着意延展到异域以尽其广大而已。这样的隔阂，正照见许多人确实被来去出入照例有固定程式的惯常思维和文章作法给套住了，以致气息奄奄，无力挣扎。包括那些兴冲冲登上各种笔会、论坛的作家和批评家，在这样的主场，对着自己隔代的前身或异文化的同行，他们的身形不能不说都显得单薄了，不仅不够风雅，甚至还不好玩。他们不仅没意识到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中有意思的东西，远比写出它的原始和粗鄙更具挑战性，更缺乏让自己的语言周洽自如地应对这个时代所有复杂性的能力。进而，他们不一定知道，有时候对着浩渺宇宙，悠远的历史，许多事是说与不说一样的真，与其不能直说，不如远引曲譬，尽其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高致。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和理论都显得呆定无趣，有时更只是量产丰富而已。比之眼前针脚密致又弥纶成片的锦心绣口，还有充满灵性的文本实验及足称语体家的波俏口角，不仅才情迫蹙，下的工夫也少多了。

　　或许，对着当下文坛动辄有杰作问世的荣景，《会饮记》留给写作者的启示是这样的：世界何其复杂，人的精神更难描画。与其追求显在的线性联系，不如遵循开放性原则，把文章写杂，写得不像，把更多片段、镜头连接成更具隐含性的故事，以曲尽生活立体、多元和网状的实相，这样或许更能彰显因陌生感带出的历史的弹性与张力。与此同时，写作者需要广博地学习，既周知天下万物，又能放空自己，而永远不要以主位来限指对象，成为既有“前见”与科套的囚徒。因为你并非全知全能，更无力驾驭全局，不如让文字顺着生活的逻辑，显示它自己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呈现它自己的意思和无意思，以及它大致的轮廓甚至杳无边际。

　　这个过程非常烧脑，所以能想象作者写每一篇时，一定为如何安顿无关拦的思绪而耗尽心力。在历史巨大的力量的牵扯下，他哪里有信马由缰的潇洒，有的只是被裹挟着走的不自在和不自由吧。但这种不自在和不自由，让才气纵横的作者变得谨慎而谦虚了，也因此气定神闲起来。由此，笔下澜翻的似小实大的恢弘叙事，尽管以他向往的总体性思考衡量还是零碎的，但终究给习惯于常规认知的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更让追求完满真知的他得以不断地推敲和确认了自己，在上述种种应景的厌倦和疲累中救出了自己。这个过程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若强为之说，近于波兰尼说的“默会之知”，已被他在生活和写作中认真地践行，以致成为一种与显性知识相对的缄默内隐的德性。

　　（作者：汪涌豪，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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