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被告知，你有罪，不是因为我做过了什么，或者已经被证实了什么，而是因为怀疑和想象。”

没有法定的审判，没有可指控的犯罪证据和事实，只因为曾经与基地组织有染，主人公斯拉希就被美国军方予以有罪定性，从而被强制地剥夺了人身自由，长达14年零两个月，遭受了从身体到心灵的非人折磨，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美国军方的“怀疑和想象”。然而，即便是一个真正的罪犯，也有寻求辩护的权利。这便是影片《760号犯人》叙事建构的基本构成逻辑。并且，由此构成逻辑为起点，所引发的基于自由与道德，正义与权力间的冲突与对抗，在表象故事的背后，延伸出文本之外更多的意义蕴含与思考。

事实上，围绕揭示或揭露一个事件的真相展开叙事，可以说是当代电影惯常采用的一种叙事建构与类型定位的构成范式，影片《760号犯人》在整体叙事架构上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范式。所不同的是，该片借助真实再现的故事，所要揭示的不仅仅只是故事表象背后的真相，而是蕴含在对真相追问过程中的，有关自由、道德、正义与真理的反思。

该片改编自主人公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关塔那摩日记》中的真实事件。在整体改编中，创作者采用减法的创作方式，有意识消解或削弱了原著中的其他人物关系，主要突出了四个主要人物，并通过这四个主要人物的戏剧性行动，在有效勾连起影片叙事的逻辑线索的同时，创作者更是借助人物的戏剧性行动，以及由行动所引发的价值判断，将本片的主旨，以及蕴含于主旨中的，诸如自由、信仰与真理等相关哲学命题的思考，潜藏在行动与情节的过程之中。可以说，通过蕴含明确价值预设的人物行为和动机，最大化凸显人物的个性特质，实际上是本片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

本片中，由朱迪·福斯特饰演的女主人公南希·霍兰德律师，作为“逆行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为斯拉希做辩护律师的行为，与其说是对斯拉希遭遇的同情，莫如说是为了维护内心的正义。并且，这一正义的观念，实际上是基于康德意义上的，所谓“绝对理性”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能够“产生一种自在的本身就善良的意志”1，也即是所谓“善良意志”。“善良意志”决定了哪些动机是善的，哪些行为是被允许的，可以视为是道德的行为等等。正是基于此，霍兰德律师的行为与动机本身，可以说是与“意志自律性”相符合的行为。也即是说，这一行为和动机是源自于她作为主体的“善良意志”与道德自律，并且，这种道德自律具有普遍性，并非是受外界因素支配或强制的行为，而是基于义务和责任的行为，这种行为可称之为是一种真正的道德行为。

某种意义而言，人物所持有的道德与价值取向，在根本上型塑了人物个性，以及人物与其他角色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基于此，创作者将霍兰德律师的角色弧线，设置为一种水平人物弧线。这也即意味着，自始至终，霍兰德律师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以及对这一事件的认知态度都不会改变。就叙事本身而言，水平人物弧线作为一种人物设置的叙事手段，在与其他角色的互动关系中，需要其他角色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伴随着影片的叙事进程，包括主人公斯拉希、斯图尔特中校，以及霍兰德律师的助手，年轻的邓肯律师的人物弧线，都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形态。斯拉希由质疑、隐瞒到信任，最终大胆地将自身性命托付于霍兰德，折射出他的弧线变化。斯图尔特中校则是由起初的敌对、疑惑，直至发现真相后，选择退出。这一过程中，斯图尔特对女主人公霍兰德，表现出的不仅仅只是理解，更多的是一种钦佩与尊重。而她的助手邓肯，从开始以一种不情愿的姿态，被动跟随霍兰德办案，直至承受不住外界与内心的压力而崩溃退却，最终却因为被霍兰德执着的信念，以及强大的意志力所触动，又主动归队。诸如此类，几位主要角色人物弧线的变化，都是围绕霍兰德的水平弧线而展开。

事实上，水平人物弧线的角色设置，在很多影片中都有所体现。《血战钢锯岭》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影片中，主人公道斯秉持不拿枪、不杀人的信念与价值取向，贯穿始终。最终，那些曾经因此嘲讽过他的战友，不得不因敬佩而改变，并对他投以更多的尊重。同样，在本片之中，当“退出”之后的斯图尔特中校，在圣诞前夕与霍兰德相约咖啡馆中之时，那种对曾经对手的由衷钦佩与尊重，已然不言而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该片是以“9·11”为历史背景，但是，就影片整体叙事架构而言，创作者并没有刻意渲染或放大这一历史背景，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创作层面，创作者甚至有意识地消解或架空了历史背景，从而能够有效地调度观众的注意机制，聚焦于人物行为与事件本身进行反思。在此过程中，“9·11”这一历史背景所提供的是人物行为与动机的生成逻辑，以及基于叙事的合乎情理性。影片伊始，受军方上级指令，要把斯拉希送上法庭，乃至最终判其死刑的斯图尔特中校，他所持有的坚定态度，不仅仅源自于命令，而更多的是基于“9·11”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先在的，非理性主体的认知和判断。这种认知和判断夹杂着更多个体情感的因素，虽然斯图尔特认为，自己此时的行为和动机是道德的、正义的，但是，基于情感的道德观是不稳定的，更是缺乏普遍性的。

在获得主人公斯拉希的认罪真相之后，斯图尔特意识到，所谓“法外之地”的关塔那摩监狱，实际上是美国军方权力的延伸之处，是他们滥用权力，实施暴力，侵犯人权的避风港。那些虚伪的所谓人性、自由和正义，在此“法外之地”都已荡然无存。于是，回归理性的斯图尔特，无奈之中作出了“退出”的选择，这一选择所体现出的即是“自律即自由”的理性观念。也即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主体，可以有所为，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所不为。然而，极为讽刺的是，军方上司对他的退出极为恼火，甚至冠以“叛徒”的罪名。如此强盗逻辑，由此可见一斑。某种意义而言，虽然是依据真实事件改编，但创作者并不回避自己的态度。这一情节的设置，显然是创作者表达态度的有意为之。

电影是情感与想象的艺术。虽然，就本片的风格形态而言，创作者试图采用真实再现与类型叙事相结合的一种讲述策略，但是，创作者并没有被真实再现的表达诉求所禁锢，情感的有效介入与艺术想象，可以说构成了本片一个重要的亮点。作为被美国军方所指控的，与“9·11”恐怖袭击事件直接相关者，主人公斯拉希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一次室外放风过程中，隔着高高的围栏，仅仅只能通过语言交流的方式，斯拉希结识了一位自称是来自法国的，名为马赛的狱友。随后，通过几次放风时的交流，斯拉希与马赛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莫名的友谊和信任。显而易见，在地狱般的关塔那摩监狱中，这种信任和交流是宝贵的，它在情感上成为斯拉希求生意志的心理支撑。于是，创作者用一只足球，将这种跨种族的信任和情感予以物化。此时，跨越高高围栏的足球，被赋予了诸如自由、信任等符号意味，也为压抑的生存环境增添了几分诗意。

影片高潮段落，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斯拉希的一番话尤为耐人寻味：在阿拉伯语中，自由和宽恕是同一个词，这就是为何，即使我在这里也能感受自由。在影片的最后，结束了银幕的角色扮演之后，已然结婚生子了的真实主人公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令人意外地出现在了银幕之上。斯拉希讲述了他的书在出版过程中被大量地删减，以及他回到家乡毛里塔尼亚之后的生活状态等等。相对于之前在关塔那摩监狱中，那种非人的境遇，曾经被权力扼杀的自由、道德与正义，再次呈现出人性的光芒。

1 [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11．

作者：孙承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审核：王庭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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