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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芳小说集《白色之城》:阔大视野中的灵魂审视/房伟

2021-04-27 阅读: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房伟 收藏

  (点击本页标题下方的“来源:《中国艺术报》”,查看报纸文章,链接为:http://www.cflac.org.cn/zgysb/dz/ysb/history/20210423/index.htm?page=/page_3/202104/t20210423_542822.htm&pagenum=3

 

阔大视野中的灵魂审视

——评葛芳小说集《白色之城》

  我来到苏州之后,就认识了葛芳。她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一个国际旅行的爱好者,也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这本《白色之城》是她的最新作品集,由12篇小说结集而成。12篇小说塑造的人物各异,背景不一,但都在一座座暧昧的城市或村镇中,纠结迷茫,呓语游荡。这些城市或是真实存在,或是纯粹的精神虚构之地。他们的困惑都指向——情爱与欲望,融合与撕扯、追问与放逐。这些矛盾构成了一个个缠绕的灵魂。“都市”“浪游”“迷思”,似乎是解读她的小说作品的一些关键词。作为这些小说的互文性背景,葛芳常提起“三毛”这样浪漫的流浪作家。然而,如果仔细考察,我们依然发现,葛芳的小说世界很阔大,但也很具象,她的关注点,还是在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和存在问题。

(图片来源于网络)

  “城”是小说背景里的影子。异域城市在小说文本中建构了与主人公“原本”存在于的生活形成反差,并拉开陌生距离的放逐空间。《白色之城》从旁叙述了主人公“她”在贝尔格莱德的心路历程, 《消失于西班牙》中伊丁在西班牙旅程中为漂浮的人生再次抉择,《要去莫斯塔尔吗》中的莫斯塔尔是倪小丫的琐碎日常里神秘的咒语。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了“人在走向中年时碰到的无法绕过的梗”——衰老、孤独、厌倦,随之而来的是婚姻塌陷,塌陷后却无挣扎与补救,徒留一声叹息。异域之城以一种新鲜刺激面貌,为小说人物的出走、放逐提供了合适氛围。作者将小说人物的自我诘问与思索安排为在此氛围下的灵魂羁旅,但小说最终并未设置“归宿”为小说人物旅程的终点,刻意使它在没有回声的追问中落下帷幕。这一结构也巧妙呼应了小说展现的人物困境——矛盾、缠绕,没有定局。

  “发现”问题,且通篇在“追问”,却在“解决”问题前戛然而止,是几篇小说结构线索上的共同特点。《一夜长途》中小班发现父亲的出轨事实,提出了与父亲的情人结合向父亲报复的计划,但小说却在准备向父亲摊牌的前一天结束。《五月》中李晨在情人与妻子、过去的记忆与当下的物是人非间来回拉扯,当他终于接近了他一直疑惑的关于潘雅琪的秘密,却以突发歪歪嘴病作结。《天色青青》中潜逃的武南将流浪于何处?《去做最幸福的人》中耿土元与李桂琴的关系又将做何结?《花开绣球》的林子还能再次遇到樱子把二十年前往事一吐为快吗?这些悬念盘旋在小说文本中未得解决,类似小说塑造的那些迷惘的灵魂未能找到真正的安放之地。小说的结构形式与内容相互映照,隐晦传达出小说的意图,即真诚、细致地展现庸常现实与虚构梦境,世俗道德与激情爱欲之间对抗缠绕的过程,而非结果。

  “乔平城”和“鱼行街”多次在小说集中作为背景出现,鱼行街最终被拆迁,隐喻了爱恨纠葛与意义追寻都将被埋藏在历史的废墟,要么不明不白地湮没,要么继续游荡。生活是不会给人交待的。除此之外,作者在小说中也筑起了人物内心的抽象“围城”。钱钟书先生关于“围城”有经典诠释,“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然而在小说集中,主人公们的婚姻要么支离破碎,要么形同虚设,婚姻这座围城已经塌陷,成为一个承载表面伦理意义的道德符号,却不再象征真正的责任、约束、情爱。但“围城”并未消失,而是以更为抽象的形态转移入更为私密的空间语境中。这座将人围困的“城”,便是婚姻这座实体围城塌陷之后人们“欲望”的安放。伦理规则被消解之后,随着膨胀的欲望一同出现的是彻底的困惑和无意义状态。《最后一把扫帚》中“我”认为“在家里拥有是三面墙的书和一个虚幻的世界”,《安放》中的阿丁更加迷茫,“家里的三个女人都不用他操心,孩子读书,老妈看店,朱亚进货,都有条不紊——唯独他不晓得怎样料理自己,混乱、疲惫、惊慌。”放逐欲望并不能将人解脱出无意义的现状,只有“毁灭性的美感”才能形成新鲜的刺激。小说中的人物恐惧孤独但又刻意经营私人空间,尽力回避过去的记忆却只能被回忆纠缠,从婚姻中出走却又被抢夺进另一种情欲关系中套牢。作者以极具张力的叙事,揭示出精神空虚的时代语境下,人最渴望的恰恰也是他最想逃避的东西,这种矛盾造成的自我拉扯将现代人精神围困,无处安放。

  考察葛芳小说之中不断出现的异时空,也是有趣的。巴赫金曾以“道路时空体”来讨论小说之中的时空拓展的因素。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曾总结出晚清“新小说”一系列结构方式(“珠花式” “集锦式”等等),并充分重视“旅行者”这一特殊的以旅行的历时进程串联小说的叙事者形象,比如《老残游记》的老残形象。然而,无论《西游记》《镜花缘》这样的古典小说,还是《老残游记》这样的新小说,时空拓展,都是一种物理空间的好奇心起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古典小说以之为猎奇和新鲜体验,而现代小说则蕴含着现代性“空间征服”意味。二战之后,随着“意识流”等大量心理化小说出现,开始展现出“时间空间化”意味,小说家和读者们,似乎丧失了探索外部世界的热情,转而将关注点转向了人的内化世界。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摄影:许永海

  由此考察葛芳的小说,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她的小说有时展现出广阔的时空视野(也不仅仅限于这本小说集),从茫茫南极到西班牙小镇,从蛮荒之地到繁荣之都,葛芳总是带着读者游走在无尽的风景之中,甚至可以说,葛芳的这种宏阔视野,是当代中国“国际视野”拓展的某种无意识的个体化表现;另一个方面,与葛芳小说的广阔物理地域空间相比,她的小说的艺术心理时空却是高度隐喻化、空间化的。比如“乔平城”和“鱼行街”这样的虚构之地。为了展现纠结缠绕的“迷思”主题,作者首先大量采用意识流技巧结构篇章塑造人物,打破时空界限,将回忆、当下的感受、未来的想象拧成人物主观心理。作者以细致入微的笔法发掘人物的隐蔽心理,回忆、想象与梦境呓语叠床架屋,辅之以通感技巧的应用,使文本处于虚实相生的氛围之中。其次,插叙手法的应用使小说处于不断跳跃的节奏之中,展现了人物心理在不同的时空中流淌、撕扯和纠缠。除此之外,小说集中除《最后一把扫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外,其他小说几乎都采用隐蔽叙述者叙事方式。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当然不是叙述者,而更像一个聚焦者在审视周围,也审视自我。只有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被叙事者细致地叙述了出来,他者的心理和行为活动并未被完整呈现。这种旁置的叙述使读者与叙述者及主人公一样,处于无法全知的地位,这也使小说叙事体现出了私语性色彩。

  可以说,在葛芳笔下,一座座“他城”,不过是“我城”,是一个个自造的心像,映衬着一个个浮世之中挣扎、痛苦、寻找、忧郁的灵魂。葛芳成功地用这些小说,为当代读者们带来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我们期待着她有更大的突破,期待着她写出更加精彩的作品。

  (文中图片已注明来源,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作者:房伟,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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